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施瓦布：大重建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

　　如果要克服2018年的“大破坏”，世界就需要一个新的全球合作框架。回想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聚首一堂，共同设计了一套合作追求共有未来的体制架构。如今也有必要重拾这一举措了。

　　然而这一次的挑战可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我们正经历着个人和社会如何相互关联的根本性变化。而我们也可以通过对这一变化的理解去积极影响其结果。

　　首先要认识到的是，我们所面对的是正从根本上转变企业、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自从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首次将这一认识概念化以来，我就清楚地认识到：对我们现有的流程和机构的修修补补根本无法起到任何作用；相反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重新设计以便充分利用即将降临的大量新机遇，同时免遭我们当前目睹的那种破坏。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或依赖小修小补来修复这套过时体系的缺陷，变革的力量将自然而然地绕过这些体系并发展出自身的动力和规则。

　　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们的经济体系。首先，物理世界已经一个被具备循环和共享经济的新数字化、互联化、集成化和虚拟化世界所大大压缩。制造业正在通过自动化，本地化和个性化进行彻底改革——所有这些都将使传统供应链变成过去。竞争越来越以不成本为基础而是更多地被功能和创新驱动。规模经济很快将失去其曾经有过的优势。最宝贵的资源是人才，而非传统资本。

　　第四次工业革命还将前所未有的力量和资源置于少数几家企业手中。如今那些领导性的数字企业正在重塑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以传统企业无法企及的方式破坏着传统社交模式。从现在开始，掌握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及通过智能系统的引导来运行大型平台的能力将决定企业和国家的力量。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驱动型自动化的不断扩散将改变就业和收入模式。工作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创新性的生态系统被自我创造出来。传统的劳动收入将被创造性任务，风险投资和先发优势的累计回报所取代。

　　全球经济互动已经不再被划分为商品和服务贸易，金融交易和投资几个大项。所有经济流动都整合进了一个实现跨境有形和无形价值交换的综合系统。政府不必对劳动力征税，而是必须开始对根植于云端的平台垄断和价值创造机制征税。

　　未来几年，国家预算将越来越多地被导向实现创新和劳动力技能重训/提升的生态系统所需的软硬基础设施支出，以及支持那些受当前经济转型影响的劳动者的社会方案。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是让教育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要求，必须去强调培养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数字化素养以及同理心，敏感性和协作能力——所有这些都是确保科技始终为我所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相反。此外通过数字传递和面对面的个性化发展和指导，教育系统必须更加适合用来实现终身学习。

　　除教育外，总体的政策制定也必须适应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变革速度。必须开发出一系列新的协作性快速反应型治理模型以避免政府政策不断落后于技术前沿发展的状况。

　　而各国对所有这些变化的应对方式将决定其未来增长轨迹以及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显然还有其公民的生活质量。作为无边界互连的过程，第四次工业革命要求将国家政策纳入一个全球体系。当前全球化的定义是扩大多边和双边贸易；但在未来描述的则是国家数字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相关的思想和服务流。

　　尽管许多国家仍在努力追赶上一次工业革命，但他们应该认识到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为面向最前沿创新的跨越提供了众多独特机会。在收获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后英国成为十九世纪的全球主导力量。而英国的继承人美国则比任何国家都更多地占据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所有权。这三次革命将世界分化为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则在雄踞了多个世纪的领导地位后重要性日益下降。

　　如今全球力量均势有一次开始重整——而且是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既然就算是一个人也有能力造成巨大破坏，我们也就不能继续维护一个以穷富来对人进行划分的世界。对此迫切需要进行全球合作，并在更根本的层面上重新思考自由，公平和包容性的经济关系在当今世界中将以何种面目展现。

　　我们所在的世界经济论坛将于2019年1月的达沃斯年度会议上展开这一对话。而论坛作为最重要的多利益相关方平台也有能力和责任去推动这一对话，并通过我们的科学和学术网络化身为新理念的催化剂。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做准备需要持续参与并围绕可行的解决方案达成广泛共识，为此论坛希望能在未来几年为这项工作提供一套“操作系统”，因为我们认定如果要取得实效，这些对话必须涵盖所有利益攸关方——企业，政府，民间社会和青年人。对话还必须注重追求社会凝聚力，而在当今的碎片化环境下，以协调——而非合作——作为指导原则才是最有效的。

　　最后，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对话不能由全球和国家身份之间的错误二分法驱动。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接受自己身上同时存在的个人，爱国者和全球主义者身份。

　　在二战后国际社会为持续和平，安全和繁荣奠定了基础。但在过去七十年中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是时候要采取新手段了。只有共同应对这一挑战，我们才能塑造一个能让所有人获益的全球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