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克服2018年的“大破坏”，世界就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合作框架。回想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聚首一堂，共同设计了一套合作追求共有未来的体制架构。如今也有必要重拾这一举措了。

　　然而这一次的挑战可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我们正经历着个人和社会如何相互关联的根本性变化。而我们也可以通过对这一变化的理解去积极影响其结果。

　　首先要认识到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是正从根本上转变企业、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自从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首次将这一认识概念化以来，我就清楚地认识到：对我们现有的流程和机构的修修补补根本无法起到任何作用；相反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设计以便充分利用即将降临的大量新机遇，同时免遭我们当前目睹的那种破坏。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或依赖小修小补来修复这套过时体系的缺陷，变革的力量将自然而然地绕过这些体系并发展出自身的动力和规则。

　　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经济体系。首先，物理世界已经一个被具备循环和共享经济的新数字化、互联化、集成化和虚拟化世界所大大压缩。制造业正在通过自动化，本地化和个性化进行彻底改革——所有这些都将使传统供应链变成过去。竞争越来越以不成本为基础而是更多地被功能和创新驱动。规模经济很快将失去其曾经有过的优势。最宝贵的资源是人才，而非传统资本。

　　第四次工业革命还将前所未有的力量和资源置于少数几家企业手中。如今那些领导性的数字企业正在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以传统企业无法企及的方式破坏着传统社交模式。从现在开始，掌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及通过智能系统的引导来运行大型平台的能力将决定企业和国家的力量。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驱动型自动化的不断扩散将改变就业和收入模式。工作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创新性的生态系统被自我创造出来。传统的劳动收入将被创造性任务，风险投资和先发优势的累计回报所取代。

　　全球经济互动已经不再被划分为商品和服务贸易，金融交易和投资几个大项。所有经济流动都整合进了一个实现跨境有形和无形价值交换的综合系统。政府不必对劳动力征税，而是必须开始对根植于云端的平台垄断和价值创造机制征税。

　　未来几年，国家预算将越来越多地被导向实现创新和劳动力技能重训/提升的生态系统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支出，以及支持那些受当前经济转型影响的劳动者的社会方案。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是让教育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要求，必须去强调培养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数字化素养以及同理心，敏感性和协作能力——所有这些都是确保科技始终为我所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相反。此外通过数字传递和面对面的个性化发展和指导，教育系统必须更加适合用来实现终身学习。

　　除教育外，总体的政策制定也必须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变革速度。必须开发出一系列新的协作性快速反应型治理模型以避免政府政策不断落后于技术前沿发展的状况。

　　而各国对所有这些变化的应对方式将决定其未来增长轨迹以及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显然还有其公民的生活质量。作为无边界互连的过程，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将国家政策纳入一个全球体系。当前全球化的定义是扩大多边和双边贸易；但在未来描述的则是国家数字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相关的思想和服务流。

　　尽管许多国家仍在努力追赶上一次工业革命，但他们应该认识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为面向最前沿创新的跨越提供了众多独特机会。在收获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后英国成为十九世纪的全球主导力量。而英国的继承人美国则比任何国家都更多地占据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所有权。这三次革命将世界分化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则在雄踞了多个世纪的领导地位后重要性日益下降。

　　如今全球力量均势有一次开始重整——而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既然就算是一个人也有能力造成巨大破坏，我们也就不能继续维护一个以穷富来对人进行划分的世界。对此迫切需要进行全球合作，并在更根本的层面上重新思考自由，公平和包容性的经济关系在当今世界中将以何种面目展现。

　　我们所在的世界经济论坛将于2019年1月的达沃斯年度会议上展开这一对话。而论坛作为最重要的多利益相关方平台也有能力和责任去推动这一对话，并通过我们的科学和学术网络化身为新理念的催化剂。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做准备需要持续参与并围绕可行的解决方案达成广泛共识，为此论坛希望能在未来几年为这项工作提供一套“操作系统”，因为我们认定如果要取得实效，这些对话必须涵盖所有利益攸关方——企业，政府，民间社会和青年人。对话还必须注重追求社会凝聚力，而在当今的碎片化环境下，以协调——而非合作——作为指导原则才是最有效的。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对话不能由全球和国家身份之间的错误二分法驱动。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接受自己身上同时存在的个人，爱国者和全球主义者身份。

　　在二战后国际社会为持续和平，安全和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在过去七十年中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是时候要采取新手段了。只有共同应对这一挑战，我们才能塑造一个能让所有人获益的全球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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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中贸易摩擦在2018年重塑了世界经济和金融格局，并可能在未来几年一路延续下去。但最近的情况可跟今年5月不一样，当时双边贸易协议几近达成，但美国在最后关头退出，特朗普政府开始对各类中国出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而中国也做出了针锋相对的回应。

　　鉴于受影响商品价值的可能达到史无前例的6000亿美元，因此也值得思考关税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纠正经常账户失衡——这正是特朗普的既定目标。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从多边角度看待贸易，关注一个经济体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整体平衡。而美国自1976年以来就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了。

　　美国的贸易赤字在2006年达到了最高点（相当于GDP的5.5%），但通常会维持在3%左右的水平。2017年时赤字总额达5520亿美元，也是世界上绝对值最大的赤字。当一个国家的支出超过其生产时，赤字就会上升，也意味着赤字的基础主要不是贸易，而是国内储蓄和投资行为。美国的投资相当于GDP的21%，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22%）相当，而储蓄则不到19%，远低于其他国家。

　　美国的储蓄率反映了公共和私营部门两者的行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个人储蓄率低达3%，此后小幅上升至7%——仍远低于1990年代初的水平。与此同时，公共部门的储蓄率也达到历史最低水平。美国在过去50年中仅有5年实现了联邦预算盈余，而赤字自200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平均大于GDP的4%的水平。2018年赤字额在减税和军费增加的情况下上升了17%，进一步压抑了公共储蓄。

　　而美国低储蓄率的基础则是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按照法国前财政部长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的说法，美元的主导地位赋予了美国“过高的特权”，因为这允许美国在存在极少外部限制的情况下为其赤字筹措资金，在从国外借入更多资金的同时减少国内储蓄。截至2017年底，由私人持有的12万亿美元未兑付美国国债中有一半都由外国人持有。

　　正如多边视角所表明的那样，要减少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就只有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解决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不平衡状况。随着福利支出的不受限制增长，加上美国在贸易方面的单边主义行径正考验着全球对美元的信心，这一改革也变得更加紧迫。

　　但特朗普政府依然罔顾这些经济现实并采纳了双边视角。它尝试用对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关税的方式来改善美中贸易平衡。但如果美国减少了对华进口，那么它只会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多。正如最新数据显示，其总体贸易逆差很可能保持平稳或变得更大。

　　更糟糕的是，关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在132年前所观察到的那样，“所谓自保，就是在和平时期自己主动去做那些敌人将在战时试图对我们做的事。”事实上历史充斥着高关税将经济下行拖入严重萧条的案例。即使在经济增长期，特朗普政府的关税也不仅仅是迫使美国人为进口商品支付更多的费用；还会通过扭曲商业激励因素和错误分配资源来破坏美国的生产。此外关税也难以收回，因为它们会滋生特殊利益并引发报复。

　　但尽管关税的长期成本极为高昂，但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却会令人上瘾，因为它们允许政府提供短时间的甜头而不是更艰难的结构性改革。而即使政客们故意对保护主义的风险视而不见，市场也不会从命，正如美国股市在2018年10月的波动所表明的那样。

　　至于中国方面，对多边视角的遵循令它选择通过结构改革来减少外部失衡状况。中国与美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储蓄过多而支出过少，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间它出台了一系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强化社会安全网的政策，从而促进了消费，减少了储蓄。

　　这些改革使得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在过去十年中从相当于GDP近10%降到了1%。在2018年前三个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占到了中国GDP增长的近80%，这反映出经济越来越受国内需求所驱动。通过积极减少外部盈余，中国已经证明自己并未一个重商主义势力，而是一个追求平衡和可持续长期增长的负责任全球利益相关者。

　　展望未来，中国应继续推行可以促进经济开放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通过改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而这些目标也与实现平衡、可持续增长的愿景紧密相连。

　　诚然，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发现难以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投资者——会指责说中国的开放只是些空话。但真正的问题其实并非缺乏改革承诺，而是行政上的繁文缛节。近期的一些举措，比如浙江省的“一站式，跑一趟，一张纸”改革，就表明中国正在认真改善面向所有人的商业环境。

