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布朗：全球化正站在十字路口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机构专栏 Project Syndicate

　　本文作者：戈登·布朗（英国前首相、财政大臣，现为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全球教育机会融资国际委员会主席）

　　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2018年也许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管理不善的全球化导致了民族主义“夺回控制权”以及保护主义的崛起，破坏了70年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赢得了发展其自身国际机构的机会。世界仿佛将在对立的全球治理体系间陷入撕裂。

　　不管未来几年发生什么，很显然2008—2018这个十年标志着经济实力平衡的时代变迁。全球金融危机顶峰，我是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主席，北美和欧洲占了世界人口的15%左右，贡献了经济活动的57%，投资的61%，制造业的约50%以及全球消费支出的61%。

　　但此后，世界经济重心发生了转移。2008年，西方之外的国家占世界生产、制造、贸易和投资的40%左右，而今天已经达到了60%以上。一些分析师预测到2050年亚洲占全球经济产出比达50%。诚然，2050年可能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将无法达到美国的一半，美国经济的规模仍然会引起全球治理的地缘政治新问题。

　　新治理

　　七国集团（G7）——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几十年来，它事实主宰着整个全球经济。但到2008年，我和其他人开始发现情况有变。北美和欧洲领导人秘密地争论着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新高层论坛，来解决经济合作问题。

　　这些争论往往十分激烈。一方希望保持较小的集团规模（美国一开始提出过一个G7+5方案）；另一方想让集团尽可能具有包容性。时至今日，早期讨论的结果已经无从详细考证。2009年G20在伦敦召开会议时，实际上包括了23个国家——埃塞俄比亚代表非洲、泰国代表东南亚，荷兰和西班牙加入了最初的欧洲名单——以及欧盟。尽管如此，即使是事实上的G24，也无法充分反映世界的变化速度。如今，尼日利亚、伊朗、阿联酋等经济体都比G20中最小的经济体（南非）更大，但它们无一进入G20集团。

　　类似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根基也在动摇。1944年最初的IMF章程正在谈判时，关于这个新机构总部应该放在欧洲还是美国，曾经有过一些分歧。最终的决定是它应该设在投票权比例最大的国家的首都（投票权比例由一国占全球经济的比例决定）。这意味着不出一二十年，中国就可以要求IMF把总部放在北京。

　　当然，IMF很有可能不会迁出华盛顿（美国会在IMF离开美国之前先离开IMF）。但这个要点仍然存在：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划时代的再平衡，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也是地缘政治上的。除非西方能够设法在日益多极化的世界中坚持多边主义，否则中国将继续发展可取而代之的金融和治理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

　　空洞的主权

　　眼下，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是全球金融实力大变迁的一个表征。表面上，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冲突是为了贸易。但从特朗普的讲话中，你能够体会到真正的战场更大：技术主导地位和全球经济实力的未来。

　　特朗普至少发现了美国主宰力日益受到威胁，但他忽视了最显而易见的应对手段。相反，特朗普主张美国有单方面恣意妄为的特权，好像美国仍然是单极世界的统治者似的。结果，各种地缘政治动荡纷至沓来。

　　特朗普已经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定，并宣布美国要撤出维持了31年的美俄中程核力量条约。此外，其政府阻止世界贸易组织纠纷仲裁机构的法官任命；让G7和G20接近边缘化；还破坏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

　　这里有一个深深的讽刺之处。美国真正在单极世界中一骑绝尘的时代，它一般会通过多边机构行动。但如今，世界日益变得多极，特朗普政府却在一意孤行。问题在于这种主张“原汁原味”的十九世纪主权的做法是否能够起作用。

　　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一开始也许能够降低进口。但它们也影响了美国出口产品的投入品——这些投入品无法免于贸易壁垒高企所造成的危害。更糟糕的是，当前保护主义潮可能会造成新的财政压力，美国制造业工人和举步维艰的农民要求通过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方式得到补偿。

　　乌云在聚集

　　对于保护主义和扩张性的美国财政政策所造成的危险，更加有力的说明是再次发生全球经济衰退时会发生什么。2008年，全世界各国政府能够削减利率，引入非常规贸易政策，并采取财政刺激。此外，这些措施形成了全球协调，从而实现效果最大化。央行之间紧密合作，2009年G20领导人峰会表明，全球国家首脑和财政部长之间的合作无与伦比。

　　如今展望21世纪20年代，货币和财政施展空间将会缩小。利率几乎肯定会处于过低水平，使货币政策无法提供有效的刺激；而上一场危机所留下的庞大的资产负债表意味着银行将对进一步量化宽松更加谨慎。

　　财政政策也将同样束手束脚。2018年，欧盟平均政府债务-GDP之比超过80%；美国联邦赤字眼看将超过GDP的5%。在这样的环境下，采取财政刺激将比下一场危机后的几年中更加困难，跨境协调也更加不可或缺。悲哀的是，当前趋势表明，政府更有可能彼此指责，而不是合作去做正确的事。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悖论。对全球化的不满带来了新一轮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但要解决不满的根源，唯有通过合作。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当枪匹马解决不平等性加剧、工资停滞、金融不稳定、偷税漏税、气候变化以及难民和移民危机等问题。向十九世纪列强政治倒退将决定性地毁灭我们在二十一世纪所实现的繁荣。

　　“美国优先”绝非有远见的未来战略，而更像是沉溺于过去的昔日霸权势力的自残式发作。重提凡尔赛和约中所表露的民族主义完全忽视了加强政府间行动所能带来的必要区别。

　　希望的理由

　　在美国背离多边主义之际，中国正在通过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一带一路计划和其他方式，依靠自身改变全球地缘政治。中国的当前政策将给亚太地区和世界带来长期影响，我们大部分人尚未给予这些后果足够的关注。

　　尽管如此，大国冲突未必将成为新秩序的核心。10月份，向国际空间站运送一位美国宇航员和一位俄罗斯宇航员的火箭发射失败，这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当前地缘政治关系的状态。尽管如此，它也提醒我们多边合作及其成就的更深刻的历史。总而言之，已有18个国家参与了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旅程。目前，国际空间站里住着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德国宇航员组成的团队，他们一起共事。

　　在冷战顶峰启幕的空间竞赛一开始是一项零和博弈，但如今，它成为持续国际合作的领域。目前，俄罗斯和美国空间计划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没有俄罗斯火箭发射场，美国宇航员就无法飞向国际空间站，而如果没有美国的技术，俄罗斯宇航员也无法在空间站上生存。

　　既然原本的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敌对力量也能在太空找到合作之道，在地面上也能够实现类似的成就。

　　我们必须保持希望。冷战折磨了世界四十年，因为苏联拒绝承认市场价值和私人产权，不肯与西方联系。中国则并非如此。如今，每年都有600，000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其中450，000人是在美国和欧洲，并组成了持久的社会和职业网络。

　　我们在为未来几年的全球冲突做准备时，必须致力于合作的未来。不管是金融稳定、气候变化还是避税港问题，都有很强的理由认为国际合作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办法。但由于供应链正在发生重组，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正在谈判，地区政府——如加利福尼亚州——也正在追求全球层面的协议，我们也必须扩大合作的范围。

　　全球化正站在十字路口。无论如何，国际组织和多边框架需要与新兴地缘政治力量“极”相协调。我们今天所构想的决定，将给地球的未来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唯一的问题是这些决定是单边的还是合作的。我们必须拿出我们的战后前辈的意愿，如此，我们才能“亲身参与打造”适合当前历史阶段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