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当代人能走出低生育陷阱吗？

　　意见领袖丨陈东升　

　　死亡率一路下降，人类的寿命不断突破上限，这是否意味着人口数量可能会出现爆炸式增长，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工业革命前夕，马尔萨斯担心人口增长过快，会超过食物的承载力。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人类将面临人口爆炸、粮食危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重大危机。显然，他们的观点都是建立在人口持续增长的前提下，然而当前全球所面对的挑战不是人太多了，而是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数量衰减。

　　生育率走低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全球性趋势。不仅是发达国家，低收入国家的生育率也在下降。人口学中常用总和生育率来衡量生育水平，它是指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49岁）生育的子女数量。联合国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已从1990年的3.2降至2019年的2.5。一些超低生育率的国家，例如新加坡甚至已经低到了1.1，相当于每一代人，人口减少一半。联合国按中等生育水平预测，到2050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将降至2.2，而按照当前发展趋势，未来的生育水平很可能会更低。是什么因素导致生育率持续走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是否都在经历这样的生育率下滑？这种趋势能逆转吗？

　　养孩子从“资产”转为“负债”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很多，大致可分为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一般而言，生物因素是人体本身的影响因素，包括遗传、激素分泌水平等；而社会因素是人体外部的因素，包括经济水平、教育程度、风俗习惯等。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深入，社会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生育率的关键。

　　在农业社会，生产单位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人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孩子是劳动力和生活保障的来源。孩子越多，这个家族、家庭就会越兴旺。在过去高死亡率的生存环境下，高生育率成为维持社会发展的必然。在农业社会，生育孩子对家庭来讲是投资，5~6岁的孩子就能帮助家庭承担简单的劳动生产，10岁以后就能参加农业生产活动。人丁兴旺意味着家里有充足的劳动力，因此人们有动力多生，尤其希望多生男孩。

　　进入工业社会，生活环境、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条件得到改善，儿童死亡率显著降低，这使人们摆脱了被迫生育以延续子嗣的状态。当婴幼儿死亡率降低，人们生养更多子女的意愿也相应下降。人们开始更加关注在养育子女的数量和质量上取得平衡，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和培养。由于工业社会劳动分工逐渐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导致孩子从出生到参加工作需接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教育时间越长，教育成本越高，参加工作的年龄越大，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则越大。一方面提升子女培育质量的成本不断增高，另一方面父母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也在上升，那些在子女身上消耗的时间原本可以用来获取更多收入或者享受稀缺的闲暇，这一切都促使孩子在家庭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从“资产”转化为“负债”。一些家庭发现，他们对孩子的投入实际上很难收回，这使得家庭生育子女的意愿降低。

　　在现代家庭生育决策中，女性的重要性越发凸显。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的大幅提升，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不断提升，女性生育子女的隐形成本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女性对生育的态度，也相应地推迟了她们的结婚和生育年龄。女性生育子女延续后代、操持家务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

　　此外，随着20世纪60年代廉价、便捷的避孕药和避孕器具在全球的快速普及，有效的避孕措施变得简单易得。避孕知识的掌握和避孕工具的普及使得两性行为与生育实现了分离，性与生育的脱钩也促进了观念的变迁。所以，低生育率成为一种经济现象、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生育率下降的全球趋势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生育率都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降低，只是各国下降的时间长短不同。大多数发达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其总和生育率早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20世纪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改善，也开启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生育率进入快速下降的通道。联合国数据显示，当前低生育率已成为全球性趋势，2019年全球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国家和地区，预计到2045年后全球出生人口数量将逐年下降。

　　我们在此简单回顾一下英国、美国、日本、中国的生育率转变历程。在19世纪初期，英国家庭的生育水平尚处于高位，平均会生五六个孩子。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进入工厂，早期的低工资和有限的生活条件迫使他们普遍推迟了婚育年龄。到19世纪后期，英国民众的生活条件改善，儿童死亡率下降，上流社会家庭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并主动减少生育，而这一观念也很快影响到了社会中下层，人们认识到了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好处。因此，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二战结束后，英国也有短暂的生育回潮，之后其总和生育率基本保持在1.7~1.8的水平。2010年以来，英国的生育率再次呈现下降趋势，到2019年已下滑至1.7以下。

　　各国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 数据库，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本厚生 劳动省，英国国家统计局，作者整理。

　　美国与英国类似，在19世纪结束内战之后，工业文明渗透到美国南部，生育率也随之一路下降，并在20世纪30年代一度接近更替水平。二战结束后，美国迎来了一波18年的婴儿潮，总和生育率于1957年飙升到3.6 的高点。美国的这一波高生育率基本维持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步下降。到2020年，美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63。美国整体的生育水平虽然略高于多数欧洲国家，但是美国国内社会不同人群的生育水平实际上差异很大，其相对较高的生育水平主要源于新移民和少数族裔的高生育率，以及婚外生育的增多。

　　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不同，日本在经历二战后短暂的婴儿潮之后，生育率便开始快速下降。其总和生育率从1947年的4.5很快降至1957年的2.0，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降至1.5以下的较低水平。日本厚生劳动省（相当于我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结合体）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为1.34，经历了近30年徘徊，依旧没能跳出低生育率陷阱。

　　中国在近半个世纪内也经历了生育率的快速转变。1950—1970年，我国的生育率一直处于高位，家里有五六个孩子是比较常见的。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政府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尽管这只是提倡而非强制减少生育，但家庭减少生育的观念已经形成，因此生育率从那时起开始快速下降。在80年代实施相对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3以下，20世纪90年代进一步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进入21世纪，学界和社会上对中国生育政策和生育率数据的争论不绝于耳，放开生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中国从2011年起先后推行了“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政策，并于2015年实施了“全面二孩”政策。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二孩”生育率有明显提升。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然而，本次普查结果也显示，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仅为1.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5年，虽然2016年、2017年出生人口有所增加，却依然没能扭转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趋势，为此，国家已提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全面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然而，生育政策已经不是影响中国生育水平的主导因素，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生育率走向的关键。

