蜕变的苏南模式：华西村启动3年人员股份制度改革

　　华西村：蜕变的“苏南模式”|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出发地⑨

　　在苏南地区已经很难发现旧“苏南模式”的影子，而且各地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完全不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苏南的一大亮点。

　　孙梅欣刘林LL

2016年10月18日，江苏省无锡市，从华西村村口对面高楼俯瞰华西村。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中国，或许没有比华西村更“名利双收”的村庄了。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这个“天下第一村”从一个不到700人、靠悄悄加工农用具起家的苏南村庄，逐渐发展成为坐拥资产573亿元，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大型企业集团，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标本。

　　而以华西村为代表的“苏南模式”在过去四十年里也在不断自我调整。旧“苏南模式”——以生产资料的区域性集体所有制为主要经济成份、以乡镇工业为主体，通过农工副三业协调发展——帮助苏南人率先实现了共同富裕，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旧“苏南模式”却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桎梏。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出现了机制僵化、效益下降、经济活力受抑制的状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终于把整个苏南地区逼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面对危机，苏南人主动调整，乡镇企业从“家长制”的管理模式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目前，在苏南地区已经很难发现旧“苏南模式”的影子，而且各地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完全不同，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成为苏南的一大亮点。

　　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商学院教授夏永祥认为，苏南地区发展集体经济的经验，对于其他地区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不能因为过去集体经济走过的弯路和教训，而一概否定它，而是要适当保留和发展它，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夏永祥对界面新闻表示，“至于集体经济具体如何发展，各地应该从实际出发，不可照搬苏南地区的经验和做法。但是，新的集体经济必须改革，要产权清晰，政经分离。”

　　萌芽：从“冒险”开始

　　从行政区划来说，华西村属于江阴市下属的华士镇，江阴市则是无锡市下属县级市。在无锡东站每小时有1班车发往华西村，跑这条路线的长途车恐怕是全国最迷你的公交巴士——7座的SUV。从华西到无锡，只要40分钟车程，除了少量零散的游客和商人，大部分人都自驾前往。

　　无锡开往华西村的通锡高速两旁分布着大量的工厂，很少能看见农田。最近的研究资料指出，苏南地区2.80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上，仅有0.843平方公里的耕地面积（注1）。另据江苏省统计局数据，截至2016年末，苏南城镇化率已达到75.9%，远超当年全国57.35%的平均水平。

　　车开上高速不到半小时，就会看到一栋有着金色圆球、蓝绿色外立面的钢结构超高层建筑。司机说，那里是华西村最高楼——华西龙希国际大酒店。这栋投资逾30亿元、高达328米的建筑在2013年以前曾是国内第八高楼，也是中国十大最高建筑中唯一建在农村的。大酒店全部按五星级标准建设配套，顶楼还有类似上海东方明珠的观光层，可以俯瞰整个华西村。在酒店门口雕着龙和蟾蜍的巨大金色喷泉前，界面新闻记者遇到了从辽宁来此旅行的陈先生。“‘天下第一村’谁不知道呢？顺便来寻找生意的机会。”他说。

328米高的龙希国际大酒店由华西村村民自己投资建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当地人认为，龙希大酒店是吴仁宝生前的最后一大政绩。吴仁宝从1961年华西村建村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直到2003年从华西村党委书记上卸任，是“苏南模式”的早期践行者。

　　1961年，华西村由当地的一支生产大队“改建”成立，初建时人口数量不到700，集体资产只有2.5万元，欠债1.5万元。1969年，吴仁宝提出“若要富，靠工副”，暗中带领村民创办华西五金加工厂，给周边农户生产加工农用具。这可以说是“苏南模式”的雏形。在“轰轰烈烈学大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吴仁宝这种冒险的作法为华西村攒下“第一桶金”，九年时间里华西村资产达到100万元。到了改革开放之初，当大部人还在摸索起步的时候，华西村已有充足的经验和资本迅速起跑。

