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

专题摘要:

2018年1月21日，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论坛暨国际货币研究所2018新年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本次会议主题是新时代金融改革与开放。

李扬：中国金融体系缺陷在于期限错配和权益错配: 　　2018年1月21日，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8新年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教授发表主旨演讲。以下为现场发言实录，未经嘉宾审核。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以下是李扬的全文实录：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现在谈未来的改革方向，显然是和那时候不一样，我觉得主要的逻辑思路就是我们现在缺什么，然后下一步要改什么。按照这样一个想法，我今天跟大家讨论五个问题。首先回顾一下改革的总纲。党的十九大提出的若干新的要求，其中有四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中国经济开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第二，着力加快建设由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四个要素构成的产业体系。把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放在一起作为一个产业体系来提这是第一次，要理解这个体系就是把这四个工作重点一起抓。第三，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宏观调控从未和有度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政策性的描述，但是有度对应的是无度、过度，是不是意味着全世界都有宏观调控过度的问题呢？第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其中第一攻坚战是风险，金融风险是主要的风险。讨论金融改革这几个要点我们必须牢记在心。我认为今后的改革，首先要处理的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筹措的机制，这个问题应该从实体经济入手。这几年大家一直讨论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命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把握的命题。我们抛开这些争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经济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我认为经济需要长期资金。我们可以放眼看一看经济做些什么。第一，基础设施和准公益性产业的融资。过去很多都是商业性的投资，现在已经过剩了，我们需要进行产能合作把它转化为产业，那剩下的就是基础设施和很多具有准公益性的产业投资，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过的。第二，惠民导向，建立普惠金融体系。过去的观点是金融是为富人服务的，而现在是要为穷人服务。普惠不是说满足温饱需求后把利润拿出一点去施舍，而是安身立命之本。第三，支持国家重大的战略实施，满足重点建设项目资金需求。在青藏高原上修一条路修到印度边界这种事情当然可以靠财政投资，但是如果需求量很大的话，也不免需要金融的介入，这也是过去很少大规模遇到的。第四，支持科技发展，支持双创。创新发展就要让科技能够从实验室、从产品变成企业、变成产业、变成产值、变成就业，这个很长链条的每个环节都需要金融支持。第五，要发展绿色经济。五大发展理念绿色金融的位置和创新已经并驾齐驱了，但是绿色金融现在还没能到创造价值的地步。总之，实体经济有很大的融资需求，也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这些事情是传统的金融不能够去满足和支撑的。金融体系其实有很多的缺陷。首先，传统的认为金融就是提供资金的观点已经过时了。其实从1994年开始，当中国开始持续不断的出现外汇储备增加的时候，已经说明中国储蓄过剩，中国已经不是资金短期的国家。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两个缺陷，一个是期限错配，中国有的是短钱，但是要用的是长钱；另一个是权益错配，中国有的是债务资金，要用的权益性资金。这两个错配主宰着所有的事情，可以说我们现在所有的金融风险都与这两个错配有关，比如说银行资产负债表中长期贷款占比。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黄达教授论述银行能不能提供中长期贷款，因为那时候银行提供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是不能提供的，现在中长期贷款占银行的资金利用60%以上。地方融资平台屡禁不止，因为地方要投资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准公益性的产业，杠杆率居高不下，主要经济发展就需要金融支持，在这样一个结构下，金融越支持，杠杆率就越高，因为大量的资金进入银行，银行贷出去到企业手中就是负债。杠杆率计算式子的分子就是负债，分子越来越多，杠杆率当然就居高不下。现代金融体系满足不了这些事情。所以，新时代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立有效的筹集长期资金，特别是筹集股权资金机制。第二建立长期信用机构。我们曾经寄望于有一个发达的资本市场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权益资本筹集不足的问题，20年下来我们知道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对于中国这一种国家来说我们就需要想别的办法，通过机构的办法来筹集长期资金。发展资本市场，首先要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化创业板、新三板该改革等等。其次是鼓励资本形成。中国发展资本市场重资本交易不重资本形成，这样的话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大量的资金追少量的股权或者是债权，就使得它的价值就不能够有效地管理风险，更不能够有效地管理资金配置。所以一定要倒过来鼓励资本形成，这样就与我们传统的理念和传统的制度就有关。我反反复复从上个世纪讲到现在的就是，企业形成的时候它要筹集资金，如何划清企业在创业时候的正常的筹集资金行为和乱集资的关系，这始终是一个问题。    我们接管政权以后就把一切信用集中到政府手里，政府的信用只能给政府认为可以做的机构去做，其他人从事资金融通都非法。从上到下打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是对的，但是必须要考虑到大量的资本形成就是在合法、非法之间。第三，我们还要满足地方金融发展需求，可以说资本市场对地方的需求照顾是不够的。但是大量的需求是在地方，如果地方有大量的需求，但是没有一个正常的通道，于是就会乱找金融。所以就是要关注草根、关注资本形成、关注地方的需求，我觉得是下一步发展资本市场的要点。第四，发展债券市场。当然资本市场一面是债市，一面是股市。过去长期的问题是中国债市发展弱于股市，现在中国的债市强于股市。但是问题是债券市场要和其他的市场沟通好关系，否则的话这市场就是分割的，就不能够有效的形成一个金融配置机制。我们有这么多的基础设施等等需要筹集资本，但是现有的金融体系都不能够提供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可以通过机构融资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所以在发展晚上各类长期信用机构方面，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明确的指出要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我们过去说金融，尤其是在说金融改革时，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市场化、商业化。但是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都显示出的一种倾向就是纯商业化的金融是不存在，纯商业化金融不解决日趋复杂的问题。所以就需要商业性、开发性、合作性金融，但这一个问题从三中全会提出到如今基本没有进展。第二，就是建立服务于长期融资的长期信用机构体系。基础设施、城镇住宅、城镇化这几个领域都需要，现在基本上所有的乱办金融的事情都发生在这几个领域中。但是不能总是打压，事情反复出现就有了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不能够满足需求。同样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里就已经提出了要探讨建立支持城镇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要探讨建立支持城市住宅的政策性金融机构。五年下来改造公积金的事情应当说还没有起步，这一次经济工作会议又重申了这几个领域建立金融性机构的需求。当然我觉得长期信用机构还应当支持的对象就是创新。第三个方面就是产融结合。传统的产融结合需要细化，需要结合现实情况给出一个更宽广、适应性更强、更可操作的一个架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办金融不是顺理成章的。所以这个问题也应当再提出来。最后是发展助力资本形成的金融租赁。金融租赁看起来是金融，实际上是资本形成的，中国金融现在就是要促进资本形成。金融租赁用租赁的方式支持了资本形成，这是我们应当支持的，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第二个要点关于利率市场化。十九大报告里面没有几句话谈金融，但利率市场化俨然就在其中。我们要重新理解什么叫做利率市场化，坚持以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为总体方向，以完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传导机制为重点，以提高央行调控能力为基础推进利率市场化，这就是官方的定义。其实这一个定义还需要展开一下，有些东西还是要强调一下。首先是资金的供应、资金的需求要直接建立。什么是市场？贷款需求者、贷款的供应者的背后如何？它的贷款行为是不是受到约束，他的资金需求行为是不是有人管着，是不是能够充分的展示他的偏好？什么叫市场出清？市场出清的前提就是供求双方充分的展示自己的偏好，然后自由的竞争形成均衡。利率看起来热热闹闹但是背后都是有人管着，很多关键环节都是这样。第二个是以货币市场利率为基准，这讲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也是很难。第三是中央银行要通过市场化的工具要调控市场利率。完成利率市场化，具体要做的主要是四件事：首先，非金融机构要对利率是敏感的。如果对利率不敏感，利率市场化就不是一个机制概念，也不是一个宏观调控的概念。现在相当多的非金融机构对利率是不敏感的，危机中资金的需求还无穷大，这对利率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行为。其次，要放松对货币信贷供求的行政控制。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机制，使得利率的水平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都由资金供求双方在市场上通过反复交易，竞争性决定。这里面的要点就是资金的供求双方都必须是自由的，能够充分的展示自己的偏好，那个利率水平才是对的。但中国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资金过剩的国度，周小川行长都说了中国主要问题是储蓄太多，储蓄太多就不可能有高利率。那它背后一定有某种机制扭曲了这一储蓄大于投资的格局，而且这种扭曲也持续了很多年。面向新时代，这个问题应当挑出来讲。第三，打破债券市场之间、债券和信贷市场之间的分割这一个点也是很重要。我们知道市场上没有利率体系，都只有一个具体的利率。所谓利率体系就是这些利率之间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构成一个互相联动的结构，然后货币当局去调控其中的某一个利率，借助这结构对整个体系产生影响。这多种利率联动的背后不是一个专业水平的问题，而是一个部门的利益问题。我们特别强调核心利率，而在中国，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可能更重要。银行条款的时候，好多利率都产生影响，但是他们之间并没有有效的联动，这个利率是无效的，要把它打破。所谓核心利率，就是要有一个最后的决断，否则各行其是，利率是不可能市场化的，利率的传导机制不可能顺利。第四，改革央行利率决定方向，完善央行市场化利率调控框架。完善央行的利率市场化调控机制，也就是说目前相当程度上利率的调控是行政化的。调控利率是很缜密和专业的研究。利率的调整和实施如果没有发生相应的资金供求的变化，利率的调整就变成了收入再分配，而不是一种个机制。我们现在说利率，说的是体制机制而不是仅仅说成本。现在利率只影响成本是很讨厌的。