　　而多边视角能否胜过双边手段将对中期和长期产生重大影响。多边视角显然要比双边视角更能理解贸易不平衡，正如结构改革是一种比关税更好的选择那样。毕竟外部失衡问题也只能靠纠正国内失衡来解决。鉴于中国已经接受了这一原则，无论美国选择何种道路，中国的经济都将变得更为平衡且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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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进口关税卷土重来。10月，美国对大约12，000种产品征收进口税，大约占其总进口量的12.6%；其主要贸易伙伴也报复性地对2，087种产品征收关税，占美国出口总量的6.2%。贸易紧张日益加剧，许多观察者发出全面贸易战警告，甚至说全球贸易体系都有可能崩溃。

　　当然，这不是美国近期第一次试图用贸易政策推动自己的利益。1971年，尼克松政府对所有进口品征收10%关税，以阻止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增加。后来，里根总统针对大量进口商品，特别是来自日本的产品，采取了非关税壁垒。

　　尽管如此，这些做法与最近的提高关税政策都有重要区别。首先，时机出人意料。直到2018年，全球化似乎都是一股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力量。国际贸易被认为是完全自由化的，任何贸易政策都会遭到学术界和政策圈的猛烈批评。更奇怪的是，保护主义的崛起正逢美国失业率位于50年来的低位、股市节节上涨、当年GDP增长预计将达3%左右之时。

　　关税的提高首先发生在洗衣机和太阳能面板——看上去是为了保护某些被进口竞争所伤害的国内产业。随后马上到来的是广泛的25%钢关税和10%铝关税，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重新谈判。最新一波关税专门针对中国，据说是为了解决长期以来对中国各类问题的担忧。美国的贸易伙伴各自都采取了应对措施，给美国国会和共和党带来政治代价。

　　美国近期的贸易政策似乎受到两项重点的推动：保护进口竞争行业的美国就业，以及解决对世界贸易组织没能解决的当前贸易体系的失望。第二项动机让当前的保护主义不同于近期的其他几次保护主义——也更加危险。

　　毕竟，尽管早已过时，但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就业不是什么新鲜事。大部分决策者现在都认为，对于开放且不断改变的经济中的失业工人，再培训和重新配置补贴等国内政策更加有效。NAFTA的重新谈判只带来了次要的修改，这一事实就是明证。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当前贸易体系存在各种缺陷。事实上，发达经济体贸易已经完全自由化的说法只有在你完全只关注关税，而忽略了“境内”措施时才成立。这些措施更加难以衡量，更不用说解决了。它们包括阻挠跨境投资的监管限制、本国行业补贴、抑制服务贸易的牌照要求、限制电子商务的隐私要求、对干扰向内直接投资的外国所有权的限制、以及通常包括转让知识产权在内的严格的合资要求。如果说有哪个领域各国和各政党达成了广泛共识的话，那便是跨境交易和监管大有文章可做。

　　理论上，这些问题应该通过在世贸组织进行的多边谈判解决。而实践中的处理方式是特事特办，通过缓慢的、过于官僚的流程来解决，常常无法触及到问题的根源。

　　今天的贸易纠纷的中长期影响仍有待观察。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等仿真预测，最近的提高关税政策对美国的影响很小，对中国影响略大。至于“全面”贸易战——对所有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征收25%关税，反之亦然——其影响会略大，但也绝没有达到灾难性的程度。

　　更大的危险在于今天的政策变化将会不断地创造不确定性，从而减少投资。学者们一再证明，总投资对于经济环境的感知变化十分敏感。比如，研究发现，给定地区的投资甚至可能因为本地运动队的胜败而受到影响。现在，我们考虑一下目前的情况，对于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不确定性日益升高。不消说，这对于投资的影响不可谓不令人恐惧。

　　此外，美国和中国等大经济体能够从当前的变局中生存下来——当然也要付出代价——而小新兴经济体的损失将更为惨重。对许多小经济体来说，贸易是摆脱贫困的良方。它们遵守世贸组织共同规则，以此抵挡国内游说集团和特殊利益，实现经济发展。如果多边贸易体系崩溃，全世界保护主义利益也将没有立足之地。

　　对当前局面的一个乐观看法是它会让各国坐在谈判桌前，最终形成更有效的多边体系。这套体系可能将包括世贸组织改革、服务和电子商务贸易自由化、限制补贴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协定，以及更深入的跨境监管协作。

　　乐观者肯定会拿20世纪80年代来作比较，当时，全球贸易体系因为美国和日本之间的紧张加剧而受到挑战。但它没有崩溃，而是战胜了纠纷，变得更加强大，为过去三十年的超全球化奠定了基础。也许未来的国际贸易也是如此。

　　也许不会。对那些担心贸易的未来的人来说，2019年唯一的确定性是，这将是令人紧张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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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科技企业主宰力量日益增强，这引发了一场关于效率和市场权力之间权衡的争论。市场结构的变化对未来创新和财富分配意味着什么？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主办的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在经济政策讨论年会为这些问题提供了非常出色的文章和评论。

　　对于效率和竞争问题，已经有了不少颇可关注的要点。马里兰大学的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指出，在过去12年中，新企业进入市场的速度显著下降。

　　佛罗里达大学的杰伊·里特尔（Jay Ritter）指出，首次公开募股（IPO）也出现了下降。

　　这些发现表明，年轻公司越来越愿意被收购，而不是试图成长成大型上市公司。与此同时，尽管生产率差异有所扩大，许多行业的退出率保持相对平稳。换句话说，较弱的生产商并未被逐出市场，这意味着经济的许多部门缺乏活力。

　　与此同时，市场集中指标在美国的多个行业有所上升，尽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还不清楚。对于欧洲的市场集中度是否也在上升还存在争论，欧洲的反垄断政策比美国更加严格。

　　类似地，公司营利能力似乎也是美国强与欧洲；但这意味着什么也不是很清楚。一些人认为这表示美国产业垄断程度增加。也有一些人认为这表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超级明星企业创新更多，收获了生产率提高的好处。但果真如此的话，你仍然必须面对世界总体生产率增长低迷的现实。如果创新如此高的话，为何生产率增长仍然如此缓慢？

　　集中破坏

　　在我们转向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我们知道什么。当前研究表明，集中并不反映市场权力，而是反映了市场份额朝管理更好、创新更强的企业转移——即吸引到最好的员工的企业。高度聚集的少数超级明星企业，实力也变得卓尔不群。

　　这似乎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表明企业通过变得更有效率赢得市场份额，而不仅仅是抢夺其他企业而反垄断当局坐视不理。你可能预期市场集中/垄断会导致价格上涨，但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多。当然，企业可能改进了效率但并没有省钱，这样的话，即使保持价格不变也应该引起关注。

　　另一个发展趋势是软件和知识产权等“无形物”变得日益重要，西北大学的尼古拉斯·克洛泽特（Nicolas Crouzet）和詹尼斯·伊博尔利（Janice C. Eberly）认为这可能促使市场集中度上升。此外，在区分了不同行业后，他们证明更高的集中度在某些部门与生产率提高相关，在另一些部门则与市场权力提高有关。在面向消费者的行业，克洛泽特和伊博尔利发现了生产率提高的现象，而哈佛商学院的埃尔贝托·卡瓦洛（Alberto F. Cavallo of）认为消费者从更低的价格中获益。广泛地说，要点在于我们无法确定集中度的提高有害于消费者。

　　尽管如此，医疗保健业的例子令人警惕。该行业也是高度集中的行业，但主宰企业似乎倾向于挤出消费者，并且并未全部表现出很高的生产率水平。因此，问题在于今天其他部门的高生产率超级明星企业是否也会走上同样的路。毕竟，Facebook和谷歌等知名市场领导者一直免费提供许多产品（这显然有利于消费者），但它们的业务模式引起了诸多紧迫问题。

　　比如，你必须思考这种用个人数据换取服务使用的交换是否构成公平交易。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公司向谁收钱来提供服务，以及这些成本（如你被迫观看的广告）是否重新引导到消费者身上。

　　当前安排是否可以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目前，用户获得免费服务，作为交换，他们需要观看广告并让渡数据；企业付钱给平台获取这些客户，平台以它们的创新服务换得巨大的客户网络。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尚没有答案的问题，即从长期看这是否能维持这些市场的活力。

　　FAANG出局

　　下一个重要问题是关键行业的结构是否在拖累投资、研发或创新从超级明星企业的扩散。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创新主要受报酬推动，不管是在行业内还是“野路子”，另一个推动因素是未来竞争威胁。因此，即便你并不是特别担心今天创新集中的影响，也必须考虑它是否会威胁到未来的活力。