　　生育率的波动与人口惯性

　　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生育率变化的曲线远没有死亡率一路向下发展得那样平滑。某些灾难性事件会导致出生人口在短期内减少，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之后又通常会有一波短暂的反弹提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战乱影响，各国的生育率都出现了急速下降，出生人口进入低潮。二战后经济复苏，生活恢复常态，人们的补偿性生育又将短期生育率显著推升，相关各国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一波婴儿潮。前面已经提到，日本在二战后的生育高峰只持续了不到10年时间，而美国则持续了18年。当婴儿潮一代进入婚育期，即便生育率已经下降，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他们生育的孩子总量还是有可能高于其他年龄段。所以，我们会在人口结构中明显看到婴儿潮一代所呈现的波动。

　　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次人口出生高峰。1950—1958年，中国进入第一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生人口年均2100万人，总和生育率平均为5.3，其间一共出生了2.06亿人口。1962—1975年，中国进入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1963年出生人口达到峰值 3000万人，其间一共出生了3.64亿人口。1981—1997年，中国进入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其间一共出生了3.75亿人口。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更替水平以下，80后这波出生人口高峰不是因为每家生育的子女多了，而是因为前两波生育高峰出生的人集中进入了育龄期，他们的人口总量推动了第三波出生高峰。

　　人口学上常用“人口惯性”来描述这种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但是出生人数依然大于死亡人数，人口继续保持增长的现象。人口惯性会引起出生人数的波动，这通常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才会回归常态。而所谓婴儿潮后的几代人，由于他们在整个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中占比较高，因此其需求更具特性，更能影响整个社会，并带来不一样的商业机会，而这也会塑造出更具特性的一代人。

　　中国人口出生高峰及其在 2020 年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分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国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 数据库，作者整理。

　　如上图所示，在2021年前后，中国20世纪50年代第一波人口高增长期出生的人群都已迈入了60岁的门槛。总体而言，他们的养老消费观念和消费需求相对保守，主要以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需求为主。而第二波人口出生高峰的一代正值50岁左右，他们的消费能力和影响力才刚刚开始释放。也许我们很难说清广场舞到底是从何年兴起的，但是毫无疑问，现在的50后、60后正是带动这一波舞动风潮的主力军。如今，我们看到线上与线下结合，专门服务老年人群的社交平台、电商购物、老年大学、资讯自媒体等不断涌现，中国婴儿潮一代对养老市场的影响已初显端倪。80后、90后正在成为社会支出的主力，中国消费市场正瞄准了他们对住房、车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同时他们也已经开始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做准备。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疫情对生育的影响也引发了热议。在疫情暴发之初，还有人提出居家隔离会助推生育率的提升，但是2021年各国发布的生育数据再次证明，在大的灾难面前，失业、贫困、焦虑会导致整个社会的短期生育水平出现明显下降。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2020年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比201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65万人减少了260万人。需要指出的是，2020年出生人口数量受到疫情的影响十分有限，相关的影响可能在2021年才能显现。当前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还是育龄女性总量持续减少，以及80后、90后一代生育意愿的持续走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相当复杂，当前的低生育率是否还会波动，目前仍难有定论。

　　低生育率可以逆转吗？

　　当然，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也并非一成不变。研究者观察到，一些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跌入低生育率陷阱谷底的欧亚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在21世纪相继缓慢回升到了1.4或1.5以上的水平。然而，很难说这些国家的生育水平发生了本质性的逆转，因为我们看到近5年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又再次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不禁让人感叹，生育率要想回到更替水平以上真是难上加难。

　　低生育率是极其复杂的一个问题，全球发达国家几乎都在采取鼓励措施，试图提高生育水平。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是实施现金补贴政策，对生育孩子的家庭直接给予现金补助，通过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减轻人们养育子女的压力。美国和西班牙等国是采取税收优惠措施，对生育孩子的家庭适当减免收入所得税，通过增加税后收入满足子女基本生活开支以及其他支出。俄罗斯、瑞典和挪威等国则是推行产假制度，延长母亲带薪产假时间或增加父亲的带薪产假，通过增加产假收益刺激生育。

　　然而无论采取何种措施，从统计数据来看都收效甚微。实际上低生育率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欧洲的学者还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用以解释生育率为何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并预测在传统人口转变过程完成后，社会整体人口结构的未来走向，以及个体和家庭行为的变化趋势。第一次人口转变是生育行为的转变，生育的相对子女数量减少，第二次人口转变则是人们对婚姻的期待发生了转变。造成第二次人口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对女性社会角色的认可，性观念与家庭观念的转变，以及对自我实现的重视导致了家庭领域内的巨大变化。主要的表现就是初婚年龄的推迟、结婚率的下降、同居率的上升以及离婚率的上升。这些行为的改变植根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难以被外部政策影响，会给接下来的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再看中国，尽管近年来全面放开二孩生育，但受制于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养育子女隐性成本的不断增加，生育率非但没有回升，反而滑向低生育率陷阱的谷底。当今中国社会在传统婚育文化的影响下，人们仍基本保持着普遍结婚的状态。普婚意味着还有生育的基础，但是社会环境、婚姻家庭观念都在变化，生育率回升到1.5以上的难度越来越大。

　　(本文作者介绍：泰康保险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