上个世纪末人民银行第一次提出利率市场化时，恰好在那前后美国来了几位大牌的经济学家访问中国，朱镕基总理接见时就问到美国的利率市场化怎么样，那些专家说美国的利率是管市场，美联储说联邦经济工作上影响了40%，而不是行政化的。后来他说你们赶快研究一下这市场制度，美国说市场是管制，联储说了算，后来仔细研究不是。他从1%上升到1.5%是在市场上购债，把利率逼到接近1.5%，于是这个政策行为就实现了。这样一个看起来行政性决定性的事情是通过市场化手段，通过改变市场资金供求关系来实现的。可是大家知道我们没有做这事情，顶多事后亡羊补牢做这种事。所以利率调整之后，金融机构的行为有点反常，那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政策性决定没有跟上相应的市场操作，这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讲到利率有一个事情就不得不提，它就是准备金。我们现在这个准备金现在异乎寻常的高于法定准备金率，这是2014年之前的特殊情况下形成的，现在这特殊情况已经回归正常了。那么这一个高利率是不是要考虑逐渐调整呢？现在大家讳言这个事情。但是作为研究者我不能回避这一个事情。现在一个银行准备金率百分之十六七，资本充足率多少，我的资金能有多少能用的。所以这个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以我启动一些关乎货币政策建议，现在货币政策还有不健康的因素，需要对央行控制的框架、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债券市场进行大规模的系统改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接下来是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是积极的方向，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若干原则有了悄然的调整。三句话：积极有为、水到渠成，顺应规律同现代化建设相辅相成统筹考虑，也就是说我在做一个对外开放的事情时候，要想到和国内的改革、和国内的国情是不是一致的。熟悉改革开放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民情。如今中国站到了舞台中央、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诉求也有自己被证明成功的东西。那么在国际治理机制中，就要显示自己。不能够完全接受的就拒绝。以前关着门，我们不知道国际的规则、国际最优实践、最佳实践我们都接受，现在看看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说自由式贸易规则，美国人随随便便就不干了。所以发展到今天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记住这一些原则，那么后面具体的事情比较好办，比如说发展外汇市场、丰富外汇产品、扩展外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序扩大人民币汇率区间保持人民币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更重要的，货币当局减少常态式的外汇市场。很长时间里，我们就是人民银行一家，其他面对全世界所有的交易对手，已经很长时间里我们之间减少了。除非特殊情况下，货币当局才出现。这个时候形成的汇率当然是反应市场分层。之后是加强监管。首先是成立一个超级委员会、这个超级委员会有一套机制，五大任务。对于监管理念，比如说调整，监管机构它工作重点是监管，不是把你行业做大做强，这不是你的任务，行业做大做强是市场的任务。当然我们还没过渡到这一种理想状态，但是方向上应当很清楚。你又是爹又是裁判员，那个手是下不去的。第二点是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失职以及发现风险没有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的监管行为，我想各位一定有感受。不久前，主席又出来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监管趋严的风越刮越紧。第三要处理识别风险并且及时处理风险。第四应急处置和问题机构退出机制。市场只有建设没有退出，就不是市场，其实一个星期前谈的股票市场也是这样。如果没有退出机制这股票怎么办？我们必须吸收新鲜的东西，健康的企业去淘汰那一些在财务上不健康的企业这市场才是有效的。所以在监管方面也应当有淘汰机制。在监管体系中我们长期来说忽略了一个领域就是地方，前面我讲了我们长期以来忽略地方的金融需求，我们就忽略了地方的金融职能，所以对于地方，在我们整个新的监管架构下，首先是要分离它的功能。现在有七八个省市自治区的金融办、金融局、金融厅分出来监管厅、监管局。两个互相不隶属，就是监管专业化。所以在明确全线的基础上，按照全员一致原则强化地方的责任。另外一个侧面，地方和中央金融委员会什么关系，应该说原则确定的很清楚，一个就是中央统一抉择、再一个侧面就是地方审批、地方监管、地方担责。全国统一号令但是具体的情况由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最后就是去杠杆，我们说管理风险的重点是去杠杆，这已经有党的若干次会议特别是去年连续的三个会，7月份的全国金融工作会，然后十九大然后是年末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反复强调的问题。而且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已经说了，这个事要做三年。为什么要做这一点？因为现在风险已经到了不处理就会危及我们正常的程度。你要不做金融不太知道，做金融都应当知道，现在的风险是极大，风险是处于多发易发的时期，处处都是风险，一搞就是千亿的级别。所以党中央下决心在我们迈向新的征程之前清理一下场地，习主席在金融工作会议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说中国经济金融经过过去的长时期的飞速发展之后，现在进入了下行清算期。就是说这背后话一听就是长周期的概念，过去是长周期的上几十年，然后现在开始下了。这个下是新常态是我们经济从高速发展到了高质量的，这一段时间做什么？清算。清算什么？清算过去几十年下来的金融风险。我们参加了一些讨论和政策的讨论，深知风险之多之广之深。所以就中国今后的风险我们在这概括一下，将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企业负担加剧，与实体经济的风险对应的金融风险就是杠杆率攀升，债务负担加重不良资产增加。去杠杆减债务处理不良资产。我们既然讲了这事情，就给大家看一下中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的情况，我们七八年来持续不断的做的一件事就是编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我们非常有把握能够提供。我们可以发现非金融部门已经稳定了，但是稳定能不能得到巩固应当说还不知道。特别是2017年经济增长上去，因为大家知道杠杆率分母是GDP，2017年6.9%超出我们的预期。于是降杠杆自然就是这样，那如果明年下呢？其他不变也就是说债务不变，杠杆率就会提高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一下杠杆率也不要太当真。分子、分母变化都可能使得情况，关键的是不良资产层面的。我们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有一套金融指数，因为有八类指数，其中就关于杠杆率的指数，一个季度公布一次，从这儿可以看得出宏观上趋稳结构上有所改善，所谓改善就是结构从哪一种风险最大的部门开始转向风险相对小的部门，其实背后蕴含着一句话：经济下行去杠杆基本上不可能，其实就是一个杠杆转移。我们看它十年来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去杠杆。这一个变化我们看的很清楚，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已经下降，遗憾的是其中国企还在上升。当然中国的国企的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所以我们在考虑中国的债务问题、杠杆问题不良资产的问题时候必须关注两大部门，一是企业、二是地方政府。企业我们这里有一个数字很说明问题，整个企业中国企占62%，所以习主席在金融国际会议上已经点出过国企债务高的问题。而第二地方政府分两段阐述，2015年之前应当说是乱象丛生，2017年做了一些规定约束，所以我们看到出现了四类情况，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专项建设基金，政府委托代建购买服务协议PPP，这个事情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处理这事情了。我们希望通过这一些东西能够解决债务过高的问题。去杠杆的重点在金融工作会和经济工作会已经讲的很清楚，要点有三。一解决国情问题大家注意经济工作会议叫做一除，第一个就是除。去除无效供应、解决僵尸企业这讲的非常明确。第二是地方政府别的方式都解决不了，于是就把乌纱帽拿起来终身问责。那天我跟基金磋商的时候就在说，你们观察中国的问题主要看中国共产党怎么说习主席怎么说。第三个是风险处置，到最后还是要处置这样才能把问题真正解决，好在现在目标已经很明确，原则应当说不是说天衣无缝但也是无所不至了，下一步就是去落实，包括我们整个的金融改革，我想我们已经对理论上有这么一个大的理论架构，下一步来做这一些事情应当说是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就讲到这里。今年是纪念金融危机十周年。十年下来之后很多的原则已经被冲垮，很多的规矩被打破了，很多的理论也要重改。改革开放四十年要总结我们已经总结过三十年，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四十年。未来怎么办？金融改革。[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1月25日 15:42

屠光绍：对外开放需要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双轮驱动: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屠光绍 2018年1月21日，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8新年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屠光绍围绕“跨境投资与金融服务”发表主题演讲，主要从三个“动”即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双轮驱动、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的良性互动和产投融的有效联动展开。以下是屠光绍演讲全文实录：一、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双轮驱动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双轮驱动是新时代对外开放新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年已经40年了，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40年的路程来看，对外开放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和开放又是相互促进的。所以，开放依然是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但是我们现在的开放有很多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过去长期开放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但是同时带有阶段性的以引进外资与商品出口为主的基本开放格局。为什么要引进外资，因为中国刚开始改革以后，缺的是投资、资金，当然也需要技术、管理，所以当时采取了吸引外资的政策，吸引外资是我们中国过去经济发展40年取得重要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引进外资是无论地方还是中央政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能够吸引多少外资、能够吸引什么样的外资，是各个地方政府都非常关心的。为了吸引外资，我们曾经还采取了很多“非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是“引进来”，我们“走出去”是什么呢？出去主要是我们的商品出口，商品出口在我们开放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之一。出口一直是我们经济发展的重要一个推动力量，出口为什么能够形成如此重要的推动力，从理论方面来讲是因为我们有比较优势，从中国的发展来看，劳动力成本等一系列的原因，促成了出口成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引进外资、商品出口构成了我们长期以来对外开放格局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但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现在发生了一些变化，从商品的出口来看，过去我们的商品出口主要是集中在比较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当然，后来商品出口也开始向中高端发展，包括现在有一些比较尖端的领域。