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非常“特朗普”的一年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2017年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和国会共和党强行通过了1万亿美元的公司税减税计划，这笔资金部分通过提高位于收入分布中段的大部分美国人的税收来抵消。但在2018年，美国企业界对于该政策的欢呼雀跃的态度让人们开始为特朗普及其政策感到焦虑。

　　一年前，美国商业和金融领导人的肆无忌惮的贪婪让他们忘记了避免巨大赤字。但如今，他们认为2017年减税计划是历史上最为累退、时机也最糟糕的税收法案。美国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不平等程度最高的，数百万苦苦挣扎的美国家庭为亿万富豪的减税买单。美国的预期寿命为发达经济体中最低，但按照税收法案，1300多万美国人将没有医保。

　　拜该立法所赐，美国财政部预测2018年将出现1万亿美元赤字——是美国历史上无衰退和平时期最高的单年赤字。更糟糕的是，承诺的投资增长并未实现。公司给工人些许小恩小惠，而将大部分资金用于股票回购和分红。但这不令人奇怪，投资得益于确定性，而特朗普依靠乱中取胜。

　　此外，由于税收法案匆忙通过，因此充满了夹带私货的错误、前后不一和特殊利益漏洞，缺少广泛的群众支持，意味着当政治风向改变时，其大部分内容都会被推翻，这已经影响到了企业主。

　　我们中有许多人在当时指出，税收法案以及临时性的军事支出提高不是为了大幅提振经济，而是为了带来类似吸毒的短期快感。资本加速折旧，现在可以提高税收利润，但未来会拉低税后利润。而由于立法实际上削减了利息支出的抵税，最终将增加税后资本成本，从而抑制投资（其中大部分通过债务融资）。

　　与此同时，美国的巨额赤字总得想办法融资。由于美国储蓄率低迷，大部分资金不得不来自外国贷款人，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向海外支出大笔利息来维持债务。十年后，美国总收入很有可能会比没有税收法案的情况更低。

　　除了灾难性的税收立法，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也在干扰市场和供应链。许多美国出口企业需要依赖中国进口，现在它们有很好的理由将业务移出美国。计算特朗普贸易摩擦的成本还为时过早，但几乎所有人认为应该都会变得更穷。

　　类似地，特朗普的反移民政策鼓励依靠工程师和其他高技能工人的公司将实验室和生产设施迁往海外。美国其他地区出现用工短缺也为时不远了。

　　特朗普上台掌权依靠全球化、金融化和涓滴（trickle-down）经济学的破产承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增长萎靡了十年，精英信誉扫地，特朗普跳出来分配责任。但是大部分他用来捞取政治资本的经济问题，显然并非移民或外国进口导致。比如，产业工作岗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技术变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成功的受害者。

　　尽管如此，决策者显然本应更好地管理这些变迁，确保国民收入增长流向大多数而不是极少数。商业领袖和金融家被自己的贪婪蒙蔽了双眼，特别是共和党乐于对他们有求必应。结果，真实（经通胀调整的）工资陷入停滞，因自动化和全球化失去工作的人被抛弃了。

　　特朗普政策的经济学固然糟糕，但与他的政治学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悲哀的是，特朗普的种族主义、“直男癌”和民族主义煽动引起了巴西、匈牙利、意大利、土耳其等国的遥相呼应。所有这些国家都将经历类似、或更糟糕的经济问题，它们都在面临民粹主义领导人赖以起家的粗暴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在美国，特朗普的言辞和行动已经引起了暴力黑势力，并已出现失控之势。

　　只有当公民信任政府、制度，也彼此信任时，社会才能正常运转。但是，特朗普的政治模式是基于腐蚀信任和最大化不和谐。现在的问题是终点在哪里。匹兹堡犹太教堂11人被杀事件会成为美国水晶之夜的先声吗？

　　对这类问题，我们无从寻找答案。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当前政治形势如何发展。如果当今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支持者因为他们经济政策的必然失败而幻灭，有可能会进一步导向新法西斯右翼。比较乐观地说，他们可能会回归自由民主阵营，或至少因为失望而“作鸟兽散”。

　　我们必须知道：经济和政治结果互相交织、互相强化。2019年，过去两年的坏政策和更坏的政治的后果会充分摆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