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博鳌发言集锦：如果美国老用美元搞制裁人民币也会起来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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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小川博鳌发言集锦：如果美国老用美元搞制裁人民币也会起来

　　来源：经济学家圈

　　#经济学家圈按：

　　第一财经记者杜卿卿说，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昨日以小川被团团围住作为结束。一路听下来让我最为感慨的是，他连日奔波于各个话题之间，不是忙于输出自己的观点，而是作为一位经验丰富、充满责任感的长者，抓住一切机会向后继者提示，该领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并分享研究和实践的方法论，以尽可能减少改革者未来后悔的机会。杜记者对周小川的评价颇为中肯。经济学家圈整理了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供大家参考。

　　如果美国老用美元搞制裁，人民币也会起来

　　4月21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举办媒体见面会，全球宏观政策、数字人民币和数字税等热点话题进行了解答。

　　会上，有记者问，您在前两天论坛上面提到了数字人民币未来肯定用于跨境支付，跨境支付肯定带来方便，我想问的是数字人民币未来是否在RECP或者“一带一路”当中跨境支付，之前碳减排会提供一些低成本的资金，您认为应该哪些方面推进这个计划？

　　周小川表示，数字人民币未来跨境方面的潜力和“一带一路”方面，我想不应该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主要是说人民币未来在跨境使用当中会不会逐步发展。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当中的使用份额会不会增加或者怎么样，意思就是是只要人民币份额逐渐增加扩展了，数字人民币自然也就跟上了，所以不是一个主要依靠数字化而发展的一种潜力或者一种魅力，实际上还是主要看人民币，人民币背后一个看中国经济，中国金融体系然后你的币制的稳定性，可兑换性、可自由使用性，同时又了人民币基本上想要买什么东西，或者是做什么用途都好用，有了人民币要买什么东西，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你要想主推一点什么东西人民币付款都可以满足的。

　　周小川认为，人民币能不能投资，手头有人民币能不能有正常的存款或者保值增值，比如说购买债券，这些上去人民币有吸引力了。但是，这个是一个渐进过程，我个人的理解一个是渐进过程，再有一个是市场主体自主决定的，你虽然推行上面可以做一些宣传，你说挺好的现在我们人民币，但是究竟人家接受不接受愿意不愿意用是属于市场参与主体自主决定的，所以也不是你单方面就能够决定的。但是我们要逐渐改进人民币信誉，改进他的可自由适用性，也要改进基础设施，包括跨境支付系统等等，这些是我们要做的。但是，终究选不选是属于人家自主的决定。

　　第三，实际上也是国际上面各种货币的一个选择，我们说很大程度上面看美元，当然也要看欧元日元英镑等等，如果大家很喜欢美元，美元这些优点可以保持的很好，可能愿意观察是不是要使用人民币的人比较少，如果美元可能因为国内比方说上次金融危机出现问题，或者其他原因出现问题，或者美国老用美元搞制裁，这样使得有一般人这美元我得找别的货币去用，这样人民币也会起来。

　　周小川称，至于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是当前主要的面向小额零售，小额零售比如说方便于跨境的小额零售，主要方便于商人、旅游者、参观访问、开一个会的小额，这些小额当然背后也象征着人民币的威信在那里，你即可以电子支付的方式方便兑换当地货币使用，也可以当地商户不用换了你就使数字人民币愿意接受，愿意接受当然可以用了，基本上在这个环节。

　　另外网购一看网店不错愿意买东西数字人民币支付可以不可以，这个东西算起来小额，真正的大的东西都在贸易投资大型的服务，这一类的东西基本上还是靠所谓的大额这种跨境支付系统，还都是以账户，以兑换有汇率在中间起作用这样的一个清算机制来完成的，所以真正的跨境方面数字化目前以服务小额为主，当然也有的国家他是想把数字货币服务于跨境贸易，也有人想的是跨境汇款，特别是外来劳工比较多的国家想服务于跨境汇款，这个当中更复杂，其中涉及到如果搞大额会不会中间有洗钱有逃税有没有反腐融资还有毒品的问题等等，我大概是这样看，所以这个数字人民币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入手。这样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面防止了目前国际上有一些声音，好像说数字人民币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多大的冲击或者破坏，其实根本没有那么严重。