　　在这里，我认为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新市场进入者的比率越来越低，年轻企业被收购的比例越来越高。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些收购主要是被主宰企业用来扼杀或吸收可能构成未来竞争挑战的产品。制药行业有大量这样的例子；但我们还知道，FAANG（Facebook、亚马逊、苹果、Netflix和谷歌）也会在必要时采取这样的做法。

　　除了扼杀报仇，这一行为还会阻挠风险资本家的融资，眼下，风险资本家流行大科技企业主要产品周边的“杀戮区”。目前，风险资本家对于任何落在杀戮区的产品和企业的融资都会犹豫再三，因为看不到增长前景——只有被收购这一锤子买卖。

　　主导行动方的另一个大优势是垄断接触客户的渠道或利用客户的数据的能力。麻省理工学院的鸿儒（Hong Ru，音译）和安托内特·绍尔（Antoinette Schoar）指出，公司可能在利用数据洞察个人行为，从中攫取租金。当今市场领导者的另一个明显的优势是网络效应产生的锁定（lock-in），这会带来赢家通吃的结果。

　　在先占优势如此巨大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再也见不到过去企业仍在争夺经济的关键部门的市场份额时那样激烈的竞争。一个相关问题是亚当·斯密在250年前所提出的问题。随着企业总数的下降，暗地里甚至明晃晃的勾结的风险就会变得更大，既包括与客户的冲突，也包括劳动力和中间产品市场上的冲突。

　　也许最大的担忧是技术扩散速度的下降。当前数据表明，新思想并没有从超级明星公司散播到整个经济中。一些企业表现出强劲的生产率增长，行业内生产率差异也在扩大，但我们看到，总体生产率增长有所降低。低扩散速度的原因不一而足，如知识产权（IP）保护和企业间劳动力流动约束等。但不管原因为何，显然我们更应该担心生产率的未来而不是现状。

　　失业的大多数

　　最后一个担忧是不平等性。简单说，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最高收入者集中在少数企业中，而剩下的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赚钱机会。换句话说，不是每家企业的少数顶层都能得到丰厚的报酬，而是少数超级明星中的很多人能够得到丰厚的报酬。问题在于这是否应该让我们好受一点。

　　显然，这两种情况都不那么令人好受。越多高技能人才集中在一小撮超级明星企业，落后者就越困惑为何“精英”什么都可以逃避。攫取大部分果实的人，恰好都集中在那么几家公司中，而不是广泛分布于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这很难让人觉得公平。

　　至于落后者，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警告说，斯密问题的一个变体，即少数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共谋，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至少在某些市场中，我们看到的是买方垄断（只有一个买家）而不是卖方垄断（只有一个卖家）。在劳动力市场，拥有买方垄断地位的公司——或者与其他企业暗中勾结的公司——能够给总体工资制造下降压力。

　　克鲁格怀疑，买方垄断力量“可能一直存在于劳动力市场，而传统制衡力量……在近几十年中有所式微。”在工会成员数量每况愈下的同时，公司越来越多地从事削弱工人议价能力的活动——如不完全条款和第三方派遣等。

　　能做些什么？

　　在研究了市场集中、创新和收入分布等方面的数据后，现在我们应该转向这些趋势的政策含义。在我看来，决策者应该特别担忧超级明星企业的今天行为可能影响所在行业明天的竞争。政客和监管者应该仔细研究IP和专有数据汇集（proprietary agglomerations of data）被用来扼杀竞争和阻止新知识和技术在部门间的扩散的问题。他们的政策工具考虑也应该超越传统反垄断范畴。

　　比如，有人认为个人应该对自己的数据拥有权利。这有可能改善扩散，因为企业将变成数据的买家而不是卖家。个人将不再锁定在一家平台，可以把数据分散给竞争企业。决策者还可以推动平台之间的互操作性，从而限制用户被锁定在某个平台。

　　至于劳动条款，决策者可以用多种方式干预。比如，可以针对“无竞争”合同采取反垄断手段，这种合同本质上约束了交易（在这个情形中是劳动力）。类似地，可以采取行动削弱执业资格机构的权力（如美容师或水管工），这些机构往往被极少数人所把持，他们通过保护主义大获其利。为什么已经获得某个执照就应该成为你制定执照颁发规则的人？我们可以认为应该由更加中立的机构决定执业资格的程度。

　　央行的棘手任务

　　无论如何，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化的最重要的效应是央行业务的政治经济学。由于担心技术变化、工作质量下降，以及超级明星企业所带来的破坏，人们有的是理由感到不快乐。尽管失业率很低，但很多工人仍然不快乐。他们深陷非超级明星企业，形成了一种普遍存在于大萧条后的针对精英及其政策日程的怨恨。

　　此外，在所有精英中，央行官员出境最为不利。大部分央行官员拥有博士学位，说着很少有人听得懂的话。他们是最典型的“无根的公民”，定期在偏远的巴塞尔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全球金融环境和货币政策的系统性影响。很多人相信，他们不会谈及普罗大众，除非是关于通货膨胀的讨论。

　　毫不奇怪公共信任度下降得如此剧烈。普通公民很少能够理解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复杂权衡，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糕的是公众对华尔街援助的怨恨以及对央行官员只顾全球不顾国内的印象。诚然，思考这些问题是所有央行官员的职责；但这一职责日益受到不在其位者的质疑。

　　央行业务已经够困难了。但更难的是当有政客试图通过攻击你捞取政治资本时。你不必嫉妒央行官员，他们需要在当今不信任和嘲讽的环境中如履薄冰，而当今的环境则是经济中更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的产物。

　　央行官员能够赢同时回公众信心，保持全球经济稳定，并找到办法协调无处不在的技术破坏吗？这将是2019年及其后未来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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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经济需要大心脏。决策者时刻监控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格局，预见瞬息万变的变化及其所蕴含的波动和不确定性。当前政治和经济动荡表明，某地某事的冲击可能波及既远且广，新兴经济体尤甚。

　　要想保持领先，决策者必须将国际合作置于短期国家利益之上。但在过去两年中，政策分歧以及缺乏协调已开始给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的下行风险。各种因素正在形成一场完美经济风暴。

　　首先，美联储用升息收紧了流动性，而美国财政部的顺周期政策（减税和增支）刺激了总需求，也推高了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此外，美国对中国和欧洲的贸易政策也对全球贸易起到了抑制作用。因这一政策组合，美元出现升值，流入新兴经济体的资本流开始减少。

　　对于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现在的危险在于爆发全面贸易战可能抹杀其在最近几年所取得的大部分社会经济进步。几十年来，新兴经济体通过融入国际贸易刺激增长、减少贫困。如今，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一有益周期是否正在进入尾声。

　　新兴经济体已经融入了全球供应链，这些国家额决策者也必须更加积极地影响贸易结构、支持基于规则的全球体系。要在波动中维持增长和稳定，它们应该注重强化经济基本面，而不是追求不可持续的速效药。甚至短期问题也应该用更长期的思维来解决。

　　最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必须找到共同的声音，对立的升级有可能让它们无法抵挡逆境。十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全世界决策者拿出了政治勇气采取集体行动阻止了全球萧条。没有理由今天的应对方式有所不同。

　　事实上，国际社会直到2015年还能聚集在一起，以一个声音发声，达成了巴黎气候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DG通过真正的合作制定，这次合作体现了参与者的乐观态度：贫困可以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基本消除，所有人都能享受到增长与繁荣的果实。

　　仅仅三年后，乐观便再难维持。世界用一个声音发声的概念好像已是陈年旧事。合作被零和单边主义取代，政治领导人日益陷入了国内的短视、顺周期和民粹主义政策的囹圄。即使他们的目标是纠正立法失衡，决策者仍必须时刻牢记，再平衡可能带来影响深远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当调整绕开全球规则的话。

　　2018年10月，印度尼西亚举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集团巴厘岛年会，来自189个国家的财政和货币官员齐聚一堂讨论了本文所提及的许多问题。一个压倒性的一致意见是，必须保护多边主义精神的生命力。

　　印尼总统维多多在巴厘岛全体大会上发表演讲，在强调必须从冲突转向合作时，他总结了当前的情绪。当政治要人汲汲于彼此竞争时，就无法看到将会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眼前的危机。成为全球经济沉船上最有权力的人根本毫无意义。