但是总的来讲，中低端是我们出口的主要内容。出口过去是今后仍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战略，但内容则在不断调整变化。同时，大家也会注意到与我们货物贸易长期顺差相比，我们的服务贸易，长期以来是逆差，也就是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的这个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或者说还没形成我们的优势，服务贸易主要是进大于出。进入新时代之后，大家也会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在继续需要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外资也出现了很多的变化。过去引进外资主要是外资来了就行，或者外资来我可以给你优惠政策，现在引进外资，更多的关注我们所需要的外资。我国进入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资的需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同时在吸引外资方面，从过去的政策优惠到现在更多的是聚焦于营造营商环境。营商环境包括很多内容，从政府的行为如政府的管制、政府的审批等，一直到我们在执法、在监管以及营商成本、社会诚信等各个环节都在出现很多的变化。这重要的起步就是从建立上海自贸区进行一系列试点，现在自贸区已经推向全国，主要是营造我们的投资环境。这是一个方面的变化。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对外投资发展很快， 2014年以后的两年，对外投资的规模已经开始大于引进外资的规模。从最近这一两年的统计来看，我国现在已经是第二大对外投资大国、第三大的引进外资大国。所以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双轮驱动已经成为我们对外开放新格局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样一个特征的变化有深刻的原因，而且有更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意义那就是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跨境的资本流动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这一个新阶段就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出现了以前没有的新的局面。全球都很关注中国对外投资下一步的一些动向。为了更好的管理好我们的对外投资，特别是增加对外投资的有效性，提升我们对外投资的质量，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办法，包括最近刚刚出台了对外投资的管理办法。所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从资本的跨境来看变成了双轮驱动。第二个新的重要的意义就是体现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方式出现了新变化。过去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进程主要是吸引外资和商品出口，商品出口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一直面临很多这方面的挑战和问题，包括出口商品越多你的顺差越大，一些国家都会指责你贸易不平衡，把他们工厂关门、就业减少的原因归于中国。所以现在我们追求进出口平衡。同时中国又有了对外投资，现在我去投资了，我会带给你新的投资，带来了资本、带来了资金，同时我也给你创造了就业，对你的实体经济也会带来好处。所以这样的一个双轮驱动就意味着中国和世界的连接方式，中国和世界的融合方式发生了更多的变化。同时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的支持也有了新的资源，对世界经济发展能够作出更多的贡献。第三个意义在于有了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双轮驱动，使得中国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就有了更多的支撑。引进外资过去是支撑我们结构调整一个很重要的方式，但是现在我们有了对外投资，利用了对外投资的资源，我们更多的根据产业升级和企业竞争力的需要在海外进行投资。对外开放这样的一个重要特征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二、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的良性互动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的良性互动是对外开放水平和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双轮驱动这一现象，表明了中国在开放格局里面、在世界的融合里面有了新的变化、新的特征，但是就资本的流出和资本的流入来说，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良性互动，我们需要特别予以重视。因为这是我们对外开放水平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国际经验看，有的国家做得有成效，有的则留下教训。美国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大国，大家都注意到美国的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和循环，比如说各国的外汇储备以及投资机构都要买它的国债，也买它的金融市场产品，美国因为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优势，再加上发达的金融市场，使得吸引外资的渠道非常发达、非常顺畅。全球各地的资金通过它的金融市场进入到美国。反过来，美国大量的公司包括它的跨国公司又在全球投资，形成资金的循环，美国在它的外资流出和外资流入方面的良性互动构成了美国在全球的体系、全球的优势格局。我们现在已经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大国，当然我们的发展阶段不一样，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内容和方式也不同于美国，但我国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互动同样需要完善，形成良性的互动。因为目前对外投资方面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包括对外投资遇到境外保护主义的挑战、同时我们自身投资的战略定位不清晰、投资的效果和质量亦需要得到进一步提升等。对外投资和国家的发展、结构的升级和产业的转型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如果能有效地结合起来，质量和效率就会得到大大的改善。引进外资也是一样，虽然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三大引进外资的国家，但引进外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低水平重复、消化转移吸收创新能力不够的问题。所以我们特别需要提高我们资本输出、资本对外投资和引进资本、引进资金的效率。否则，这么大量的资源就会低效以至浪费。尤其是，如果能够把我们的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互动起来形成良性循环，对于我们对外开放来讲，利用好国际资源就是一个很大的提升。主要是有三个方面要考虑好。第一个就是需要我们清晰的战略定位。也就是说我们要投什么？为什么要投？必须要清晰。引进来也是一样，要引进什么样的外资，应该有这样一个定位或者比较清晰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的规划，这种战略和规划的基础就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都要与我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竞争力提升统筹协调。第二个需要有有效的机制。在有效的机制建立方面，要建立并完善一些有利于促进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走出去”和“引进来”良性互动的机制和政策，避免“两张皮”，甚至相互冲突。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政策问题需要理清、需要完善。比如，中投业务包括两块，一个就是境外投资、一个是境内。境内投资是通过中央汇金公司对一些机构进行股权管理，我们是重要金融机构的股东，这一块体现国家的意志，代表国家，作为国家出资人的代表来进行股权的管理，主要任务是更好地推进完善作为大股东出资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业务就是境外投资，中投的境外投资只能在境外不能在境内。但是我们发现很好的境外投资项目，国内特别需要，也就是说如果通过我们的境外投资这个企业、这个项目、这个技术、这个产品通过我们在境外所投的企业再投回并引到我们的境内来就有利于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的结合。这种方式马上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二次结汇的问题，本来拿着美元外汇主要通过境外投资来提高我们的外汇收益，但是你如果投出去再引进来就遇到二次结汇的问题。当然，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过程当中需要解决很多的政策问题，特别是有很多需要政策的配合来进一步完善，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机制来做走出去和引进来很好的互动。第三是找要有效的方式实现好走出去和引进来的良性互动，在方式方面，中投最近有一个尝试，那就是建立双边基金。双边基金在国际上已有先例和经验，但真正商业性的双边基金成功运作的还不多。如果在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建立好双边基金实现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对接，这样一个方式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前不久，我们和美国高盛建立了50亿美元的双边基金。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对外投资的国家，因为美国的一些技术、产业、品牌与中国相比有比较优势，通过商业化双边基金的方式，在美国投资后再把它引回来，这不仅是价值增值的需要，同时也会为国内利用好这一品牌，利用好国内大市场，满足国内的消费，同时可以通过这一方式来吸引、借鉴和运用一些技术和管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转型非常有好处。我们想通过这样的形式，第一次和美国同行建立商业和市场机制上双边的基金，来实现利益的捆绑和各自优势的结合，这样就使得美国的产业和中国的产业能够实现对接，走出去和引进来就有了具体的抓手，也有利于做大蛋糕，实现互利共盈。三、产投融之间的有效联动产投融有效联动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一般都在讲产融结合，我觉得产投融的概念更准确，这是因为除了产业投资人和融资机构外，现在专门做财务投资的机构也在不断壮大，比如主权财富基金等。在对外投资方面，产投融结合意义非常重大，是服务实体经济很重要的体现。因为现在越来越很多的实体企业都出去，如何更好的用金融来服务好实体经济，更好的支持服务企业走出去，我觉得这是迫切需要来得到加强和重视的。首先，是实体经济与金融走出去、实体经济走出去和金融服务走出去结合，这是需要联动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金融开放过去三十多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开放比较多的还是外面进来。十九大以后，金融对外开放又有了重大的进展。过去，在WTO的时候，设立了对外金融的一些保护，或者说作为我们阶段性的安排，这也是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金融开放已经迈入了新阶段，近期可能会有重大的安排出台。比如，过去对外资投资金融服务业有一些股比限制，现在我想会有很重大的突破。同时，我们的金融走出去也需要加快。比如说“三个覆盖”，第一，在区域覆盖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实体经济、企业走出去很重要的布局，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应该说金融服务区域覆盖方面还有很大的不足，在区域方面还有很多的真空，区域方面有很多薄弱点，特别是新兴市场方面。