　　杜记者对周小川的评价颇为中肯。经济学家圈整理了周小川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发言供大家参考。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现场，记者提问央行前行长、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如何看待最近比特币暴涨暴跌，周小川笑着回到：没搞好嘛！

　　小心比特币

　　4月1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发表了对于数字货币的最新看法。

　　问：数字人民币项目推出的背景是什么？数字人民币对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有什么影响？

　　周小川：央行数字人民币最初始的考虑是由于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互联网终端收集，可以更加方便地给大众提供支付，中国又是非常大的零售市场，又有14亿的人口，大家都希望在这方面可以走向更方便、更有效、成本更低的支付体系。

　　从这个思路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想过是否做批发系统或者发展人民币国际化。所以，从零售系统来讲该怎么理解数字货币：过去民众要付钱就是从钱包里面拿出钱来，钱包随着数字化发展变成了数字钱包，数字钱包可能就是在网络终端上使用，具体来讲很多人就是在手机上使用的，手机作为的一个数字终端里面有一个数字钱包，数字钱包可以做支付。

　　支付的时候从数字钱包里拿出来的其实既不是纸币，也不是硬币，我们称之为数字货币，我理解的数字货币最早的起始点是从这里来的。

　　我觉得这就是数字人民币的起始点，做好零售系统，把零售系统效率提高是开展所有其他业务的一个基础，这个做好了之后，批发系统等其他很多方面就有了操作的可能性。

　　同时，各种系统的市场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我想最大的需求还是在零售系统，所以总体来讲需求还是主要在国内，未来，对于跨境支付肯定也带来方便，但是初始的动机并不是要跨境，跨境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各国央行的主权货币问题等。很多国家央行防止本国外币化和美元化，也不一定希望人民币在那里起主导作用。

　　央行数字货币涉及到很多复杂的问题，比如有反洗钱反腐的要求、希望货币政策有自己的独立性等，这些问题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可以逐步解决。

　　我觉得做好基础工作，像中国14亿人口这么大的零售系统，需要做好零售系统的升级换代，升级换代很喜欢这个名字叫数字支付，因为过去银行系统说电子，其实很早就已经数字化了，数字的货币或者是央行数字货币（CBDC）其实用途是做数字支付。

　　问：央行发展数字货币，会不会造成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数据和技术更加孤岛化，下一步有什么挑战？

　　周小川：这可能是一个比一般想象中更加复杂的问题，大家都觉得如果在国内可以很方便地使用数字钱包或者数字支付，在跨境支付当中也可以同样方便，同时也高效率安全。但实际上这里需要注意，央行数字货币是以国家的央行和国家的货币制度为基础的，在跨境支付时，要使用其他国家的汇率。比如，刚开始推出时，别的国家可能在想象中认为你们的货币不怎么稳定，甚至会干脆就用国际货币或美元结算了。

　　所以，这件事实际上不那么简单，因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宏观调控的情况，都需要有自己的货币主权，有的国家汇率制度还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有的国家还有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这就是为什么跨境结算的时候不能只用一种货币，比如只用美元。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都在讨论他们不希望本国货币美元化，如果都用美元可能大家也会提出一些要求，比如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全球利益。

　　如果要美元化，美联储是否能够保证给大家提供美元的流动性，实际上是大家也看到了，2008年底、2009年初是美联储和欧央行、英格兰银行、瑞士、日本等有了货币互换，因此很多国家和中国说，也想和中国做一个货币互换以应对和预防贸易和投资流动性问题。

