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迈克尔-斯宾塞
在美国，尽管增长仍显著低于潜在水平，但数据表明大约一半的增长复苏是由资本和劳动力向经济的可贸易端转移实现的，其中页岩气提供了巨大的提振作用。而这在南欧经济体要么不存在，要么进展极为缓慢。
斯宾塞：欧洲正在运作的交易7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第六期经济、社会和领土凝聚力(这个词可以大致解读为平等性和包容性)报告。报告列出了一个巨大的2014—2020年投资计划——从欧盟三大基金筹资4,500亿欧元。考虑到如今的经济和财政条件，公共部门投资极有可能在国家预算中被挤出，该计划代表了增长导向型公共部门投资的重大承诺。
欧盟的凝聚力战略值得追求，也十分明智。在过去，大量类似的投资被投入到实体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而如今，该日程已转变为更加平衡的目标组合，包括人力资本、就业、经济的知识和技术基础、信息技术、低碳增长以及治理等。
因此，我们要问，这些投资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如何。诚然，维持高增长率需要维持高公共投资水平，这样才能增加私人投资(以及公共投资本身)的回报，反过来提振产出和就业。但公共投资只是成功的增长战略的一部分。不论何种情形，公共投资都能带来一些好处，但如果能解决掉其他约束条件，它的影响将远远不止于短期。
三个补充性问题十分关键。第一个问题主要与欧洲央行[微博]有关，包括价格稳定和欧元的价值。第二个问题是财政问题。第三个问题是结构性问题。
如今，通货膨胀率远远低于欧洲央行2%的年度目标，处于通缩危险区间。由于通缩会抬高主权债务(debt)和养老金等非债务责任(liability)的真实负担，它的出现将破坏许多国家已经相当脆弱的公共财政状况并扼杀增长。
危机以来，其他发达国家纷纷采取了积极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央行积极性不足的政策(因其权力受限更大)已经导致了汇率过高，危害了竞争力，也制约了许多欧元区经济体可贸易部门的增长潜力。这一点十分关键，因为大部分经济体危机前的增长模式都有一个特征：总内需达到了不可持续的高水平。因此，再平衡需要向可贸易部门和外需的转变。贬值的欧元将有所助益。
欧洲央行知道这一点，尽管没有明说，也正在扩张其资产购买计划以推高通[微博]胀、拉低欧元。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一直清楚，重塑目标通胀和贬值货币不是增长战略。需要艰难的改革才能让众多国家的财政恢复秩序并增加它们的结构灵活度。欧洲央行无法独力实现这一目标。
在财政方面，主权债务水平已经过高并且仍在增长。但更大的挑战是资金不足的非债务责任，如养老金和社会保障体系，据估计，它们的规模是主权债务的四倍或以上。显然，实施阻止这些责任增加的可信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但这些责任还必须下降，因为它们已经为财政造成了不堪承受的负担，主要原因在于快速的老龄化(其中寿命延长是主要推动力)。美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尽管没有欧洲那么紧迫。最新分析表明，美国福利计划的责任将在大约十年后达到与公共预算持平的水平。相反，在(比如)人口结构更加不利意大利，福利计划责任现在就达到了与公共预算持平的水平。
增长能减轻这一负担，但短期和中期增长是很有问题的。通胀将减少债务和其他非指数化非债务责任的真实价值。但即使是有控制的更高通胀水平也已被排除；现在的风险是通缩。
政府可以用增税来覆盖所需支出的更大比例。但这无助于增长，并且会给工作人口和试图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带来负担，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会囿于一地，可以选择一走了之。类似地，发行更多债务覆盖需要支出的责任只能改变责任的性质，而不能降低责任。
唯一的替代方案是直接降低。对主权债务来说，这意味着违约，只能在极端条件下发生；对非债务责任来说，这意味着改变系统参数——比如增加退休年龄，会在政治上产生争议，极难推行。
第三个欠缺的成分是结构灵活度，之所以重要原因有二。首先，大部分发达经济体都经历了失衡增长模式，从而导致了2008年全球危机。重塑增长需要结构性变化。
在美国，尽管增长仍显著低于潜在水平，但数据表明大约一半的增长复苏是由资本和劳动力向经济的可贸易端转移实现的，其中页岩气提供了巨大的提振作用。而这在南欧经济体要么不存在，要么进展极为缓慢。南欧的劳动力和服务市场的僵化结构必须改变。西班牙是个例外，它在2012年启动了劳动力市场改革。也许随着这些改革效果的日益显现，其他国家的改革动力也会增长。
即使没有与危机相关的失衡，所有经济体也都需要结构灵活度以适应全球化以及随数字资本价值崛起而兴起的劳动力节约和技能偏向性技术变迁所带来的变化。在过去3年中，全球经济在发展中国家增加了15亿个连接在一起的工人(connected worker)，更带来了三十亿新消费者。
数字技术带走了数百万个传统白领和蓝领岗位，我们正在快速进入基于认知(cognitive-based)的就业领域。如果人力资本投资要想跟上就业性质的变化，就需要有结构灵活度。
欧洲有切实的机会达成交易：成员国实施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换取财政约束的短期放松——责任不再增加，而是专注于增长导向型投资以启动持续复苏。私人投资者将引起注意，加速复苏进程。现在的挑战是抓住这次机会。
(本文作者介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主席。著有《下一次趋同》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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