第二，在领域覆盖方面，因为过去我们的企业走出去主要是商品走出去，金融覆盖主要的是覆盖在这一块上面，比如说贸易融资，进出口银行，另外中国出口保险公司，主要是做出口的保险，所以这样来看，我们的金融服务在领域方面，主要是贸易融资为主的这样一个融资方式。因为它适应了过去主要是商品出口这一需要，但是现在随着我们企业走出去，比如说我们要去投资特别要进行并购，这样的一些金融服务存在着很大的需要、很大的空间，需要专业的财务投资人和金融服务及时跟上。第三，企业需求覆盖方面，现在很多企业走出去有新的方式，包括我们有新的业态走出去了，但金融服务业很欠缺。比如华为走向全球了，华为在墨西哥就遇到了一个融资的问题，它有一个项目，是做绿地的投资，改变了过去只是做一些设备的出口，他想在国内找银行来进行融资，银行告诉他必须要有担保，比如出口信用的担保等，但它进行绿地投资很难拿到担保，所以华为在墨西哥利用国内金融资源受到了一些限制。因为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对传统的业务和企业的支持。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什么呢？就是企业需求覆盖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足，还有很大的空间。实体经济与金融走出去必须要结合好。其次，在金融走出去的时候，有三种金融形态要把它结合好，包括开放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特别需要加快发展商业金融。这三个方面要能够做到更好的齐头并进、协调结合。第三，金融服务支持对外投资方式创新，除了需要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机构外，还涉及到资本市场的开放。从更高层面上看，促进对外投资方式创新，实现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的良性互动，对外投资还与资本跨境流动、汇率、货币政策、储备等密切相关，需要从整体上统筹加以协调有序推进。[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1月23日 11:47

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暨IMI2018新年报告会隆重举行: 　　新浪财经讯 1月2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管，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主办，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中国金融科技50人论坛、跨境金融50人论坛协办的“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8新年报告会”在人民大学逸夫会堂隆重举行。  会议现场本次会议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上午的开幕式，主题为“新时代下的金融改革与开放”，由IMI所长张杰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中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屠光绍，中国金融会计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马德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副行长曹彤，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庄毓敏等国内外金融管理部门、科研院所以及金融实业界的著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百余家媒体参与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首先致辞。他指出，2017年是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校庆之时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并指出中国人民大学形成了鲜明办学特色，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独树一帜，对学校给予高度的评价；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A类名单，14个一级学科入选双一流学科建设名单，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9个学科获评A+，位于全国前列，这其中包括作为应用经济学的金融学科。他表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暨货币金融圆桌会议是学校金融学科建设中一个重要的力量，这些年来在国内金融领域的专家和校友的鼎力支持下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和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在金融理论界与实务界享有盛誉。今年是十九大后的开局之年，也正好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新的历史坐标下，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令人期待。过去五年多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但我们也必须正视当前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他希望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和国际货币研究所能够一如既往地聚焦国家重大金融战略问题，加强基础理论与政策研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和新型智库。刘伟校长发表开场致辞随后，屠光绍总经理、马德伦副行长、李扬理事长、曹彤董事长等嘉宾先后发表了主旨演讲。屠光绍总经理从“三动”的角度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跨境投资与金融服务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到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对外开放的需求从引进外资与商品出口的基本格局转变为营造投资环境和对外投资的“双轮驱动”新格局。他提到，对外投资与引进外资的“良性互动”是对外开放水平和能力提升的重要标志，需要对其有清晰的战略定位，制定有效的机制和方式。他认为，产投融的“有效联动”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的重要任务，海外金融投资应形成更好的联动机制，推动全球经济互动和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屠光绍总经理发表主旨演讲马德伦副行长首先讨论了十年前美国次贷危机的原因——金融家们对金融业的背叛。相较而言，中国的金融市场并没有经历真正的市场风险，所以我们应该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货币金融圆桌会议的十年见证了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发展的累累硕果。他认为，在目前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的框架和强监管的约束下，我们的金融、经营策略与行为会改变，但内在自觉才是根本。以一点一滴的改进为长期目标的努力始于足下，我们的改革开放才能更进一步地深化。马德伦副行长发表主旨演讲李扬理事长针对十九大提出的金融改革任务，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金融体系期限与权益错配的缺陷、发展资本市场、完善各类长期信用机构四方面介绍了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的特征。他在详细阐述利率市场化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利率市场机制的政策建议和存款准备金制度亟待“回归正常”的观点。新时期下，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有了新原则，未来我们应该在加强金融监管、整饬地方金融体系等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他指出，管理金融风险的关键在于“去杠杆”，目前中国非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已趋稳定，应重点关注企业和地方政府两大部门，着眼国企、地方政府和风险处置三方面，解决“去杠杆”的问题。李扬理事长发表主旨演讲曹彤董事长以“ABS资产证券化工具”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分享了自己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看法。他提出，ABS资产证券化工具由于其特殊的结构设置而能够有效缓解低评级企业的融资问题。近年来，我国对资产证券化给予了充分重视，但在出台大量政策的同时，也仍然存在许多客观上的问题。他建议，今后可以注重发展云平台模式，即ABS cloud，通过构建一个云化、平台化、横向的生态，更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缓解金融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曹彤董事长发表主旨演讲第二单元有四个主题研讨，设公开和闭门两个会场，于当天下午同时举行。主题研讨一、二、三为公开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主持。主题研讨一“‘中国财富管理发展指数’解读与趋势展望”由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副行长曹彤主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谭松涛对“中国财富管理发展指数”进行解读。瑞穗证劵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以“中国经济弯道超车背景下的财富机遇”为题发表演讲，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王和提出了“保险是财富管理的高级形态”的观点，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游宇讨论了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发展特点和信托行业的实践，IMI学术委员、北京金桐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银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广文针对“人工智能、区块链与财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周理高介绍了资产管理自购风险管理量化的框架，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庄恩岳以实例分析了不良资产处置的问题。  主题研讨一现场主题研讨二以“‘天府金融指数’解读暨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为题，由中国人民大学信用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关伟主持，IMI副所长、四川省金融工作局局长助理涂永红对“天府金融指数”进行解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巡视员魏加宁分享了关于金融地区布局、国有与民营企业改革方面的看法，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发表了主题为“价格幻觉还是真实增长”的演讲，IMI副所长、中国农业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讨论了产权保障、重大金融风险防范、中国综合实力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发表了关于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地方金融发展的看法，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秘书长周月秋提出了“看待当前经济既要看总量、也要看结构”的观点。主题研讨会二现场主题研讨三“人民币汇率稳定与金融市场开放”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担任主持。