　　这时吴仁宝又做了一件冒险的事情。1978年，由安徽凤阳小岗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行。推行令到达江阴县后，在工业上尝到甜头的华西村，决定不再返回农业发展道路。这也和华西村的自然条件相关。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华西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包丽君对界面新闻表示，尽管地处江南“鱼米之乡”，但最早华西村占地面积仅有0.96平方公里，人均只有4分地，分田到户并不能提高收益。

　　“吴仁宝当时的观点是，农业可以提供温饱，但致富还是要靠工业发展。”包丽君回忆道，当时村里把600亩良田承包给30名种田能手，其他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发展。

2007年4月24日，吴仁宝在江苏滨海县东罾村介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次冒险客观上保证了华西村集体土地性质的完整性，避免了后来乡镇企业发展道路上存在产权不明晰的问题，为华西村将企业做大打下基础。这之后，华西村的产业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村庄开始城镇化建设，村内陆续办了十多个小型企业，农民转变为工人，楼房替代了平房。

　　到了1992年，华西已经形成棉纺、发电、锻造、化工等六大生产板块。1994年，全国大型乡镇企业江苏华西集团有限公司成立。1996年，华西村实现了家家住别墅、户户开豪车，成为国内最富裕的村庄之一。1999年，华西集团旗下的“华西股份”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成为“中国农村第一股”。

　　在吴仁宝带着村民偷偷办厂的时候，位于江阴西北的长江村也开始发展起来。长江村因毗邻长江而得名的。1972年，会计出身的长江村书记李良宝带着6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以做副业为名，办起砖窑厂。此后，李良宝又和村民们陆续办了五金厂、螺帽厂、化工厂……到1983年，全村工副两业产值突破500万元，到1993年，全村产值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江阴市继华西村之后又一个亿元村。

长江村入口。摄影：孙梅欣

　　1983年，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首次提出了“苏南模式”的概念。他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指出，苏南地区城市工业、乡镇工业和农村副业，三种不同层次的生产方式浑然一体，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一条出路。这些地区的农民依靠发展以集体经济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提升了地区的经济竞争力。

　　此后，“苏南模式”在中央的肯定和地方政府的扶持下，成为各地追捧和仿效的对象。以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等地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凭借着以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高速发展。1989年，苏南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占比达到60%。

　　变革：现代企业制度起步

　　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苏南模式”出现了式微的苗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确立了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在这之前，因为体制方面的约束，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剩余劳动力无法顺利地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但是苏南地区城镇相对密集、交通便利，因此出现大量在农村居住，到小城镇务工的“两栖人口”。同时，受小城镇聚集经济吸引，许多乡镇企业依傍小城镇建厂，农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苏南农民依托乡镇企业的机制优势成功进行农村工业化，一举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注2）

　　不过，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乡镇企业运行机制从相对优势逐步转为相对劣势，在其基础上建立的苏南农村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许多问题。一方面，集体经济产权决定了它在经营上对政府的依赖，致使乡镇企业天生因袭着国有企业的弊端，比如情面大于制度、缺乏民主、产权模糊、内控缺失；另一方面，乡镇企业规模小不利于采用先进技术，短缺经济下的结构优势相应转化为激烈竞争市场条件下的竞争劣势。

　　“乡镇企业相对于个体私营经济，在体制上是有问题的。虽然搞了一些资产承包，但本质上还是集体所有制。”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徐志明对界面新闻表示，“由于企业不是厂长和经理所有，企业的发展和他们的利益不是很紧密，慢慢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企业活力不行、发展速度也不行。”

　　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苏南经济被浙江、珠三角等地区赶超，原本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苏南企业丧失了自己的优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大批外向型的乡镇企业面临效益大幅度下滑的困境，有的甚至破产倒闭。这一时期，苏南乡镇企业的负债率高达70%以上，集体资产大量流失（注3）。

