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古兰·拉詹：破坏、集中和新经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Raghuram G． Rajan（拉古兰·拉詹），2013—2016年任印度储备银行行长，现为芝加哥布斯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主要科技企业主宰力量日益增强，这引发了一场关于效率和市场权力之间权衡的争论。市场结构的变化对未来创新和财富分配意味着什么？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主办的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在经济政策讨论年会为这些问题提供了非常出色的文章和评论。

　　对于效率和竞争问题，已经有了不少颇可关注的要点。马里兰大学的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指出，在过去12年中，新企业进入市场的速度显著下降。

　　佛罗里达大学的杰伊·里特尔（Jay Ritter）指出，首次公开募股（IPO）也出现了下降。

　　这些发现表明，年轻公司越来越愿意被收购，而不是试图成长成大型上市公司。与此同时，尽管生产率差异有所扩大，许多行业的退出率保持相对平稳。换句话说，较弱的生产商并未被逐出市场，这意味着经济的许多部门缺乏活力。

　　与此同时，市场集中指标在美国的多个行业有所上升，尽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还不清楚。对于欧洲的市场集中度是否也在上升还存在争论，欧洲的反垄断政策比美国更加严格。

　　类似地，公司营利能力似乎也是美国强与欧洲；但这意味着什么也不是很清楚。一些人认为这表示美国产业垄断程度增加。也有一些人认为这表示美国占主导地位的超级明星企业创新更多，收获了生产率提高的好处。但果真如此的话，你仍然必须面对世界总体生产率增长低迷的现实。如果创新如此高的话，为何生产率增长仍然如此缓慢？

　　集中破坏

　　在我们转向这个问题之前，先来看看我们知道什么。当前研究表明，集中并不反映市场权力，而是反映了市场份额朝管理更好、创新更强的企业转移——即吸引到最好的员工的企业。高度聚集的少数超级明星企业，实力也变得卓尔不群。

　　这似乎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表明企业通过变得更有效率赢得市场份额，而不仅仅是抢夺其他企业而反垄断当局坐视不理。你可能预期市场集中/垄断会导致价格上涨，但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多。当然，企业可能改进了效率但并没有省钱，这样的话，即使保持价格不变也应该引起关注。

　　另一个发展趋势是软件和知识产权等“无形物”变得日益重要，西北大学的尼古拉斯·克洛泽特（Nicolas Crouzet）和詹尼斯·伊博尔利（Janice C． Eberly）认为这可能促使市场集中度上升。此外，在区分了不同行业后，他们证明更高的集中度在某些部门与生产率提高相关，在另一些部门则与市场权力提高有关。在面向消费者的行业，克洛泽特和伊博尔利发现了生产率提高的现象，而哈佛商学院的埃尔贝托·卡瓦洛（Alberto F． Cavallo of）认为消费者从更低的价格中获益。广泛地说，要点在于我们无法确定集中度的提高有害于消费者。

　　尽管如此，医疗保健业的例子令人警惕。该行业也是高度集中的行业，但主宰企业似乎倾向于挤出消费者，并且并未全部表现出很高的生产率水平。因此，问题在于今天其他部门的高生产率超级明星企业是否也会走上同样的路。毕竟，Facebook和谷歌等知名市场领导者一直免费提供许多产品（这显然有利于消费者），但它们的业务模式引起了诸多紧迫问题。

　　比如，你必须思考这种用个人数据换取服务使用的交换是否构成公平交易。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公司向谁收钱来提供服务，以及这些成本（如你被迫观看的广告）是否重新引导到消费者身上。

　　当前安排是否可以持续下去还有待观察。目前，用户获得免费服务，作为交换，他们需要观看广告并让渡数据；企业付钱给平台获取这些客户，平台以它们的创新服务换得巨大的客户网络。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尚没有答案的问题，即从长期看这是否能维持这些市场的活力。

　　FAANG出局

　　下一个重要问题是关键行业的结构是否在拖累投资、研发或创新从超级明星企业的扩散。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创新主要受报酬推动，不管是在行业内还是“野路子”，另一个推动因素是未来竞争威胁。因此，即便你并不是特别担心今天创新集中的影响，也必须考虑它是否会威胁到未来的活力。

　　在这里，我认为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新市场进入者的比率越来越低，年轻企业被收购的比例越来越高。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些收购主要是被主宰企业用来扼杀或吸收可能构成未来竞争挑战的产品。制药行业有大量这样的例子；但我们还知道，FAANG（Facebook、亚马逊、苹果、Netflix和谷歌）也会在必要时采取这样的做法。

　　除了扼杀报仇，这一行为还会阻挠风险资本家的融资，眼下，风险资本家流行大科技企业主要产品周边的“杀戮区”。目前，风险资本家对于任何落在杀戮区的产品和企业的融资都会犹豫再三，因为看不到增长前景——只有被收购这一锤子买卖。