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针对汇率改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剑平分析了资产收益率曲线与利率曲线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关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从投资的角度指出了金融市场开放对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针对“汇率稳中求进”发表了主题演讲，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原院长张礼卿提出了“在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同时也需要审慎监管”的观点。主题研讨三现场  主题研讨四“双支柱调控框架与系统性风险防范”为闭门会议，由IMI执行所长贲圣林主持。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国刚以“防风险——双支柱调控的主题”为题发表演讲，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探讨了财政视角的金融宏观审慎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闫先东分享了关于金融风险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瞿强就双支柱的形成进行阐释，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李文红详细分析了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唐文进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是结构性宏观调控新实践”的观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原副局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魏本华，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胡学好，大连商品交易所原总经理冯博，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首席风险官赵海英，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国际战略一处处长吴志峰，四川省金融工作局副局长王琳，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钟红，中拉合作基金首席风险官范希文，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首席策略分析师洪灏，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郭庆旺，中国人民大学汉青经济与金融高级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汪昌云，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宏观室主任陈启清，杭州华软新动力资产管理公司CEO徐以升，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广宇，蚂蚁金服资深总监王佐罡等嘉宾也在闭门论坛上发表了精彩观点。主题研讨四合影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原司长、中国驻IMF原执行董事张之骧，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丁荣祥，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孙鲁军，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裁顾建国，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吴念鲁， IMI副理事长、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副理事长彭晓光，IMI副理事长、《当代金融家》杂志社执行社长兼主编李哲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翟东升，中央财经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教授、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苏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朱新蓉，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勇，联动优势助理总裁向峥嵘，元素征信副总裁赵庆，青岛市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王锦玲等嘉宾以及IMI所有研究团队成员和往期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嘉宾也参与了讨论。第三单元为求是夜话，由IMI副所长宋科担任主持，IMI执行所长贲圣林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7年的成果做了总结和回顾，并对新的一年进行了展望。会上举行了金桐全球英才计划首届学生毕业典礼，IMI所长们给学生们颁发了毕业证书。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党委书记孙华玲出席会议并做总结。她肯定了十年来货币金融圆桌会议的学术成就，表达了对国际货币研究所未来的美好祝愿和对金桐全球英才计划的支持和鼓励。嘉宾合影[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1月22日 16:13

王永利：人民币要坚持汇率篮子原则保持基本稳定: 　　2018年1月21日，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8新年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民币汇率与金融市场开放”展开研讨，以下为现场发言实录，未经嘉宾审核。 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原副行长王永利以下是王永利演讲全文实录：我的题目是《坚持稳中求进，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第一个，大家知道稳中求进是整个国家现在的工作总基调，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居多，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一个转型调整期，各种不确定因素很多，世界格局也正在剧烈变化。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特别关注，从进入21世纪之后，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全球的格局进入一个由量变到质变过程，这个过程重要原因是中国崛起，非常像上个世纪美国崛起造成全球剧烈变动，而且中国崛起将是不可阻挡的。中国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就算把中国的问题放在全球去看，中国依然是最好的。中国如果出现问题，全球的问题会比今天还要严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可能有挑战，所以必须稳，同时又有要信心。中央关于新时代新思想新部署新要求的东西已经明确了。特别是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将要实现世界领先，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目标。我们1979年到2009年，从崩溃的经济体迅速上升第二大经济体。而2009年再到2039年中国的GDP超过美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原本我认为是再一个30年，我们可能综合实力估计才能世界领先，因为GDP是一个年度概念，GDP成为世界第一，不代表真正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是领先。同时，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发展模式和全球化治理的新理念也正在提出和推进。全球化不是简单的一个控制战略资源和转移过剩产能的问题，这是一个新型全球化的宏伟蓝图，是一个国家要成为新的世界领袖必须有新的全球治理的理念和模式。至于第二点，我认为，人民币汇率还是要坚持汇率篮子的原则，但是这个篮子怎么设计是有原则的，不是随便试的。我们整个篮子一定要跟实际经贸往来中的货币种，和我们外汇储备的币种要挂钩，包括外汇储备的币种——可以做小的调整，但是不能有大的随意性。全球来看，因为美元是全球中心货币，美元汇率指数一定是最稳的，阶段性会有波动，因为美元自身也有经过好坏，通胀紧缩，美元升值贬值等问题。但是因为它是世界货币，其他货币跟它比，包括人民币也是，尚不具备这个实力，除非成为像美元一样的中心货币。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不要简单去追求跟美元一样稳。那么我们用篮子以后，可以确定人民币对有的货币涨，就一定会对有的货币贬，不免对主要货币同时上升或者同时下降，如果幅度太大我们就会受不了。我自己的看法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需要有一个区间，容忍度得大，可能这个区间要大，我认为底线是6，上线是7，这个要控制住，如果突破了这个限对我们影响太大了，同时在这个区间里面还要再分档，我们要设立预警线，而且要有预案，比如说现在人民币升值很快，在去年升值很大情况下，对很多做空人民币的人造成重创。当然这里有很多因素，比如说美国现在政府的预算又揭不开锅了，还要减税还要投入，这个会使政府预算面临更大压力。而中国2017年GDP增长超过预期，同时德国、法国宣布，他们将把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货币里面。这个方面我认为是第一要稳，要找到基准线，目标要明确。第二要有区间，第三要有预警，要有心理准备，但是不能求太稳，配套要有一系列管理措施，包括还是要将人民币汇率纳入宏观审慎，坚持要控制的市场化，不能完全放手不管。同时货币兑换流动还是要有规律，不能随便的想买就买、想卖就卖，我们目前还没发展到这个程度。为什么讲稳中求进，是说保定稳定是重中之重任务。我们讲三大攻坚战，第一个攻坚战就是防范重点风险，重点是金融风险。但是大家一定要清楚，稳中求进是一个充满逻辑关系的东西，稳是基础，进才是追求，改革才是重点，改革开放才是我们重点，不能说为了求稳就不敢往前走了。所以这个地方可能重点要强调一下，还是要稳中求进。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影响因素太多了，还得依靠整个国家经济金融未来实现。要全面深化经济金融改革开放，其中要实现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世界领先，作为国家重要核心竞争力的金融必须跟上来。这里面金融的综合实力，就体现在金融要充分激活各种可以用货币表示和交换的社会资源，高效便捷满足社会需求，有效控制相关风险，创造出最大社会财富能力。金融的合理性、合法性就在于你能够把社会闲置资源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创造更大价值，从新增价值拿到你应得部分，这是金融存在合理性的重要的原则。但是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你是在现有财富里面通过你的运作瓜分资源，甚至把资源配错了，把资源送到不该去的地方，造成严重不良损失。不仅没创造新的价值，还损失了财富，那你就失去了合理性。这也是我们现在为什么特别强调金融必须回归本原，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原因。在这里面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我们机构，扩大资本金投入是不够的，更要推进社会资源货币化、证券化、交易化、合规化，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还有就是国际影响力，主要体现在我们金融参与到国际金融资源的整合和配置能力，以及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制定，金融交易定价方面的影响力。在这个方面，我们知道什么叫国际金融中心，如果我们金融市场不开放，做的再大都不叫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一定要开放，让人家参与进来才可以，这就是涉及到整个下一步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包括大宗商品，比如刚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石油期货。如果石油期货能用人民币计价，可以迅速推广到其他东西，中国已经是很多大宗商品最大的进口国消费国，但是我们在大宗商品定价方面依然没有影响力，这个就需要我们高度关注一下。我们不仅要鼓励机构的走出去引进来，更重要是开放市场，直接通过市场交易引进来走出去，同时在中国的金融交易市场里面要用人民币计价清算，这样才能真正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否则没有国际金融中心支持，货币的国际化的确是会大受影响。