　　我们正面临不断恶化的全球威胁，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堪称几十年来最紧张，这带来了诸多新问题。维多多观察道，今天的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就像是HBO热门剧集《权力的游戏》。专注于彼此对立的“豪门”对来自北方的生存威胁丝毫不觉，我们的真实世界决不可犯同样的错误。

　　印尼从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大崩盘中吸取了很多教训；那就是，我们必须时刻专注于改革和全球合作。因此，在过去二十年中，印尼做出了重要的变化增强其经济恢复力，确保经济管理更加审慎。因此，印尼经济的总体情况仍然相当看好，即使全球经济阴云密布。

　　印尼政府预感到全球波动时期可能会相当漫长，它将继续加强政策组合与其他当局的合作——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家级的合作。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打造更强大的经济基础，以保持增长势头、保护社会中最贫困、最脆弱的群体。在全球不确定性深化的时代，我们必须专注于共同利益——并一起追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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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年，相对于其他任何政策领域，贸易受到了更多的扰乱。一系列过去被认为是古老，技术性，且相当无聊的事如今都占据了新闻头条、杂志封面，甚至登上了约翰·奥利佛（John Oliver）HBO的《上周今夜秀》。那些传统上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选民现在都在赞叹自己的先见之明，而那些过往并不以拥护自由贸易闻名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和法国——也纷纷以全球贸易体系的捍卫者自居。

　　不过我们也有必要探究一下究竟有多少东西真正被扰乱了。总统特朗普确实将美国从原本包含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撤了出来，但其余11个签署国已经实施了大部分协议，同时也为美国的重新加入留了后门。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表示有兴趣加入，该协定可能最终会远远超出当初设想的范围。此外，更新过后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如今被称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议》——也主要参照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模板，该模板已经包含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添加了一些值得留意的补充。

　　与此同时，欧盟已经与加拿大、新加坡，越南和日本实施了自由贸易协定，同时正在与澳大利亚、墨西哥，新西兰，东南亚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以及其他实体就相关协议展开谈判。由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组成的太平洋联盟（Alianza del Pacífico）正持续扩大其在拉丁美洲的贸易以及其他伙伴关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亚太地区迅速发展。而非洲联盟在实施《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也取得了更大进展。

　　简而言之，全球贸易推进更深层次融合和更高贸易标准的趋势仍在继续。纵使特朗普政府以不可预测且意想不到的方式部署贸易救济措施，实施针锋相对的关税，重新引入进口配额同时对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施加严重限制等行为确实造成了很大困扰。但最终特朗普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修订实际上可能有助于扩大美国国内对贸易的支持，因为许多最忠诚的特朗普支持者传统上一直对贸易协议持怀疑态度。

　　这无论如何也算是一种“杯子里还剩半杯水”式的解释。另一种解释则是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撕裂。通过放弃其全球领导作用，美国失去了其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的信任并向对手拱手献上了大礼。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或者根本不会再有任何规则制定者，国际秩序的走向只能随波逐流。在后一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可能会效仿美国去采取单方面行动且只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维护其国际义务。

　　现在下结论说哪种情况将出现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正在崛起。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以及那种主权失落意识的日渐强化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两极分化，且不仅仅是发生在美国。从被边缘政党民望高涨所困扰的欧洲再到部分深陷腐败的新兴经济体，各地的政府似乎都更加专注于国内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无力展示大胆的领导力——而这恰恰是最需要解决快速技术和经济变革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的时候。

　　在国际层面的领导真空和国家层面的瘫痪之下，私营部门的行动者越来越有必要站出来，但这并非出自于内心的善意，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正如黑石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等人所指出的那样，企业仅仅专注于股东的短期回报已经不够了，还需要考虑长期以及自身经营所处的经济和政治环境。除了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事业之外，这两者都很重要，这意味着开发那些在商业上可持续的经营模式，同时“服务于社会目的”。

　　通过做对的事来实现成功不仅仅是一个标语，也必须是一种指导性的经营理念，还得承认私营部门需要一个健康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才能茁壮成长，并且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这种环境。近几十年来，公众对政府，媒体，企业和其他领导性机构的信任急剧下降。如果企业领导人继续忽视其运营环境的健康状况——或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别人的事——他们就将在未来几年内面临更多去全球化，不确定和不稳定风险。

　　经济增长一直是过去75年来这段历史性全球成功故事的决定性特征。即使存在其局限性，全球化也使得超过10亿人摆脱了贫困，并在几乎所有人类发展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是这项工作还未大功告成，为了防止倒退，必须将重点从总体增长转向包容性增长。增长所带来的收益不仅要累积到那些顶层富豪手里，还要惠及于所有收入水平的人，不仅落入跨国企业囊中，还要流入中小型企业的口袋。

　　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利用了人们遭到抛弃并被排除在制度之外的挫败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集中精力确保在经济网络中的普遍包容性，使个人和家庭能够实现财务安全并追求改善生活的机会。这种必要性同样适用于肯尼亚农民或埃及服装业工人，也适用于当前在零工经济（gig economy）中苦苦谋生的美国人。

　　目前的贸易政策扰乱究竟是深刻而持久还是表面和暂时的还有待观察。我们还不知道是否能回归正轨还是说潘多拉盒子已被打开。但是在缺乏国际和国家领导的情况下，企业不应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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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全球经济和政治动荡不堪的一年。但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这可能是非洲开始表达其知识和经济政策独立性诉求的一年。

　　而意外触发了整个大陆潜在战略转变的事件是卢旺达决定提高进口二手服装和鞋类的关税以支持本国服装产业。这当即引发了美国的敌对反应，该国立刻取消了根据《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也是美国为非洲大陆制定的首要贸易法案——授予卢旺达出口纺织品的免税待遇。

　　对于一个严重依赖贸易的非洲内陆小国来说这事关重大。但卢旺达坚守自身立场的事实表明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卢旺达愿意牺牲进入美国市场的优惠待遇以发展其国内服装业，那么它必须有信心能为其出口产品找到替代市场。

　　与此同时，其他非洲国家也对各贸易大国表达了更加独立的态度。非洲各国政府越来越多地对各种可能存在争议的事务表明立场，包括东非的贸易政策，南部非洲的土地再分配以及北非的宏观经济和债务管理政策。

　　非洲各国政府如今挺起胸膛的动机可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这也事关尊严，智识上的自由，以及冒险绘制自身路线图的意愿。更宏观地说，非洲领导人认识到全球经济的持续转型意味着任何国家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将其战略偏好强加于其他国家，即便这个国家要小得多，正如卢旺达与美国的对抗。

　　世界经济论坛的实证研究表明，与上一个时代相比，关税削减和市场准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小得多。贸易不再是在一个国家生产产品然后销售到别处；而是展开跨越国境和时区的合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并最大化市场覆盖范围。

　　世界经济论坛估计“减少供应链贸易壁垒对（全球）GDP增长产生的效果要六倍于取消关税。”如果所有国家都能将边境管理的运作效率与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提高到全球最佳实践水平的一半，全球GDP将增长2.6万亿美元（4.7%），出口总额将增加1.6万亿美元（14.5%）。相比之下，全球所有关税的全面取消仅能使全球GDP增加4000亿美元（0.7%），出口增加1.1万亿美元（10.1%）。

　　显然，全球价值链目前是贸易的主要框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卢旺达（以及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等非洲国家已经在利用这种范式转变。它们不会在与关税相关的无效政策讨论中浪费时间，而是将其战略重点放在贸易便利化上。

　　诚然，当下的贸易战已经并将持续冲击国际供应链。但新的限制也会刺激创造力和创新。例如，正如伦敦经济学院荣誉教授梅纳德·德赛（Meghnad Desai）所指出的那样，“鉴于3D打印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不难想象企业可以最终在国内生产它们当前需要进口的中间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贸易将持续快速增长“但产品组合将从中间产品转向最终产品。”

　　此外，在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低收入国家不必只依赖于西方的资金和政策理念（尽管他们必须注意负债和不稳定治理框架的风险）。即便全球商业已经经历了一次构造性转变，传统的发展思路，政策和实践却依然纹丝不动。

　　与此同时，随着主要新兴经济体开始追求科技和工业发展以躲避“中等收入陷阱”，它们正在改变全球生产体系中角色和责任的分配。在中国，越南和印尼等国的经济成就推动下，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其他低收入经济体如今有大量机会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毕竟中国现在正生产着许多原本是发达经济体专属的高附加值产品。

　　随着中国和其他国家继续攀登工业和科技阶梯，其大部分供应链必须转移到成本较低的国家，这将影响到各地商品和劳动力的成本和价格。但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可以利用其后来者的地位来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尽管自动化的威胁有点骇人听闻，但非洲国家尤其可以利用其较低的要素成本来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成功劳动密集型产业。

