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肖磊
既然“狗肉节”在道德层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且只满足了部分人的利益，又造成了对很多人的“伤害”，但又不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那就需要真正合理和有效的方法去抵制，而不是非常直接的去“干预”。
只有经济利益思维能抵制“狗肉节”需要搞清楚的一个概念是，“狗肉节”和“吃狗肉”完全是两码事。你可以杀狗、也可以吃狗肉(法无禁止即可为)，但你不能把这种行为变成一种伤害一些人的公开、公众行为。
任何事情，一旦公众化，就需要承担责任和挑明是非。这就像你私下或在朋友之间可以骂谁谁是傻子，但你不能跑到电视台去骂。一些饭馆卖狗肉完全可以理解(你不去吃就可以了)，但如果把杀狗和吃狗肉变成一个公众节日，就应该好好思考其对整个社会的负面性。
诸如“狗肉节”这种非常具有某种“暴力”色彩的公众化“杀狗”、“食狗”行为，跟所有的公众暴力行为一样，确确实实会伤害到一些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同样也会对整个社会带来隐患。
“狗肉节”的存在，所谓的“传统”、“民俗”等词早已不能形容其合理性，谁还会依然相信吃狗肉能够辟邪？能够给自己带来好运？最根本的原因无疑是商业利益。“玉林狗肉节”很长时间里实际上是当地政府主办，后来由于压力较大，政府退出主办，但这种所谓的公众“自发”行为，给当地经济带来的经济利益是当地政府非常“乐见其成”的。
据相关数据显示，玉林狗肉节每天要宰杀上万条狗，狗贩仅卖狗收入就超过1000万/日，如果再把这些狗肉变成各种菜肴放到餐桌上，其经济效益会更大。再加上节日期间会出现更多的外来人口，聚会增多，消费数字会更高，一些商家狗肉节期间的收入占到了整个年营业收入的30%以上。中国有句古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如果“狗肉节”基于不可替代的经济利益，这种节日真正能够“歇业”的可能性就不是很大。
为了抵制“狗肉节”，更多的“爱狗”人士远赴玉林，想尽各种办法，有的几乎情绪失控，造成了诸多混乱和冲突，增加了当地人民的反感，本来对当地狗肉节保持中立的诸多市民，可能会因冲突影响，转为支持“狗肉节”，进而增大了“狗肉节”的传播力，让更多虐杀镜头进入了全国民众的视野。这种缺乏思考，让“伤害”以更大范围和更快速度传播的抵制“狗肉节”的方法成本是巨大的，效果则是最差的。
表面看这种给当地治安等带来隐患的直接抵制行为降低了“狗肉节”的消费预期，一些餐馆不再明目张胆，但问题的关键点在于，真正的利益捆绑者感觉到的不是出自内心的纠结和压力，很多餐馆也并非是因为出于对“狗”和“爱狗”人士的尊重而放弃“高调”，而是出自一种“威胁”感，这将会带来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另外，那些因抵制“狗肉节”远赴玉林的人，还需要在玉林吃饭、住宿、喝水、坐车等，这些都会给当地经济带来额外收入，反而让当地商家更加依赖一年一度的“狗肉节”经济效益。
看到媒体报道，来自天津的志愿者杨某，辗转玉林市各大猫狗市场收购活狗，从18日抵达玉林至21日傍晚，她已从狗贩手中买下两百余只狗，花费7万余元。其理由是，“他们过他们的节，我们管不了。咱多买一个就少宰一个，能救多少救多少。”像杨某一样的“爱狗”人士好像不在少数。
从表面看这种行为让人感动，但实际上是对“狗肉节”的变相“支持”，让更多的狗贩卖出了高价、提前获利。对于杨某等来说，买来的狗还要面临如何去运输、养活等问题，这对一个“爱狗”人士来说，所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而且更多的爱狗人士可能都买不起一条狗。很不客气的说，认为杨某这种行为会感化早已形成商业逻辑的狗贩不再贩狗，或阻止“狗肉节”的屠宰行为，实在是显得有些幼稚。
既然“狗肉节”在道德层面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且只满足了部分人的利益，又造成了对很多人的“伤害”，但又不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那就需要真正合理和有效的方法去抵制，而不是非常直接去“干预”。
狗肉节对于玉林这座城市来说，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负品牌”，要从更大的经济利益层面去触动当地政府和商家放弃“狗肉节”经济，使其知道如何区分“大利益”和“小利益”。再通过呼吁各界有影响力人士的参与，争取到当地大部分民众和政府的支持，让狗肉饭馆和狗贩子等懂得“两利相权取其重”，让“爱狗”人士也明白“两害相权取其轻”，才是整个社会的终极目的。
我们不能阻止个人吃狗肉的行为，但我们可以用一些正确的方法阻止杀狗、虐狗等成为公众节日。让人们逐渐认识到哪些行为是可以容忍、而哪些是无法被容忍的，这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而不仅仅是“爱狗”或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责任。
(本文作者介绍：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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