而且我们现在具备这个实力，因为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快速成长，我们是很多大宗商品最大的消费国进口国。同时人民币要国际化，应该是通过记帐方式在走，所以所谓人民币走出去，仅仅指的是人民币所有权走出去，这个时候人民币全球清算总中心和交易总中心一定要在大陆，这个要反复提醒大家。这都是为我们国家金融中心建设提供极其难得机会，但是如果看不清楚，贻误时机将会犯严重错误，所以市场需要开放，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增实力。再有就是要推动金融的发展迈上新的台阶，关于金融发展，我自己认为可以划分为三个相互传承不断提升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货币金融，主要是以货币印制、投放、流通、支付为主题功能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货币转化为资本或者资金，开始进行资金的融通，包括股权的融资，债券融资，可转换融资等等，这个时候叫资本金融，是金融的成熟阶段。但是还有个阶段是推动金融产品交易，通过交易实现直接投资和融资，实现利润市场化，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和风险的防范。在这个方面中国可能在货币总量，货币的管理，移动支付，间接融合等方面都走到世界前面，但是我们在金融交易，交易风控，金融监管方面跟发达的体系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必须要加快。同时伴随金融成长的全过程的东西叫风险。金融越发展，风险就越突出，管理能力要求就越高，管好了是好金融，管不好就是坏金融。所以一定要把风险管住。最后我们要围绕着金融市场开放深化各种改革。特别是我们现在监管，把市场严重分割，市场分割了以后，同一个业务，监管主体不同，规则不一，监管不协调，就存在套利空间。再加上我们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层次嵌套相互连接，问题是很多的。在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加快改革。当然还有一个是新技术的应用，只有在增强国家和金融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基础上，才能保证人民币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1月22日 15:57

张礼卿:未来三五年重点应该是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 　　2018年1月21日，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8新年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民币汇率与金融市场开放”展开研讨，以下为现场发言实录，未经嘉宾审核。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原院长、教授张礼卿以下是张礼卿演讲全文实录：非常荣幸来参加咱们这个论坛，也祝贺我们十周年庆典。我想讲金融开放，题目就叫做《什么是进一步金融开放的重点》。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强调中国金融开放水平要进一步提高。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战略，中国确实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开放。但问题是怎么推进，重点是什么，未来一个时期重点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需要研究。其实对金融开放，我们需要仔细去理解一下含义，我个人觉得金融开放有两个部分，第一层是指允许外国的金融服务商来本国提供金融服务，并且享有同等待遇。第二层是取消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前者是属于贸易自由化范畴，后者属于金融自由化范畴。咱们学理论，研究国别经验，其实我们都可以发现，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在经济方面是存在很大差距。基本上讲贸易自由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积极方面更加充分一些，消极影响相对有限，相反，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完全自由化，就积极和消极来讲并不是那么清楚。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中国在过去18年时间里，在这两个方面都经历了变革，但是这个变革并不相同，在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其实我们走的非常慢。在入市的时候，我们曾经在头两年好像在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大约占2%，可能开放前也差不多这个数，但是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现在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份额降到2%以下。证券公司的对外开放也类似。    资本状况的自由化方面怎么样？在取消跨境资本流动方面，我们取得长足进展，在2000年左右，我们根据国际基金组织对跨境资本交易的定义，以及分类，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大约70%不开放，但是在去年年底，我们发现实际上2016年更高一些，我们大概有80%到90%的项目是完全开放或者部分开放，这是我们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取得的最大成绩。但未来应该怎么走，我个人觉得，至少未来三五年的重点，应该是放在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上。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未来要加快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同时要继续审慎对待跨境资本流动进一步开放。为什么？第一先说为什么要加快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从理论到实证都证明了是积极意义远远超过消极影响，在提升有关国家的市场效率，金融服务的质量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在促进金融稳定方面也是很多时候是积极的，包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时候，外资银行在东南亚国家没有起消极作用，起的是积极作用，他们没有跑，比国内投资者还踏实，有很多案例用于证明。第二个理由我们现在金融业务方面，国内的供应商已经很强大。全球十大银行，中国占了九家，所以如果说十几年前我们还怕狼来了把我们银行挤跑的话，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担心。相反，我们其实在很多方面远远超过国外水平。比如说像阿里、腾讯的移动支付已经超过美国。我们的十大银行也是从总量上超过了美国。所以不要怕竞争，事实上我们服务质量还有待提高，还需要更多竞争，我们几大行LV都是在15%、16%，一方面反映我们经营业绩好，另一方面反映竞争不够。第三个原因是我们现在要引领全球化，不仅一带一路走出去，更要开放国内市场，这两者应该非常重要。特别是当我们想引领全球化，我们想更多在全球有影响力的时候，我们需要成为国际市场的促进者，我们要开放我们的市场，就像当年美国开放市场一样，我们需要开放市场。第二个观点为什么要审慎的推动跨境资本流动进一步自由化，也是三个理由，第一个，所有的实证研究都没有很清楚表明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增长到底有没有很高的相关性。第二个理由，中国有很多问题。包括金融风险，包括宏观的债务快速增长。很多问题都不太支持我们进一步对外资本开放，因为过分快的去推动这方面开放，极有可能会加剧国内已有的风险，尤其是还有一些改革并没有配套，比如说汇率制度改革，如果说没有一个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我们放弃跨境资本流动限制的话，我们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制约的，这对于一个国内市场非常庞大，零售市场已经世界第一的内需非常大的市场来说，货币政策独立性还是很重要的。第三个理由是，实际上现在在全球范围来看，更多的强调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甚至在有些时候引入必要的资本管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趋势。所以是不是一定要把跨境资本流动自由化作为一个目标去追求，这是一个问号。当然，虽然不能直接说加快推进这方面改革，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可以进一步放宽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限制，我们还可以尽快的改变过时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方式方法，引入更多的宏观审慎的管理办法。 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以下是主持人赵锡军总结词实录：五位嘉宾围绕着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市场开放这个话题做了非常非常精彩和内容丰富的演讲，提出了很多富有自己特色的和非常鲜明的一些观点，其中关于人民币汇率，大家都觉得基本稳定可能是一个目前来讲，在汇率水平上面是比较好的选择，比较恰当的选择，只不过几位专家在稳定的水平以及稳定的程度方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我不太清楚，金融服务行业它的开放是更多是服务于什么，因为金融服务更多的，我想服务对象就是资金，但是资金市场开放少了，服务行业服务怎么样来开放，这个我觉得需要更多的探索。我个人理解因为我们十九大正式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经济在发生转型，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也确立了到2050年的明确的发展的目标。同时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对我们整个金融做了新的定位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觉得在金融工作会议上面讲到的金融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既然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你怎么样来配合2050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你的核心竞争力在哪能够体现出来，能够支持我们实现强国的目标，应该做什么，这个显然有待于我们要思考。第二个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底线。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就是一个底线了，这是最低的目标，不能跌破这个底线，你的金融业发展不能给国家的安全带来问题。这是需要我们金融机构要做出应对的，都需要我们金融的管理部门去应对的。第三个讲到金融制度是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一部分，既然是一个制度，那就应当是一个长期的建设目标，而不是一个短期的考虑的东西。要有长期稳定的考虑，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间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要支持战略目标的实现，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还要保障不发生金融安全问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开放也好，汇率机制的建设也好，都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1月22日 15:49