　　主导行动方的另一个大优势是垄断接触客户的渠道或利用客户的数据的能力。麻省理工学院的鸿儒（Hong Ru，音译）和安托内特·绍尔（Antoinette Schoar）指出，公司可能在利用数据洞察个人行为，从中攫取租金。当今市场领导者的另一个明显的优势是网络效应产生的锁定（lock-in），这会带来赢家通吃的结果。

　　在先占优势如此巨大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再也见不到过去企业仍在争夺经济的关键部门的市场份额时那样激烈的竞争。一个相关问题是亚当·斯密在250年前所提出的问题。随着企业总数的下降，暗地里甚至明晃晃的勾结的风险就会变得更大，既包括与客户的冲突，也包括劳动力和中间产品市场上的冲突。

　　也许最大的担忧是技术扩散速度的下降。当前数据表明，新思想并没有从超级明星公司散播到整个经济中。一些企业表现出强劲的生产率增长，行业内生产率差异也在扩大，但我们看到，总体生产率增长有所降低。低扩散速度的原因不一而足，如知识产权（IP）保护和企业间劳动力流动约束等。但不管原因为何，显然我们更应该担心生产率的未来而不是现状。

　　失业的大多数

　　最后一个担忧是不平等性。简单说，我们现在已经达到了最高收入者集中在少数企业中，而剩下的绝大多数没有这样的赚钱机会。换句话说，不是每家企业的少数顶层都能得到丰厚的报酬，而是少数超级明星中的很多人能够得到丰厚的报酬。问题在于这是否应该让我们好受一点。

　　显然，这两种情况都不那么令人好受。越多高技能人才集中在一小撮超级明星企业，落后者就越困惑为何“精英”什么都可以逃避。攫取大部分果实的人，恰好都集中在那么几家公司中，而不是广泛分布于各个企业、部门和地区，这很难让人觉得公平。

　　至于落后者，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克鲁格（Alan B． Krueger）警告说，斯密问题的一个变体，即少数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共谋，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至少在某些市场中，我们看到的是买方垄断（只有一个买家）而不是卖方垄断（只有一个卖家）。在劳动力市场，拥有买方垄断地位的公司——或者与其他企业暗中勾结的公司——能够给总体工资制造下降压力。

　　克鲁格怀疑，买方垄断力量“可能一直存在于劳动力市场，而传统制衡力量……在近几十年中有所式微。”在工会成员数量每况愈下的同时，公司越来越多地从事削弱工人议价能力的活动——如不完全条款和第三方派遣等。

　　能做些什么？

　　在研究了市场集中、创新和收入分布等方面的数据后，现在我们应该转向这些趋势的政策含义。在我看来，决策者应该特别担忧超级明星企业的今天行为可能影响所在行业明天的竞争。政客和监管者应该仔细研究IP和专有数据汇集（proprietary agglomerations of data）被用来扼杀竞争和阻止新知识和技术在部门间的扩散的问题。他们的政策工具考虑也应该超越传统反垄断范畴。

　　比如，有人认为个人应该对自己的数据拥有权利。这有可能改善扩散，因为企业将变成数据的买家而不是卖家。个人将不再锁定在一家平台，可以把数据分散给竞争企业。决策者还可以推动平台之间的互操作性，从而限制用户被锁定在某个平台。

　　至于劳动条款，决策者可以用多种方式干预。比如，可以针对“无竞争”合同采取反垄断手段，这种合同本质上约束了交易（在这个情形中是劳动力）。类似地，可以采取行动削弱执业资格机构的权力（如美容师或水管工），这些机构往往被极少数人所把持，他们通过保护主义大获其利。为什么已经获得某个执照就应该成为你制定执照颁发规则的人？我们可以认为应该由更加中立的机构决定执业资格的程度。

　　央行的棘手任务

　　无论如何，经济结构的持续变化的最重要的效应是央行业务的政治经济学。由于担心技术变化、工作质量下降，以及超级明星企业所带来的破坏，人们有的是理由感到不快乐。尽管失业率很低，但很多工人仍然不快乐。他们深陷非超级明星企业，形成了一种普遍存在于大萧条后的针对精英及其政策日程的怨恨。

　　此外，在所有精英中，央行官员出境最为不利。大部分央行官员拥有博士学位，说着很少有人听得懂的话。他们是最典型的“无根的公民”，定期在偏远的巴塞尔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全球金融环境和货币政策的系统性影响。很多人相信，他们不会谈及普罗大众，除非是关于通货膨胀的讨论。

　　毫不奇怪公共信任度下降得如此剧烈。普通公民很少能够理解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复杂权衡，这已经够糟糕了。更糟糕的是公众对华尔街援助的怨恨以及对央行官员只顾全球不顾国内的印象。诚然，思考这些问题是所有央行官员的职责；但这一职责日益受到不在其位者的质疑。

　　央行业务已经够困难了。但更难的是当有政客试图通过攻击你捞取政治资本时。你不必嫉妒央行官员，他们需要在当今不信任和嘲讽的环境中如履薄冰，而当今的环境则是经济中更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的产物。

　　央行官员能够赢同时回公众信心，保持全球经济稳定，并找到办法协调无处不在的技术破坏吗？这将是2019年及其后未来的一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