　　例如，非洲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生产集群和工业园区（包括绿色工业）来降低经营成本。它们也有能力去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将带来了科技和生产技术转让，最佳管理实践，最先进理念的学习以及进入大型全球市场的渠道等正面外部性影响。

　　如果管理得当，这种双管齐下的方法可以为低技能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同时迅速增加财政收入。而这反过来又可以改善其他领域的基础设施，从而为长期繁荣和社会稳定创造条件。

　　虽然《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等贸易协定对非洲国家依然非常重要，但更广泛的经济和技术变革正在开辟新的机会，而聪明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将其一一捕捉。这是南北关系中的转折性时刻。在几个世纪驯服地在政治和智识上被发达经济体牵着鼻子走后，非洲正在冲出一条自我肯定的新道路。

　　在追求繁荣的过程中，非洲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已经准备好抵御制裁，威胁和挫折。他们不一定都读过尼采，但他们知道“那些不能杀死我们的，使我们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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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自普林斯顿——在习惯性撒谎的特朗普政府管治下，每个人都有必要担心美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此外要担心的东西还有很多，尤其是美国民主的命运。但是如果缺乏可靠的官方数据，就不会存在真正的问责——因此也不会有民主。

　　以特朗普政府针对美国贫困状况的报告为例，美国人口普查局制定的基线值（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未受影响，但却存在大量超出了常规党派轮换的误读。

　　右翼评论员都喜欢引用罗纳德·里根1988年的发言，声称在林登·约翰逊于1964年发起的反贫困战争中“贫困最终获胜”。这一发言常常被用来作为抨击在约翰逊“伟大社会”改革下扩大的社会安全网的趁手武器，也是与官方贫困估算数据相对应的——其统计方法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未曾更新。

　　由于该方法忽略了税收（包括所得税抵免）以及类似食品券（现在被称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这样的项目，因此无论这些项目在减少扶贫需求方面取得了多大成功都无法被计算在内。这个众所周知的统计方法缺陷使得评论员们得以趁机将自身的偏见夹带其中，正如里根所做的那样。

　　最近，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其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要求将工作需求与社会福利挂钩，他们声称在美国的社会安全网保障下“反贫困战争”已经基本结束并取得了成功。而这一论点其实抛弃了衡量收入的传统统计手段，转而去计算消费。

　　作为一种福利统计手段，消费统计据信（但也只是据信）是优于收入统计的，但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极端贫困者参与了这项存在40%不回复率的繁琐和侵入性调查。更令人担忧的是，对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近乎随意的“修正”降低了贫困线，使得低于这一指标的人数有所减少。

　　或许官方CPI并未充分反映在商品和服务上的品质改进，但这一问题已经在学术上中得到了解决，尤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下属一个反对机械修正的小组。但就这一问题展开辩论可与放弃官方CPI转而选择一项在政治上更有利的接近消除贫困指标可不是一回事。

　　而一起更为恶劣的数据操纵事件则涉及到联合国极端贫困及人权问题特派员的一份报告。应美国政府的邀请，特派员菲利普·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研究了美国的极端贫困问题，并于2018年6月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汇报了其调查结果。

　　这份记录了美国部分地区惊人贫困状况的报告让人不忍卒读，其中包括洛杉矶街头的露天帐篷区，许多由于地方当局拒绝提供服务而污秽横流的聚居地，以及各地政府为筹集自身资金而针对穷人的大规模罚款和没收行为。虽然约翰逊当年宣布对贫困发动战争，但美国部分地区现在显然是在对穷人发动战争。

　　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鉴于美国的社会安全网是如此不完善，极端贫困状况应当比其他地区（尤其相对于各发达国家）更为普遍存在。鼓励工作的福利改革对某些穷人来说是好事，但对最贫穷的那批人来说并非如此，导致穷人群体内部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现象以及对那些赤贫者的伤害。

　　凯瑟琳·J·艾丁（Kathryn J． Edin）和卢克·谢弗（H． Luke Shaefer）以及马修·达斯蒙（Matthew Desmond）的著作都详细记述了美国底层生活的苦难，而谢弗和艾丁指出美国有数百万儿童每天靠不到两美元过活。在2018年1月《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我注意到世界银行现在公布了包括富裕国家在内的全球贫困估算值，而这些数据显示美国有530万人的生活水平低于全球贫困线。

　　在我的论证中，富裕国家每人每天消费4美元的贫困标准与穷国所采用的2美元全球贫困线大致相当。因此美国的“全球贫困”人口要多于塞拉利昂或尼泊尔，而尽管人均收入差距超过三倍，但美国和中国的贫困人口比例却相近。

　　但我上面引述的世界银行计算数据却遭得到了广泛的谴责——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美国传统基金会辩称如果使用消费而不是收入来计算，那么美国应当只有25万全球贫困人口，却不管那些出售子女的社会安全号码换钱，或者不顾孩子安危只为找到一个栖身之处的父母是否有时间参与消费调查。与此同时，许多左派人士拒绝相信在美国有人会像非洲或亚洲那些赤贫者一样贫穷。在右派希望减少国内转移支付之时，左派却希望增加国外援助。

　　然后事情就开始变得有点超现实了。奥尔斯顿的报告引起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哈利（Nikki Haley）的愤怒谴责，后者声称“由联合国去审视美国的贫困问题显然是荒谬的”，而美国官方的回应则表示阿尔斯通的数据是错误的。但阿尔斯通使用的数据——也就是回应中所谓的“特派员所引用的夸大不实数据”——其实全部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然后回应心满意得地引用了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计算，而该计算正是基于本人每天4美元的贫困线设定。

　　然后——或许只是巧合——特朗普政府让美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哈利也因此没有出席该报告的说明会。她（跟经济顾问委员会一样）指出特朗普政府知道如何解决深度贫困问题，那就是强迫人们去工作。

　　这个做法可能对也可能不对，但贬低人口普查局的估算数据而去选择传统基金会的有利数据（有证据表明一些机构官员对此表示反对）或任意篡改消费者价格指数，然后将替代数字凌驾于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做法显然是太过不择手段了。特朗普政府已经在2018年表现出了死不认错的嘴脸，无论是对极端贫困还是玛丽亚飓风横扫波多黎各后不合情理的死亡人数，因此也没有理由相信在未来一年中对真相的进一步歪曲以及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民主威胁将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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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可以通过破坏现状并迫使旧有参与者提升自身表现来推动进步。但如果管理不当，创新也可能具备破坏性，金融科技创新也不例外。

　　金融科技创业公司和硅谷大企业开发的新技术正在使银行和金融服务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效便捷。事实上，新的参与者及技术已经使金融业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因此看到一些传统金融企业遭遇与曾为世界摄影领导者的柯达公司相同的命运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引领未来的道路，政策制定者必须确保能为新产品和商业模式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环境，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由破坏变成毁灭的风险。

　　初创金融科技企业都受益于基于云端的高性价比信息技术服务，传统IT成本的摒除以及高适应性的商业模式。而作为市场后进者，它们还可以从现有企业及其前辈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就解释了为何创业企业一直在深度钻研那些可以促进金融包容性的服务，如P2P贷款以及移动汇款和支付。

　　但初创企业也面临来自大型科技企业的激烈竞争，这些大家伙都拥有自身的优势：深厚的IT专业知识，庞大的客户群以及可供轻松访问的详细数据。与以客户为中心的手段相结合，这些优势使得大型科技企业能够提供新形式的金融服务。例如中国科技巨头腾讯就在旗下的即时通讯APP“微信”中嵌入了方便使用的支付选项，而亚马逊则通过其在线市场为商家提供信用额度。借助这类方式，大型科技企业通常可以在比传统金融机构监管限制更少的情况下运营。

　　而各类金融市场参与者则越来越多地将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应用于从客户互动到合规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像比特币这种以区块链分布式分类账技术为基础的加密资产引发了众多炒作。虽然区块链确实为贸易融资和汇款等应用带来了希望，但它尚未被广泛用于支付，也未被主流机构所接受。

　　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金融科技可能会在未能提供可行替代品的情况下扰乱那些为更广大利益服务的商业模式。为了应对硅谷日益激烈的竞争，传统银行可能会承担更多风险以维护自身不断缩小的市场份额。而这种急于改革商业模式或采用不熟悉和快速迭代技术的做法可能会削弱内部流程，形成另一个产生潜在损失的根源。