陈卫东：中国大部分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较差: 　　 2018年1月21日，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8新年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民币汇率与金融市场开放”展开研讨，以下为现场发言实录，未经嘉宾审核。主持人：IMI学术委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以下是主持人赵锡军发言实录： 2016年下半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一路贬值，汇率离一美元兑七关口非常近，甚至有很多的预期，说人民币兑美元会突破一美元兑七元人民币的关口。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个形势反过来了，人民币兑美元开始不断升值，到了最近一段时间，人民币兑美元快升到一美元兑6.4块人民币。在一年多时间之内，人民货币兑美元汇率出现了出现那么大变化，同时在去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过程中间引进了新的调价因素，一周期因子的因素，我们这一阶段就围绕着人民币的汇率以及变化因素等等，围绕着我们金融市场开放以及开展过程中间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来展开讨论。 IMI学术委员、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以下是陈卫东的全文实录：今天想强调把汇率面放的更宽一点，时间拉的更长一点，我们会发现要找到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过程会变得非常复杂。而且如果政策治理不当，也许成本会很高，所以我觉得汇率进一步改革的方式其实并不那么容易。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包括汇率改革的基本依据合理均衡，汇率形成面临一些困难，同时怎么样创造汇率稳定的有利环境。首先从汇率的依据来看，要形成比较合理的汇率，还是要受到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这样一种汇率形成要求的约束，这也是我们长过长期以来汇率改革宝贵经验，应该说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汇率调整过程中非常重视汇率对贸易影响。过去我们曾经用换汇成本这样方法评价汇率水平是不是合适，在汇率决定理论也有很多在这其中都相当程度上重视，购买力平价来研究人民币汇率是不是合适。从经验来看，这是正确选择，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跟贸易增长密不可分，我们国家的贸易水平很高，在2007年前后曾经一度达到60%，后来有所下降，2016年还是在33%左右，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还是相对稳定，尤其在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间，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成为全球经济非常稳定的因素。人民币保持相对稳定，间接调整，其实是稳定我们国家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汇率经济不合理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绊脚石。学术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观点，但它未必是一种理想状态，至少不是对所有国家来说是合适的。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案例，很多的发展中国家因为过早过快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导致货币危机经常出现。加上其他经济政策的失误，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从发展阶段来看我们国家实体经济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我将从三个方面论证这个观点。第一是，产业升级可能会因为汇率过度的波动，或者升值而所阻。我们国家这几年地产、房价、劳动力的成本，这些要素增长非常快，已经成为影响我国传统产业竞争力很重要因素，劳动力成本比较高，跟周边国家比较劳动成本增加非常快，在周边这些国家已经不具有太多优势。另一方面要培养新型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依赖高端技术，也依赖专利投资，也依赖一些重要的中间进口，所以盈利空间比较小，所以一旦汇率升值过快，可能会使得传统制造业失去竞争力，会形成我们经济发展中产业核心化。第二是，我们国家大部分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能力还是比较弱的，从而容易受到汇率波动负面冲击。过去我们国家企业海外资产发展很快，央企从2008年海外资产大约在1.4万亿，到2016年的时候增长6万亿，负债2008年的时候负债是8800亿到2016年是4.6万亿。我们调研了解到，大部分的企业对汇率套期保值工具是非常有限的，这个原因有多方面，有的是没有经验，有的是因为一些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的欠缺，还有就是直接在做投机，所以造成结果是汇率大幅波动。所以我们认为现在对中国企业来说，汇率风险管理能力是亟待提升。第三是，国际收支的结构，我们现在国际收支脆弱性风险是很大的，我们需要高度的重视，支撑贸易顺差有利因素，大家知道长期以来，支持我们国际收支顺差很重要因素就是精准项目收差，今年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同时我们知道资本项目开始出现逆差。另一方面我们国家服务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大，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落实，很多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外投资。所以维持未来国际收支整体顺差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二大方面，我们看一看形成合理均衡汇率水平面临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从长周期看，汇率决定与总体发展地位发展周期性，对经济快速增长国家而言，汇率容易过渡升值，但是在另一方面，在高增长一段时间过后，也可能会出现动力不足或者是转型的困局，由此形成汇率可能会过度压力。从长周期来看，美元、日元都经历过类似问题，我想我们国家也同样会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怎么样去平抑长周期影响，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第二个挑战是，发展中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涉及到对制度变革的预期不确定，某些政策不成熟可能会导致企业居民对外投资，全球资产配置过程表现无序性、非理性特点，造成外汇供求行为异常变化，从而对汇率水平产生异常的冲击。    第三个挑战是，汇率波动本身有相对性，所有汇率都是相对价格，全球主要国际汇率无序波动，使得各国汇率都是被动调整，对发展中国家形成合力的稳定汇率因此带来困难，美元现在还是最主要的货币美元并不是一成不变，美元走强，其他货币走弱。虽然美元汇率变化有一定周期性，在这个周期变动过程本身都是变动决定一个状态。所以发展中国家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安排，都难以实现自发的汇率的稳定。所以我认为没有一劳永逸的汇率改革措施，重要的是每个国家都能够构筑起自己的货币稳定的机制。可能既不是固定汇率也不是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而是很有技术的有管理的活动汇率。最后，怎么样创造汇率稳定的有利环境。这当然有很多方面因素，包括资本帐户怎么开发，包括外汇制度，外汇市场怎么建设，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取决于我们国家对经济动能转换，外管局程度是不是有所下降，汇率影响敏感度是不是有所降低，这样我们市场空间会进一步提升。总之汇率改革很重要，但是有很多限制条件和约束条件，我们要对过去很多国家的实践进行经验总结，考虑我们国家发展状况在全球经济能力，这样才能够找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1月22日 15:43

刘珺：跨境投资是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步骤: 　　2018年1月21日，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8新年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民币汇率与金融市场开放”展开研讨，以下为现场发言实录，未经嘉宾审核。 IMI学术委员、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珺 IMI学术委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剑平以下是刘珺的全文实录：我演讲题目是跨境投资汇率与市场开放的逻辑。为什么在谈人民币国际化？这最终是要把人民币运用在国外投资，境外贸易活动，以及境外的储备货币方面，如果没有这些运用方面的考虑，其实是不用太在意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内容。既然我是来自于投资领域，首先想告诉大家，为什么跨境投资是我们中国真正走向国际舞台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步骤不仅有面子，而且有里子。在谈到投资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考虑风险，大家往往会有一个错觉，觉得风险本身就是损失，有损失了才会有风险，其实是不对的，金融学方面两个支柱概念，一个概念是风险与收益正相关关系，另外一个货币时间价值。这两个基本支柱都会跟人民币国际化息息相关。这张图告诉大家传统观念认为损失一定程度是风险代名词，但真正风险是不确定性，是包括收益的不确定性和损失的不确定性。什么叫风险大，是不确定性在增大，并不是损失在增大。下面我们再说，既然要有风险，怎么降低风险。降低风险只有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多元化投资分散化投资，第二种办法是对冲，对冲的意义是什么，把上限风险锁住了，下限风险也锁住，当然对冲它本身是有一定成本的。第三个方面是保险，买保险一定程度把下限风险锁住，这样相比，保险本身比对冲要好一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如果有一定经济收益，成本方面一定会比锁定风险更高一点，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其实是用一定经济收益购买确定性。但或许有免费午餐，这个免费午餐就是分散化跟多元化投资。如果我们看了最佳的风险资产组合模型就会发现，其实你不用考虑其他任何因素，你只要把你的风险资产在全球不同的市场进行一个充分的分散，充分的多元化起来，你最终形成的效率曲线是最高的。    我们看一下中国，你投资全球的股票是收益率最高的，下幅指数是最大，而我们预测考虑到一定程度的分散化投资，希望把全球因素嵌入到中国投资内容中间获得收益是居中，而真正投资中国资本市场收益反而是最低的。所以第一个信息告诉大家，全球分散化投资是有效率的。我们再看一张图，有一个国家能超过，这是罗伯特莫顿（音）教授做的一系列研究得出的图，我是引用他的研究成果，这里也把这个研究来源准确告诉大家。你如果投资芬兰，就会发现，芬兰实际投资会高于全球指数，但是芬兰的预测指数低于全球指数，所以全球指数依然表现不错。至于日本的图则一目了然，基本跟中国一样，在金融市场运行方面确有类似之处。最后一张图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不出其右，跟印尼有点像。全球分散化投资依然是下幅指数最高，实际指数居中，预计指数最次。大家看完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一定要开放金融市场，是双方开放，很多时候一谈到开放往往是单向，好像非要把外国投资人请到中国来。但是我们走出去也同样。所谓的金融市场开放，是金融工具交互，金融规则交互，市场参与者交互，以及所有金融资源的交互。所以我的第一个信息是告诉大家，这个层面双向开放是有利于中国的，并且这个层面的双向开放不仅有面子，同时有里子，不仅有里子，还是真正有里子，确实在经济回报方面能够给大家一个超额回报。再说第二个话题，人民币国际化，为什么要人民币国际化，怎么准确定义人民币国际化学术概念，是被使用多少比例才叫人民币国际化吗？这些都需要大家探讨。但至少我想人民币国际化应该有三个步骤，或者说有三部曲，首先你要成为贸易货币，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制造业大国，我们实体经济贸易在2017年是低于德国，但是以前都是超越德国，反正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所以你要首先成为贸易货币。第二步要成为投资货币，要拿人民币投资，不能一投资就换美元，不能国家一说外汇不能出去就不能投资了。第三个方面是储备货币，我一直认为汇率本身就是交通灯，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原因是因为有贸易活动投资活动已经有储备货币的需求，所以我需要汇率作为一个指示，而汇率就是交通灯作用，只要前三者内容是充实的，交通灯也一定会是充实的。我也坚定认为，有时候你必有所放弃才能有所保留，对内平衡永远优于对外平衡，大家如果看到宏观政策方面，对内平衡政策优于对外平衡政策，那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并且我也始终坚定认为，我们在宏观调控时，汇率储备和外汇管制三者必选其一，不可能三者都放弃，所以如果我们既要汇率自动浮动，又要储备不进行干预，同时还不进行资本账户管制，这不可能达到宏观调控结果。最后我想说市场开放是必须的，但是开放不是无政府的，总的来说我给大家传递信息就是两个，一个金融市场开放是必须要走的一步。第二千万不要认为开放市场就是敞开大门什么都不管。开放是有次序的，是有标准的，是有制度的，是有规则的。只有这样我们人民币汇率制度才能真正以市场为基础。[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1月22日 15:38