　　面对乡镇企业的生存危机，苏南地方政府开始推动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乡镇企业改制，并由此掀起了“去集体化”的浪潮。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化，长三角一体化全面提速，苏南发展路径出现了重大转向。

　　和过去相比，一个很大的不同是苏南各地的发展路径和方式出现分化。

　　比如，苏州发展起以工业园区为代表的园区经济，借助上海浦东大开发，受到了外资企业的青睐。苏州下辖县级市常熟以“服装经济”异军突起，实现了从“贴牌生产-自创品牌-争创名牌”的跃升，不仅吸引到杉杉、雅戈尔、皮尔卡丹、华伦天奴等一大批国内外名牌入驻，还诞生了波司登、梦兰等一批本地品牌。

　　江阴的特色是向股份制公司转制。到2000年初，江阴一个县级市就控股和参股8-10家上市公司，持股近20亿元，在中国证券市场上形成了概念独特的“江阴板块”。其中独立自主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交易所挂牌上市有江苏阳光、法尔胜、华西股份、兴澄股份等。（注4） 

　　截至2000年底，苏南地区已有8.5万多家乡镇企业完成改制，占乡镇企业总数的93%。改制后所取得的经济效益非常显著：2001年，江苏乡镇企业冲出低谷，收入创记录地突破1万亿元，利税达到737亿元（注5）。原先的集体企业也逐渐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并朝着多元化发展。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通过先进管理制度进行管理。通过上市公司的规范运行从而辐射到集团规范运营，这是华西股份1999年上市时最主要的目的，融资倒还在其次。”包丽君告诉界面新闻记者。随着企业逐步扩大和发展，华西集团从2003年开始进一步转型，从工业转向三产服务业，再到高科技实体领域，2016年时工业只占集团利润的35%左右，65%来自服务业。

　　“要么是精钻某一个行业做到极致，要么是放到更大的格局下进行多元发展，寻求更多专业合作。集体企业如果还保守老观念，局限在这个小范围内是不行的，不管是对华西村还是其他苏南企业，都是一样的。”包丽君说。

　　2004年，华西集团在江阴沿江拿下200亩地，投资3亿元建成化工液体仓储仓库，目前年净利润约5000万元；2005年，华西集团进军金融业，先后成立一村资本、一村资产等金融投资公司，参与投资华泰证券、江苏银行、浙江稠州银行、东海证券等证券、银行、期货类企业。目前华西集团旗下有200多家企业，涉及工业、金融，纺织、旅游、建筑、房产、海洋工程等七大板块。

　　产业多元化后，华西集团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比如，一村资本、一村资产公司总部就设在上海，华西集团在武汉、贵州、西藏等地有能源产业相关企业。据包丽君介绍，目前华西在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墨西哥等地都设有产业，今年还拿下了在莫桑比克开采大理石的合同，同时，将在当地发展异地种植经济作物。未来华西集团将主要参与医疗大健康、新能源、高端制造业、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投资。

2017年12月9日，一女工在华西村的华西棉纺厂车间忙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未来：改革还在路上

　　从上海出发，沿着沪宁高速一路向北，会发现上海、苏州、无锡、常州的乡间差别非常小，除非有路牌明示，外地人几乎分辨不出。

　　“由于城乡一体化发展速度较快，苏南的城乡差距或许是全中国最小的。”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如此评价道。

　　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底，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四个苏南城市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均已经超过51%。2017年，苏锡常三市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2.5万元，差不多是全国水平的一倍。

　　刘志彪对界面新闻表示，苏南在经历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本世纪初的三次改革后，已经在原来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各种股份合作社、经济合作社、股份公司等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大量涌现，激活了经济组织活力、动力、能力和效力，他将此称为“新集体经济”。