　　此外，金融服务可能会变得更加集中在一些太大而不能倒闭的企业身上，原因是高昂的技术竞赛成本，大企业大客户群的网络效率，以及流行支付手段的拉动力。

　　另一个问题则来自于技术本身。如果以鼓动投资者羊群效应的方式去应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话就可能会破坏稳定，增加“闪电崩溃”的可能性。而这些技术的黑箱特质则使人们在出现问题时更难进行干预。

　　更宏观地说，新技术的快速推出为低技能劳动者留下了极少的适应时间，并最终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失去工作。作为消费者的个人可能得益，但作为员工则要受苦。这两种影响的均衡状态在不同社会阶层会有所不同，并可能导致更大的经济不平等。

　　而就加密资产而言，很难看出它们有任何好处。它们缺乏货币的基本属性，很容易出现波动性估值和被操纵，而且非常耗能，其不透明性还引发了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问题并为逃税和洗钱大开方便之门。此外加密资产一直依附于传统金融体系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信任之上，因此对加密资产失去信心可能会削弱对更宏大金融体系的信心。

　　为了遏制与创新相关的风险，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需要像新参与者一样具有创造性，灵活性且精通技术。他们应该考虑创建一些创新中心去将企业家和老牌企业联合起来，并建立允许创新者在安全环境中测试新技术和产品的“监管沙箱”。这两项措施都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随时了解不断变化的环境。

　　为了防止监管套利，规则制定者应遵循“同等风险，同等监管”的格言。竞争类似客户或提供类似金融服务的实体必须遵循相同的规则，无论其运作于何处。设定明确的监管边界可以降低不确定性以及可能被创新者隐匿的风险。但监管当局还必须监控金融机构受监管范围外企业和产品影响的风险——完成这项任务也需要新的知识和数据来源。

　　在加密世界中，“同等风险，同等监管”意味着通过“初始币发行”筹集资金的企业应该受制于与股票发行企业相同的标准和审查。同样，大型科技企业在数据访问和共享方面不应享有不正当优势。现有的数据隐私法律法规给不道德操作留下了太多漏洞，因此需要进行改革。而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正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政策制定者始终要牢记的问题就是一个人为了获得金融服务应该放弃多少隐私。

　　由于创新不分国界，“同等风险，同等监管”也必须适用于每个国家。因此监管、法律、税务，会计和电信当局之间的国内和国际协调也至关重要。政府还必须预测创新对用户和劳动者的影响，尤其是要通过引入培训计划使人们能掌握跟上变革步伐所需的技能。

　　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显而易见的，而对此的政策回应也必须双管齐下，不得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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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强行通过了1万亿美元的公司税减税计划，这笔资金部分通过提高位于收入分布中段的大部分美国人的税收来抵消。但在2018年，美国企业界对于该政策的欢呼雀跃的态度让人们开始为特朗普及其政策感到焦虑。

　　一年前，美国商业和金融领导人的肆无忌惮的贪婪让他们忘记了避免巨大赤字。但如今，他们认为2017年减税计划是历史上最为累退、时机也最糟糕的税收法案。美国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程度最高的，数百万苦苦挣扎的美国家庭为亿万富豪的减税买单。美国的预期寿命为发达经济体中最低，但按照税收法案，1300多万美国人将没有医保。

　　拜该立法所赐，美国财政部预测2018年将出现1万亿美元赤字——是美国历史上无衰退和平时期最高的单年赤字。更糟糕的是，承诺的投资增长并未实现。公司给工人些许小恩小惠，而将大部分资金用于股票回购和分红。但这不令人奇怪，投资得益于确定性，而特朗普依靠乱中取胜。

　　此外，由于税收法案匆忙通过，因此充满了夹带私货的错误、前后不一和特殊利益漏洞，缺少广泛的群众支持，意味着当政治风向改变时，其大部分内容都会被推翻，这已经影响到了企业主。

　　我们中有许多人在当时指出，税收法案以及临时性的军事支出提高不是为了大幅提振经济，而是为了带来类似吸毒的短期快感。资本加速折旧，现在可以提高税收利润，但未来会拉低税后利润。而由于立法实际上削减了利息支出的抵税，最终将增加税后资本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其中大部分通过债务融资）。

　　与此同时，美国的巨额赤字总得想办法融资。由于美国储蓄率低迷，大部分资金不得不来自外国贷款人，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向海外支出大笔利息来维持债务。十年后，美国总收入很有可能会比没有税收法案的情况更低。

　　除了灾难性的税收立法，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也在干扰市场和供应链。许多美国出口企业需要依赖中国进口，现在它们有很好的理由将业务移出美国。计算特朗普贸易摩擦的成本还为时过早，但几乎所有人认为应该都会变得更穷。

　　类似地，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鼓励依靠工程师和其他高技能工人的公司将实验室和生产设施迁往海外。美国其他地区出现用工短缺也为时不远了。

　　特朗普上台掌权依靠全球化、金融化和涓滴（trickle-down）经济学的破产承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增长萎靡了十年，精英信誉扫地，特朗普跳出来分配责任。但是大部分他用来捞取政治资本的经济问题，显然并非移民或外国进口导致。比如，产业工作岗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变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成功的受害者。

　　尽管如此，决策者显然本应更好地管理这些变迁，确保国民收入增长流向大多数而不是极少数。商业领袖和金融家被自己的贪婪蒙蔽了双眼，特别是共和党乐于对他们有求必应。结果，真实（经通胀调整的）工资陷入停滞，因自动化和全球化失去工作的人被抛弃了。

　　特朗普政策的经济学固然糟糕，但与他的政治学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悲哀的是，特朗普的种族主义、“直男癌”和民族主义煽动引起了巴西、匈牙利、意大利、土耳其等国的遥相呼应。所有这些国家都将经历类似、或更糟糕的经济问题，它们都在面临民粹主义领导人赖以起家的粗暴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在美国，特朗普的言辞和行动已经引起了暴力黑势力，并已出现失控之势。

　　只有当公民信任政府、制度，也彼此信任时，社会才能正常运转。但是，特朗普的政治模式是基于腐蚀信任和最大化不和谐。现在的问题是终点在哪里。匹兹堡犹太教堂11人被杀事件会成为美国水晶之夜的先声吗？

　　对这类问题，我们无从寻找答案。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当前政治形势如何发展。如果当今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经济政策的必然失败而幻灭，有可能会进一步导向新法西斯右翼。比较乐观地说，他们可能会回归自由民主阵营，或至少因为失望而“作鸟兽散”。

　　我们必须知道：经济和政治结果互相交织、互相强化。2019年，过去两年的坏政策和更坏的政治的后果会充分摆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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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2018年也许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管理不善的全球化导致了民族主义“夺回控制权”以及保护主义的崛起，破坏了70年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赢得了发展其自身国际机构的机会。世界仿佛将在对立的全球治理体系间陷入撕裂。

　　不管未来几年发生什么，很显然2008—2018这个十年标志着经济实力平衡的时代变迁。全球金融危机顶峰，我是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主席，北美和欧洲占了世界人口的15%左右，贡献了经济活动的57%，投资的61%，制造业的约50%以及全球消费支出的61%。

　　但此后，世界经济重心发生了转移。2008年，西方之外的国家占世界生产、制造、贸易和投资的40%左右，而今天已经达到了60%以上。一些分析师预测到2050年亚洲占全球经济产出比达50%。诚然，2050年可能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将无法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经济的规模仍然会引起全球治理的地缘政治新问题。

　　新治理

　　七国集团（G7）——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几十年来，它事实主宰着整个全球经济。但到2008年，我和其他人开始发现情况有变。北美和欧洲领导人秘密地争论着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新高层论坛，来解决经济合作问题。

　　这些争论往往十分激烈。一方希望保持较小的集团规模（美国一开始提出过一个G7+5方案）；另一方想让集团尽可能具有包容性。时至今日，早期讨论的结果已经无从详细考证。2009年G20在伦敦召开会议时，实际上包括了23个国家——埃塞俄比亚代表非洲、泰国代表东南亚，荷兰和西班牙加入了最初的欧洲名单——以及欧盟。尽管如此，即使是事实上的G24，也无法充分反映世界的变化速度。如今，尼日利亚、伊朗、阿联酋等经济体都比G20中最小的经济体（南非）更大，但它们无一进入G20集团。

　　类似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根基也在动摇。1944年最初的IMF章程正在谈判时，关于这个新机构总部应该放在欧洲还是美国，曾经有过一些分歧。最终的决定是它应该设在投票权比例最大的国家的首都（投票权比例由一国占全球经济的比例决定）。这意味着不出一二十年，中国就可以要求IMF把总部放在北京。