丁剑平：根据中国经济周期决定人民币汇率是最好的: 　　2018年1月21日，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8新年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人民币汇率与金融市场开放”展开研讨，以下为现场发言实录，未经嘉宾审核。 IMI学术委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副院长、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剑平以下是丁剑平的全文实录：我的侧重点主要从上海，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从这个角度去看人民币汇率机制形成。我分成两部分，微观部分不讲了，讲宏观部分， 2017-2018年的汇率相关性，人民币既不像美元也不像欧元也不像日元，而是跟新加坡元最像。为什么跟新加坡元最像，参照一揽子货币。作为一个加入SDR国家，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但是目前由于各种因素我们还是要有所参照。其实各国货币都互相参照，在互相参照当中是有理论基础的。我们跟新加坡两个国家货币都参照美元当作第一权重，但是中国由于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更大，参照比重超过新加坡一倍。同时我们看一下中国由于跟日本比较近，在参照权重，日元参照大了，新加坡跟欧元参照系数比较大。所以两个参照都有各国的特征。为什么把新加坡提出来，也不是巧合，不仅仅参照一揽子货币，而且新加坡是一个自由贸易港。上海要建立自由贸易港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而如果我们把长江三角洲，上海和宁波港放在一起，上海已经超过新加坡了，并且宁波舟山港加上去远远翻它几倍。为什么把宁波舟山港提起来，我们建一个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准备要提出石油的期货，用人民币定价。从区域经济来说怎么建立人民币石油定价？虽然我们刚刚接到消息，沙特拒绝石油用人民币定价，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件事我们早晚要做的。由于中国是世界第二大黄金生产国，我们有底气在上海自贸区八大平台人民币定价，并且我们讲舟山石油期货开始要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大宗商品跟离岸市场结合起来，从两个角度讲，人民币定价，人民币是一种资产，资产有收益率曲线，人民币背后的收益曲线是有两条，一个是利率收益率曲线，还有一个大宗商品收益曲线，利率收益曲线是短期的，一旦货币有收益率曲线，我们知道人民币今天价格，而大宗商品又跟实体货币周期捆在一起，所以定价影响很大。所以我们把三者自由贸易港、离岸交易、离岸货币，还有自由贸易港大宗商品交易跟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接下来看我们现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如何，一带一路上国家参照人民币的重要性，最深地区是上海合作组织，跟我们中国贸易最多的东南亚，只是说经济和政治是走在一起的。而我们看看北非和西亚，石油主要生产国，人民币参照系数权重是很低的，怎么改造这个局面？我们既要开放，又同时要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开放也是在账户上，监管也是在账户上，我们只有两关。所以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也就是国内外资产价格悬殊这么厉害情况下，完全开放不可能，只能通过账户有机监管开放。而金融监管积蓄这么大价格差距，要走出去，就需要将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自贸区账户，和自由贸易港结合起来考虑。人民币定价收益率曲线是两条，短期是互相参照体系，互相参照体系后面是我们讲的利率收益曲线，而中国是资本项目管制，利率收益率曲线不可能实现，参照必须要加进去一定东西。各国央行对汇率调解依据是核心通胀率，大宗商品直接影响着核心通胀率，这个逻辑关系要清楚，然后大宗商品有大宗商品的收益率曲线。所以我们得把利率收益率曲线和大宗商品两条收益率曲线好好研究。由于我们资本项目管制是很难实行的，所以自由贸易港采取自由贸易账户，实行离岸业务，可以实现部分的利率收益体现。而大宗商品收益率曲线结合起来的话，我们对两条收益率曲线都可以在自由贸易港进行尝试。目前核心通胀率跟逆周期因子的关系，我们没有一个理论基础，所以自由逆周期因子理论基础到现在央行没有解释，一个东西提出来必须有理论基础。各国央行都是瞄准核心通胀率，而核心通胀率后面就是大宗商品价格，所以1月9日，我们人民币出现了升值趋势。而在贬值期时候，我们讲逆周期因子可以缓解一下这种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否定在未来时间可能再度启动逆周期因子，因为人民币绝对资产收益曲线，到现在还没有形成。所以逆周期因子的起用和放弃关键在后面到底是理论基础是什么，是不是利率收益曲线，是不是大宗商品收益率曲线，这是两个举行汇率收益率曲线的主要因素，我们要对这个进行进一步探讨。逆周期因子出现以后，人民币汇率波动是扩大了的，没有实现我们的预期目标。但是我最后结论是，人民币既然作为一个资产，就是要有收益率曲线的，而人民币收益率曲线有两个收益率曲线支撑，短期是利率收益率曲线，长期是大宗商品收益率曲线，那么自由贸易港和离岸账户将为我们提供的最好的试验田，在这个试验田当中我们可以进行充分实验。最后我就强调一点，石油的人民币定价很重要，因为石油用人民币定价，我们中国经济的周期才能自由把握，我们讲根据泰勒方程式，利率产生缺口、通胀，泰勒方程式当中有两个，一个利率收益底线，还有一个核心通胀，后面是大宗商品收益率曲线，这两个收益率曲线我们能够控制之后，再根据中国经济周期来决定中国人民币的汇率，这就将是最好的人民币的收益率曲线。[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1月22日 15:32

庄恩岳：不良资产在有眼光的人看来就是金矿: 　　2018年1月21日，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8新年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中国财富管理发展指数’解读与趋势展望”展开研讨，以下为现场发言实录，未经嘉宾审核。 IMI学术委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庄恩岳以下是庄恩岳的全文实录：资产公司三大职能是不良资产处置、金融服务和财富管理。前两天在深圳见了一个千亿大佬，去年见他的时候，他说我始终牢记你两句话，第一成本最小化，第二个防范风险最大化；去香港去的时候，香港有个大佬问，什么叫金融，我说金融就是诚信。我是2003年从中国工商银行加盟信达，信达做出了很多辉煌成就，我们资产公司在这些起到了国家金融救火队的作用。如今，不良资产在有眼光的人看来就是金矿。前几天在广州的香格里拉国际金融论坛上，我提到，大湾区建设不能搞负债，应该把大湾区不良资产盘活，他两千万拿到几条船，在不需要船的企业家里面，就是不良资产，但是他需要的话，就可以变成财富。所以我们人大应该研究怎么将这些不良资产变成财富。[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1月22日 14:35

周理高：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可能是资管公司最大风险: 　　2018年1月21日，货币金融圆桌会议十周年庆典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2018新年报告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行。与会嘉宾围绕“‘中国财富管理发展指数’解读与趋势展望”展开研讨，以下为现场发言实录，未经嘉宾审核。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周理高以下是周理高的全文实录：任何投资跟风险都是相生相伴，一起成长。在高速发展的市场，客户把这些资产都给专业的管理人，或者财富管理机构来做管理的时候，他们所担心的风险，不会因为是高净值客户或专业资产管理人，风险就不会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资产管理机构，我们怎么来管理风险，实际上本质上这个就是一种巴塞尔协议精神，我们总体上要求希望公司能够长期稳定的运行，客户的资产财富能够经受住金融危机的冲击。任何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可能都会面临这三大块业务，自营资产、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我们在不同业务中间，我们首先要分清楚这些业务到底有什么风险。所以我们看，财富销售是销售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就是一个代销机构，代销机构遭到风险合规风险是最重要的风险。对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可能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更大，而对自有资产投资，信用风险可能是最大的风险。所以在一个企业中间，我们怎么去把这些具体的做风险管理跟实际企业经营策划相结合，本质上我们要清楚公司面临多少风险，国内资产面临那些资产，在这个资产中我们通过产品结构调整，以及风险大小的量化管理，是在企业策划中任务分配，直接给他KPI考核挂钩，这也避免了一些投资管理人、基金经理或者说产品经理通过扩大风险来夺年终奖。整体上我们是两条线，第一个是从上往下看，我们要从不同的公司整体风险偏好，到具体产品的风险偏好，到各个产品条线的限额管理到每一个产品管理中间从上往下做细分。从上往下的话，最后细分到每一个产品条线，每一个投资经理和每一个产品管理经理有不同的KPI权限管理限额。在每一个产品从立项开始，从新项目开始，已经进入公司内部风险管理的评估和监控，最终会走到公司整体的风险图里面去，一直到清算结束。在资产管理公司，作为资产管理行业，有不同的风险，我们在公司内部，是把所有风险项拆零件拆开，有些东西是通过管理人主动管理去管理这部分风险，通过管理风险获取这部分收益。第二部分风险可能是管理人不能管理的风险，这部分风险可能是大家面临这种风险，其中可以管理但遗漏的风险是管理人必须承担的责任，也就是说为什么有投资人会像管理人索赔，是因为发生了操作风险，他自己没有履行自己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说叫卖者有责，买者自负。而下面这一部分，管理人不能承担和避免的风险，这就是买者自负的风险。那么如何进行风险管理呢？在诺亚风险管理中心，我们监控了所有的产品从立项到最后清算整个过程，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去统计每一次操作风险发生失误的概率，以及对应的损失。风险管理必须管的非常细致，比如说我们要求收客户的资料，收到客户资料之后两天之内必须录入系统，如果我们在系统里面发现两天之内客户资料没有录进去，这就是一个操作风险。我们有客户产品清算，针对客户的每季度回访。如果在电话记录系统也没有对应的记录，这就也是一个操作风险。所以这就要求管理人必须完成他自己的承诺，事前做披露，按计划行事。我们会把不同的风险分成不同的管理环节，比如产品申报属于产品中心，产品成立由销售部负责，产品运营过程中的后续管理是存续管理，产品清算是运营部的职责，把不同的操作风险的次数细化到每一个部门，让每个有自己管理的职责。我们做了一个信用风险上的管理架构，传统上这些管理架构都是通过一些标准法，但是我们已经做到内部法。通过这种管理架构，我们希望把各种关键性的指标进行一个量化，最后做成通过PD和LGD评定每一项产品风险和他的收益到底是多大，通过这个决定我们财富是不是销售这块产品，如果风险收益太低，我们不会销售。最终我们会把各种产品根据风险收益做成矩阵，让我们的理财师知道我这个产品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范围，定位客户群体。我们避免投资经理和产品经理扩大风险，去获得收益。他的收益应该是财务核算，能给公司和客户赚多少钱，同时他的风险是由风险管理中心进行核算，通过这个风险收益去调整形成报表，最后核算产品经理或者投资经理到底能拿多少收益，实现投资经理的优胜劣汰。[详情]; 新浪财经 | 2018年01月22日 1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