　　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各个国家还有各自的需求，现在我们可以做长远的设想。比如，未来全球货币可能会有向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或者更加简单的，也没有那么复杂的汇率问题和外汇管制问题，向这个方向发展可以。但是现在来讲还不行，因此，如果推出央行数字货币（CBDC）也是有很多国家都有各自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都是以本币为基础，所以在使用过程当中，还可能有汇率的问题，还可能有各国外汇政策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互操作性要考虑到上述的这种复杂性。我观察到中国人民银行在央行数字货币的发展上都想表现对各个不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各自体制的充分尊重，不去简单化冲击它们。

　　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要是看到有别国的货币在这里流通，它们有可能不高兴，有的时候干脆禁止了。不要小看这方面的问题，即便按照现有的体制——有汇率且各国外汇政策不一样，要尊重各国的货币主权，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利用数字技术，照样可以大幅度提高支付的方便性，但不是某一个货币一统天下的做法。

　　问：央行接下来对于加密货币交易是否仍然应该像原来那样保持强硬的立场？

　　周小川：中国在考虑这些问题上面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特别重视实体经济，不管数字货币还是数字资产都应该和实体经济密切结合，为实体经济服务。

　　数字货币因为支持了大量的支付，所以肯定对于实体经济非常有好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些支付实体经济就转不起来。

　　大家就要问了，数字资产到底对于实体经济的好处是什么？现在，我的脑子里还是有疑问的，所以大家就会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也经过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时有几个现象，就是说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金融的有些产品会出现问题，比如当时的影子银行，比如大家当时批评的有一些金融衍生产品，纯粹变成了几个金融机构之间的投机交易等。我们并不是说现在下结论，但是要小心。

　　周小川最新谈债务问题

　　2020年受疫情影响，“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与此同时，国际上也有一种声音，认为“一带一路”完全由中国政府指导，缺乏市场参与，沿线国家在疫情影响下也更容易滑落进中国债务陷阱。在4月19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可持续融资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圆桌会”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认为，对“一带一路”沿线项目的评估，不能充满政治化甚至阴谋论式解读，而是要真正找到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局面。

　　周小川：

　　首先，“一带一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一方面我们听到不少沿线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高度赞赏，而且提出很多新的需求，强调它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现在国际关系的一些紧张，对中国有很多怀疑的论调，也把很多怀疑的观点都放在了“一带一路”上。各种批评我估计大家也都看到很多，一个说是不是中国要借“一带一路”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另一个很重要的说法是“一带一路”可能造成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可持续的债务，因此要对债务做研究，要想办法重组，有一部分债要消债。

　　这里一个因素是由于疫情所造成的，应该说G20已经做了处理，这个处理就是缓债计划。缓债计划已经延长两次。如果说是疫情造成的问题，缓债就应该能解决问题。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提出缓债是不够的，还是要债务重组，于是G20前一段时间也通过了关于债务重组的共同框架。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由于债务重组以及消债的可能性和各种负面的声音，实际上2020年至今为止，全球“一带一路”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投资、贷款的金额，实际上是大幅下降的。这个大幅下降也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我个人也参加过一些和G20有关的议题讨论，大家感到一方面疫情所引起的困难需要重视，但是也有一种假设，有一些发展中穷国如果不用还基础设施等等这些项目的债务的话，他们就会有更多的钱来应对疫情。其实这个说法也不见得是真对，有了富余的钱究竟会去干什么，是很难说的事。

　　此外，对于这些国家给予缓债也好、债务重组也好，非常怕的就是国际上如果组织了一部分钱包括多边组织的钱，会不会用于偿还个别国家的还本付息，其中主要担心的就是还了中国的债务。此外，如果搞债务重组的话，大家很担心评级下降，因此尽管20国集团点出了73或者77个国家是符合这个标准的，是要进入缓债的，下一步可以使用债务重组的共同规则，但是这些国家也有好多根本不提出申请，一是担心它们所能得到的那点钱太少，解决不了问题，二是担心进入缓债后，它们的国际评级可能下降，在国际市场上融资反而融不来了，最后可能还是害了自己，所以有些国家权衡下来也不愿意去做这个事。