　　当然，IMF很有可能不会迁出华盛顿（美国会在IMF离开美国之前先离开IMF）。但这个要点仍然存在：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划时代的再平衡，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地缘政治上的。除非西方能够设法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坚持多边主义，否则中国将继续发展可取而代之的金融和治理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

　　空洞的主权

　　眼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全球金融实力大变迁的一个表征。表面上，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冲突是为了贸易。但从特朗普的讲话中，你能够体会到真正的战场更大：技术主导地位和全球经济实力的未来。

　　特朗普至少发现了美国主宰力日益受到威胁，但他忽视了最显而易见的应对手段。相反，特朗普主张美国有单方面恣意妄为的特权，好像美国仍然是单极世界的统治者似的。结果，各种地缘政治动荡纷至沓来。

　　特朗普已经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定，并宣布美国要撤出维持了31年的美俄中程核力量条约。此外，其政府阻止世界贸易组织纠纷仲裁机构的法官任命；让G7和G20接近边缘化；还破坏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

　　这里有一个深深的讽刺之处。美国真正在单极世界中一骑绝尘的时代，它一般会通过多边机构行动。但如今，世界日益变得多极，特朗普政府却在一意孤行。问题在于这种主张“原汁原味”的十九世纪主权的做法是否能够起作用。

　　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一开始也许能够降低进口。但它们也影响了美国出口产品的投入品——这些投入品无法免于贸易壁垒高企所造成的危害。更糟糕的是，当前保护主义潮可能会造成新的财政压力，美国制造业工人和举步维艰的农民要求通过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方式得到补偿。

　　乌云在聚集

　　对于保护主义和扩张性的美国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危险，更加有力的说明是再次发生全球经济衰退时会发生什么。2008年，全世界各国政府能够削减利率，引入非常规贸易政策，并采取财政刺激。此外，这些措施形成了全球协调，从而实现效果最大化。央行之间紧密合作，2009年G20领导人峰会表明，全球国家首脑和财政部长之间的合作无与伦比。

　　如今展望21世纪20年代，货币和财政施展空间将会缩小。利率几乎肯定会处于过低水平，使货币政策无法提供有效的刺激；而上一场危机所留下的庞大的资产负债表意味着银行将对进一步量化宽松更加谨慎。

　　财政政策也将同样束手束脚。2018年，欧盟平均政府债务-GDP之比超过80%；美国联邦赤字眼看将超过GDP的5%。在这样的环境下，采取财政刺激将比下一场危机后的几年中更加困难，跨境协调也更加不可或缺。悲哀的是，当前趋势表明，政府更有可能彼此指责，而不是合作去做正确的事。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悖论。对全球化的不满带来了新一轮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但要解决不满的根源，唯有通过合作。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当枪匹马解决不平等性加剧、工资停滞、金融不稳定、偷税漏税、气候变化以及难民和移民危机等问题。向十九世纪列强政治倒退将决定性地毁灭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所实现的繁荣。

　　“美国优先”绝非有远见的未来战略，而更像是沉溺于过去的昔日霸权势力的自残式发作。重提凡尔赛和约中所表露的民族主义完全忽视了加强政府间行动所能带来的必要区别。

　　希望的理由

　　在美国背离多边主义之际，中国正在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计划和其他方式，依靠自身改变全球地缘政治。中国的当前政策将给亚太地区和世界带来长期影响，我们大部分人尚未给予这些后果足够的关注。

　　尽管如此，大国冲突未必将成为新秩序的核心。10月份，向国际空间站运送一位美国宇航员和一位俄罗斯宇航员的火箭发射失败，这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当前地缘政治关系的状态。尽管如此，它也提醒我们多边合作及其成就的更深刻的历史。总而言之，已有18个国家参与了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旅程。目前，国际空间站里住着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德国宇航员组成的团队，他们一起共事。

　　在冷战顶峰启幕的空间竞赛一开始是一项零和博弈，但如今，它成为持续国际合作的领域。目前，俄罗斯和美国空间计划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没有俄罗斯火箭发射场，美国宇航员就无法飞向国际空间站，而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俄罗斯宇航员也无法在空间站上生存。

　　既然原本的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敌对力量也能在太空找到合作之道，在地面上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成就。

　　我们必须保持希望。冷战折磨了世界四十年，因为苏联拒绝承认市场价值和私人产权，不肯与西方联系。中国则并非如此。如今，每年都有600，000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其中450，000人是在美国和欧洲，并组成了持久的社会和职业网络。

　　我们在为未来几年的全球冲突做准备时，必须致力于合作的未来。不管是金融稳定、气候变化还是避税港问题，都有很强的理由认为国际合作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办法。但由于供应链正在发生重组，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正在谈判，地区政府——如加利福尼亚州——也正在追求全球层面的协议，我们也必须扩大合作的范围。

　　全球化正站在十字路口。无论如何，国际组织和多边框架需要与新兴地缘政治力量“极”相协调。我们今天所构想的决定，将给地球的未来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唯一的问题是这些决定是单边的还是合作的。我们必须拿出我们的战后前辈的意愿，如此，我们才能“亲身参与打造”适合当前历史阶段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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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科技巨头如苹果、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显然打算要破坏世界工业和社会现状。现在，或许它们取得了连创始人都不曾想过的成功。比如，社交媒体对民主选举所造成的伤害。

　　考虑到这些企业社会影响的规模与范围，毫不奇怪它们令公众既感到希望又感到恐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一些科技公司现在看守着通往现代经济的大门。

　　当今信息技术市场高度集中早已毋庸置疑。在大部分情形中，给定的市场由一家公司主宰。这不足为奇，因为用户往往会根据服务聚集于一两家平台。但仍有一些合理的担心，这对于竞争是否适当？

　　网络缺陷

　　数字市场为何如此集中，有两个原因。首先是网络外部性：我们必须和我们想要互动的那个人位于同一个网络。这就是Facebook的业务模式，它的成功毋庸置疑，至少从目前的公司利益标准来看是如此。如果我们的朋友在Facebook上，那么我们也得上Facebook，即使我们其实更偏好其他社交网络。

　　电话发明时，互不相通的各个国家电话系统网络之间的竞争都以垄断收场。用户想要方便地互相打电话，因此自然会聚集于一个平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话行业重新引入了竞争，网络之间的互通性成为必要条件，以便某个网络的用户可以与所有网络通话。如果没有监管，老牌运营商是不会准许规模较小的新运营商进入自己的网络的。维护多宿主社交网络要比维护多家电话公司成本更低也更容易，但仍然需要协调。

　　如Facebook，网络外部性可以是直接的，也有可能是间接的，例如研发大量应用和游戏的平台。这类平台上的用户越多，应用的数量也就越多，反之亦然。换句话说，用户数量可能决定了服务质量，因为更多的用户意味着更好的众包预测，例如谷歌搜索引擎和导航应用Waze。竞争对手搜索引擎在常规搜索结果方面可能与谷歌不相上下，但在非常规搜索要求方面，它们无法获得足够的数据给出和谷歌一样的结果。此外，新的用户服务通常需要已有服务的用户所提供的数据。

　　因此，主要数字平台的用户会得益于同一个平台上其他用户的存在，即使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互动。城市居民也是如此。他们彼此之间几乎都是陌生人，但其他城市居民的存在意味着，相比于人口较少的地区，这里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职业流动性——更不用说更多酒吧、电影院和其他便利了。

　　规模的问题

　　数字市场高集中度的第二个原因是主导企业可以得益于规模经济。一些服务需要大量技术投资，如果提供的服务是搜索引擎，那么不论每年有两千次搜索要求还是两万亿次，其设计成本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其所产生的用户数据的价值，服务两万亿次要求的搜索引擎可以要求更高的广告费，并以更快的速度扩张规模。

　　因此，凭借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数字经济几乎必然会形成“自然垄断”。在线经济遵循赢家通吃逻辑，只不过不同行业和时间的赢家不一样。互联网浏览器市场一开始由网景Navigator主导，然后是微软的Internet Explorer，现在是谷歌Chrome。

　　当然，这些都是例外。规模经济和网络外部性在数字音乐和电影等市场上并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这些市场上存在大量平台，包括亚马逊Prime、苹果iTunes、Deezer、Spotify、Pandora和Netflix。但这些服务通过它们与用户的互动程度而形成区分。