　　他进一步指出，苏南“新集体经济”有四个特征：通过房地产物业建设和出租，收取资产租金收入；乡镇企业改制时留下的村集体经济股份，在发展中不断增资扩股；通过村内农户承包土地的合法流转，按照现代农业、都市农业要求组建农地股份合作社，由村委会聘用种地能人，负责实现高增值农业开发；避开集体经济在竞争性领域和产业中的劣势，主动投资集体企业优势领域，为区属民营企业提供半公共产品和服务。

　　不过，要完全建立起产权清晰、政经分开、定位准确和公平分配的现代企业制度，苏南的改革还在路上。

　　比如，企业与村干部的关系千丝万缕。企查查的信息显示，江苏新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六名董事会成员中，董事李洪卫、李洪芳和李洪耀均和长江村党委书记李良宝子女同名。

　　再如，在个性化内容大行其道的今天，仍能从苏南农村看到“家长制”管理的影子。

　　和一般人想象中的农村不一样，华西村是一个围在围墙里的村子，进入大门的大马路两旁分布着整齐划一的欧式独栋别墅。长江村虽然没有围墙，但情况相似，村里分为数个组团，每个组团的别墅外观统一，以联排形式从组团的入口连至道路尽头。

2015年12月19日，华西村内一排排整齐的别墅。（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为村集体所有的企业，华西集团有限公司99.9%的股权都在华西村村民委员会手中，村民手持“原始股”。在过往的几十年里，村民账面财富累积达到数百万元，大部分收益均来自年底奖金分红。但华西村民一旦迁出户口，或者不在华西集团内工作，将失去全部股份收入。

　　具体到奖金收入分配，在2017年之前，只有20%的比例以现金发放到村民手中，剩余的80%则默认为滚动入股。这种分配形式像一把“双刃剑”，企业建设之初可以通过累积盈余滚动入股，让公司迅速做大最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账面资金和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巨大差异让村民心存不满，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年轻一代村民向外部发展的空间。

　　此外，刘志彪提出，苏南的“新集体经济”亟需进行经营结构调整，因为苏南发展的两个动力——农村工业化和出口导向型经济——都在衰减。

　　“对于农村工业化，农村的土地已经很少了，很多地方都没什么土地可用，比如苏州，整个苏州都开发完了，农村已经看不出来了。农村工业化时代农民向城市流动，这种动力已经没有了。”刘志彪说，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进入结构调整，出口导向的模式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最近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出口份额占世界的比重可能已经见顶。

　　“在这种情况下，苏南未来往哪个地方走？可能要往利用内需这个方向走，利用自己的内需发展新的一种全球化的模式，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的生产要素。”刘志彪说，他依然对苏南充满信心。“未来这个地方，可能率先在中国建立一个创新驱动的区域，因为这里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经济基础比较好、政府运作比较规范、人比较开放，有各方面的优势。”

　　包丽君对界面新闻表示，自2017年开始，华西村启动为期3年的内部3项改革，改革方向主要包含人员改革、股份改革和制度改革。

　　“过去二代村民回村工作，哪里有岗位就去哪里。从去年开始，人员开始进行双向选择，公司进行对村内外的公开招聘，村民可以参与竞聘，和村外人员满足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录取。股权方面从去年开始，村民奖金全部以现金形式发放，不再滚动式入股，同时引入合伙人制度。”

　　包丽君说，目前在华西集团有限公司的股权关系中，村民个人持股比例为24.63%，集体持股比例75.37%，未来将拿出集体持有的部分股份吸引行业人才或投资人共同成立公司，参与到上述提到的七大板块当中。

　　注释说明：

　　注1：《苏南地区耕地多功能评价与空间特征分析》，2018年5月，《资源科学》；

　　注2：《“苏南模式”的城市化及其演进》，2013年7月，《中国科学院》；

　　注3：《新苏南模式呼之欲出》，2001年《农村经济》第8期；

　　注4：《“苏南模式” 的新发展——兼与“温州模式” 比较》，2001年《宏观经济研究》第7期；

　　注5：《新“苏南模式”研究》，2004年，《商业时代》

责任编辑：万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