　　从中国角度来讲，外面主要的怀疑是说中国很多“一带一路”项目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项目，我个人对这个方面也没有详细的研究，但是我希望有关单位能够拿出一些统计数字，说明其实相当多的项目都是市场化运作的，都是商业上可行的，都是各个方面有需求的，而且主要是自下而上产生的。

　　我的这个看法不见得对，但是我看了一些案例，包括商务部也写了不少好的案例，金融机构都参与这些融资，也都给出了不少案例。很多项目是基层觉得有机会，而且中国实际上积累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能力和设备提供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过剩产能。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这个过程，需求一大了大家就都上，上到一定程度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过剩。过剩有多有少，多了以后大家就寻求在国际上找出路，这也是很正常的。

　　“一带一路”沿线图

　　所以中国有许多建筑方面的公司，有些提供设备的包括发电设备、变电设备、交通、机场、公路的公司，就在外面找项目，而且对方也有需求。但话说回来，这些建筑型公司或者设备提供公司多数自己口袋里都没有大量的钱，中国这些公司就开始联系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当然也有工农中建交。

　　这些金融机构当然要算账，所以条件也不能太优惠，有时候希望对方有主权担保或者有矿产品、其他方面的出口保障。这些项目都谈完了，碰到国家高层访问或者是其他机会的时候，作为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成绩。但这样一做，外面很多人就把它解释为这都是中国政府预谋的、策划的、自上而下做的项目。实际上都是自下而上的项目，而且商业机构包括出口信贷机构都是自主决策的，都不是政府事先给的任务。

　　另外，这些项目基本上靠市场发展来筹资。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现在为止，中国市场资金的价格比外面差不多平均高两个百分点左右，因为在国内发债券，是根据国内货币财政的情况进行融资，由国内通货膨胀率、国内储蓄者所拿到的回报决定的，跟量化宽松所导致的低利率、零利率市场上拿到的资金也不一样，这个资金也多数都是市场的资金。

　　西方有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阴谋论比较盛行的地方，把“一带一路”项目都归结为自上而下的政府“预谋的”，另外它又觉得你这个既然都是政府性机构，当然应该给优惠，怎么价格有时候也不够便宜等等。同时既然你是政府的钱，现在发展中国家需要债务重组，需要减债，那你们就应该减，所以这个声音就出来了。

　　说到股份，其实我们回头看一下，实际上国家也没有从财政上真正给予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很多的资本金，现在的这些资本金还有很多是过去业务发展起来由债务转的，也就是说过去都是在市场融资，最后资本金不够，有一部分转换为了股本金，所以这个性质要求我们要研究国际上所谓债务重组、减债的影响。

　　有一点是对的，国际评级机构如果一看到有债务重组、有缓债了，就开始降低借债国的评级，这样的话影响就会很大。但是即便说有人能够指挥动国际评级公司说你不能随便降评级，我看也不管用，所有的这些机构，商业性机构也好、开发性金融机构也好，都有自己的内部评级，都有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一旦减债、消债，不管怎么说从内部来讲都会降低对借款国的评级，下一步它们就不敢贷了，所以也不光是外部评级的问题，还包括自身的债务能力。

　　世界银行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债是应该消，但是世行不参加，为什么不参加？因为世行还要继续给这些发展中国家做项目贷款，如果我参加了的话，评级下来了以后，下一步发债也发不出去了，或者是价格高了，下一步我怎么去履行？这个道理你一听也都对，所以新开发银行也是这样，如果消了债以后，下一步国内融资能够不受影响吗？资本金马上也就开始缺乏，所以这套运转过程没有真正找到出路。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还有很大需求，一定要进一步搞好，但是如果在债务重组上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各种议论出现以后，有可能使“一带一路”可持续融资受到影响，还是要开动脑筋，真正找到出路。

　　另外，不应该背后藏有一些政治化的企图，不真正弄清楚是非曲折就忽悠，这样的话不利于发展。所以，一定要想出一些办法使得“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工业化投资这些发展能够真正找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并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当然整个过程中也确实要注重全球气候变化，注重绿色发展。我就说到这里，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碳配额的收费应当用于减排活动