　　调整政策适应新业务模式

　　世界各地的决策者和监管者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传统竞争措施背后的逻辑已经不再成立。如今，对于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平台，对市场的一端制定非常低的价格（或提供免费服务）而对另一端制定非常高的价格已是常态。这自然会在竞争监管当局中间引起怀疑。在传统市场上，这样的行为很有可能被认为是某种市场掠夺，目的是削弱或杀死规模较小的竞争对手。同样地，市场另一端的极高价格可以表示已经出现了垄断力量。

　　但是，即便是小型数字企业和初创企业，现在也在实践这一不对称定价：比如完全靠广告收入维持运转的免费在线报纸。两端市场在数字经济中稀松平常，监管者如果不充分了解这一反常的商业模式，就有可能错误地认定低价策略为掠夺性，而高价策略为过度，即使进入市场的最小平台也在使用这样的价格机构。很多情况下对于多端市场，这些原则在根本不适用。

　　调整竞争政策适应两端市场的新指引需要将市场两端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而不是分别分析。而竞争监管当局有时候仍然会那样做。这需要谨慎的新分析方法。但总比错误地运用传统原则或简单地将这些部门视为竞争监管当局的法外之地要好。

　　反思监管

　　广义而言，数字经济中有四个明确的监管领域：竞争、劳动法、隐私和税收。

　　当一家公司拥有主宰地位，高定价和创新乏力就很有可能接踵而至。必须允许比老牌垄断者效率更高或更具创新力的新企业进入市场；或者，用经济学术语讲，相关市场必须是“可竞争的”。如果在某个离散时点上，公司之间无法形成激烈的竞争，那么我们至少要允许形成动态竞争，即曾经的主宰企业被技术或商业策略更加高超的初创企业所取代。

　　进入在线市场的新来者往往从一个利基产品开始；如果这个产品取得成功，它们会扩展到范围更广的产品和服务。谷歌一开始只有搜索引擎，一路成就了今天；亚马逊一开始是卖书的。

　　因此，重要的是新来者一开始是否能够进入市场。如果新来者有一个胜过老牌企业的原创单品，老牌企业有可能会阻止它在市场上取得立锥之地。老牌企业这么做不惜牺牲短期利润，阻止新来者日后在老牌企业占有垄断地位的领域展开竞争，或阻止新来者与主宰企业的竞争对手结盟。

　　这就是“捆绑销售”非常不利于竞争的原因。通过要求某个产品的购买者必须同时购买一堆其他产品，垄断企业就能够在多个领域阻止新来者进入市场。竞争监管当局是否应该禁止主宰公司运用捆绑销售或类似策略（如回头客返现）取决于它们的动机和理由。

　　最后，在数字部门确保良性竞争的唯一可行办法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监管者必须进行严格的分析，并且速度要跟得上变化。

　　追求买断

　　令竞争形势变得更加复杂的是，新市场进入者有把自己卖给主宰企业的天然激励。这个激励非常强大，新来者的动机可能更多地来自从老牌企业手中分一杯垄断租金的渴望，而不是想为消费者提供新的或更好的服务。

　　但阻止这样的行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反垄断法，特别是美国反垄断法，要求当局提供兼减少竞争、有损于消费者的证据。这不难理解，但这样的标准导致了，如果收购发生在真正的竞争实际开始之前——比如Facebook收购WhatsApp和Instagram等平台——当局根本无法阻止。因此，反垄断法的效力最终取决于竞争监管当局的能力和中立性。

　　临时反垄断

　　面对瞬息万变的技术和全球化，传统监管工具已不再那么有效，导致竞争政策滞后。拆分垄断者或监管公用设施要求辨别稳定的竞争瓶颈或重要设施（比如本地通讯回路、铁路轨道和车站，或输电网）。监管需要在不存在超国家监管者的全球化公司的世界中的详细账目记录。而这又要求追踪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以衡量资本的盈利能力——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我们必须制定更加灵活的政策，如企业评估信（review letters，根据监管当局设置的条件，给予某个行为的企业有限的法律确定性）或在“安全”环境中测试新业务模式的监管沙盘。监管者和经济学家必须保持谦虚；他们需要在干中学，政策也决不能一成不变。

　　工作-零工平衡

　　对于劳动法，显然当前方针不适合数字时代。发达世界的大部分劳动法规为几十年前制定，思维还停留在工厂工人阶段。因此，它们并未考虑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远程工作者、独立合同工、自由职业者，业余做优步司机的学生和退休者更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我们必须从注重工人是否在岗的文化转向注重工作成果的文化。许多受薪员工已经采取这一安排，特别是专业人士，他们是否出现在工作场所已经成为次要的考量——并且他们的工作也难以监控。

　　在面临当前劳动力市场趋势时，监管者常常想要求新的雇用形式适应已有监管安排。优步司机到底是不是“员工”？有人说是，因为司机不能免于议价，也必须遵守各种培训要求和包括清洁程度在内的车辆规格要求。也许最重要的是，优步保留了取消差评司机运营资格的权利。

　　也有人说优步司机不是员工。毕竟，他们可以自由决定何时工作、在哪里工作、工作多久。一些司机全部收入都来自优步；也有一些司机同时在其他打车平台提供服务，或者同时在餐馆兼职打工获取收入。此外，和独立合同工一样，他们承担自己的经济风险。

　　此外，许多自由职业工人也受到了诸多限制，因为需要保护集体声誉——如某个职业或某个品牌——他们的选择自由度十分有限。在许多国家，独立医生不属于员工，但也不能自己制定价格，还必须遵守专门的规则，否则就有可能失去资格。即使是独立酿酒人，也必须尊重地区认证规则。

　　不幸的是，优步司机和其他平台工人的地位仍在争论中，而争论漫无目的。我们制定的所有分类都是武断的，会因为针对新工作形式的个人的偏见和意识形态倾向，而不可避免地持有积极或消极态度。无论如何，这场争论没有涉及到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给工作分类：为了为工人提供福利。

　　着眼未来，重点应该放在确保竞争中立上：不论是受薪员工还是自由职业，都要一碗水端平。国家必须提高（比如）优步司机等零工工人的医疗和社会保障权利。与此同时，国家应该避免采取让数字平台无法生存下去的政策，即使它们不为人知且具有破坏性。

　　拯救隐私

　　在防止企业和政府侵犯消费者私生活方面，监管也需要有所作为。众所周知——尽管未必人尽皆知——这些实体收集了大量关于我们的信息。但是，即使我们知道这一点，通常也无法认识到这些做法的规模和后果。

　　一方面，对于企业和政府收集什么信息，我们所能控制的比我们想象的更少。比如，一家公司可以获取和储存被其他人共享的信息（通过电子邮件、照片或社交网络），而我们甚至从未使用过它的平台乃至互联网。平台在安全方面的投资也有欠缺，它们会将入侵的后果内部化，这是出于利润考虑，而非完全出于为客户考虑。

　　我们应该担心，我们已不再拥有归隐（oblivion）的权利，而这是许多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我们应该担心，医疗保健的一致性有可能会被打破，我们在各种领域的潜在敏感信息（宗教、政治、性事等）可能会被披露。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规则（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只是保护我们免受这些威胁的一小步。后续措施应该包括制定一些人人都能理解的标准化的政策（国家监管与“自由主义家长作风”一致）。

　　保持清醒

　　最后，互联网是没有边界的（一般来讲这是件好事），因此各国越来越需要进行税收合作，既为了防止税收竞争，也为了从各种经济活动中获取更多税收收入。在这方面，欧盟内部在2015年达成了一项协定，结束了在线购物的税收竞争。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榜样。

　　具体而言，欧盟政策授权采购商国家增值税适用于所有在线采购，而此前的制度是对供应商征税。结果是公司搬到增值税率较低的国家，或挑出增值税率高的国家的消费者的激励降低了。

　　新制度已被证明是针对亚马逊等向个人消费者收取费用的企业的监管应对措施。但它并未解决谷歌等平台的问题，技术上，谷歌不向英国、丹麦、法国或德国消费者个人出售任何东西，但会收取向他们出售东西的广告商的费用。不同发达经济体的监管者们正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谷歌案例中的税基比书籍或音乐销售的情形模糊得多。

　　总而言之，数字化代表着我们的社会的一次巨大的机会；但它也带来了新的危险，同时放大了其他危险。要实现这一崭新世界的符合公众利益的经济学，我们需要解决各种挑战，如公共信任、社会团结、数据所有权、科技扩散的影响等。成功尤其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制定出可行的反垄断、劳动法、隐私和税收新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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