　　在4月20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分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建立碳市场的基础框架十分重要，其设计和环节应关注四方面的因素。

　　周小川认为，碳市场和碳价格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环节。在设计和考核碳市场时，应重点关注这些问题：碳价格要能产生激励，且价格稳定；碳配额的收费价格应保持稳定，同时应全部用于减排活动和激励投资；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渡环节发生的减排活动，应给与补赏；中长期的科技发展应当得到碳市场，特别是碳期货市场的激励。

　　“如果碳市场设计的基础框架不好，其衍生的、更加高级的功能必然无法实现。”周小川表示，当前建立碳市场的基础框架十分重要。

　　周小川提醒，当下搞碳市场的积极性很高，但是很多市场参与者并没想明白怎么做。在全球赤字大幅度上升的背景下，特别要防止碳市场的钱被用于其他方面，要避免出现更大的碳赤字。

　　周小川表示，金融业自身也有实现碳减排的问题，但金融业不是耗能和碳排放的大户，因此，未来更主要的工作是要给碳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多的行业、企业上“紧箍咒”。与此同时，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发展新能源、发展绿色交通等，同时，支持科技创新，通过科技创新发明更多的减排、零排技术或设施。

　　养老金体制改革做好国际经验比较非常重要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在博鳌召开。在《迎接老龄化社会-养老金改革》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提到，中国在养老金体系上并没有积累足够的经验，做好国际经验比较非常重要。

　　周小川认为，中国现行养老金体制改革，一季度比较粗，二季度相当细，中间还存在着某些理解，还有政策分析上的问题，激励机制也不够。“做好国际比较对政策选择，对于少走弯路，对于体制优化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

　　宏观政策制定需把握好“度”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举办的媒体见面会上表示，在救助经济实体、加速复苏、克服疫情的过程中必然需要花费一定的代价。他认为，最明显的代价可能是通胀，但也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通胀。

　　周小川表示，目前全球宏观政策的溢出性愈加明显，因此全球扩张性宏观政策的影响必然会产生传导，需进一步研究它的影响渠道和形式。“宏观政策无论怎么制定都得有一个度的把握，也就是希望它所达到优点和功能最大化，同时副作用最小化。”他说。

　　谈数字税：跨境税收关注度小但不要因进谁口袋打起来

　　4月2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举办期间，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媒体见面会上对数字税相关问题作答。

　　周小川介绍，G20的讨论议题中包含数字税，各个国家的领导层参加G20的时候要对这个问题有立场态度。

　　“但总的来说，这个问题是个小众问题，真正关心的人相对比较少。因为国内现有的税收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覆盖着数字行业。最主要的问题是跨境，美国几大公司Facebook、Twitter、Amazon、Google在欧洲使用得非常多，税收（欧洲）一点都没拿着，所以引起了这个问题。”周小川说。

　　“中国当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许多的网络平台的也提供了（海外）服务，但毕竟比例很小，中国14亿人，网络服务平台还是国内使用得多，我们真正涉及到跨境税收的问题，归谁所有、收多少税、收哪个税项，大家关注度还不太够。（但）在国际上我们需要关注这个问题。”

　　周小川表示，关注这个问题时出发点明确的是：不要因为数字税的问题，特别是数字税归谁，进谁的口袋，不要打起来。

　　“打起来容易出现新的关税战，不利于中国主张的全球化，不利于多边主义。”周小川说，“如果真正为整个打起来，各家表现出来的多数是保护主义，所以要研究，得出合理的想法。”

　　周小川表示，“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不突出，研究的时候要表现出我们国际主义的立场。”

　　近年来，海外多国对征收数字税进行了探讨和实践，欧洲的矛头主要指向美国的科技巨头，成为影响美欧关系的重要因素。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3月2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奥地利、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和英国6国的“数字服务税”发起的调查，进入下一个阶段，目前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对上述国家加收惩罚性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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