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施训鹏
煤炭环境外部性管制非常必要。但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要注意：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多用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在价格工具选择上也要公平公正。
讨论煤炭替代需更务实由于单位热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远大于其他化石燃料，随着气候变化成为热点，煤炭成为众矢之的。在中国，最近几年煤炭的情况更糟。很多人认为煤炭是造成雾霾和其他大气污染的罪魁祸首。由于雾霾频发，以及人们对环境的关注程度越来越高，煤炭的使用受到极大的挑战。在这种国际国内环境下，煤炭反对者站到了道德制高点上。任何反对煤炭的观点都容易得到喝彩。而相反，如同2013年在波兰气候大会期间发生的事情一样，讨论煤炭的贡献都不敢理直气壮。然而，在中国，煤炭是一个庞大的产业。而且围绕着煤炭，还有很多相关的产业。讨论煤炭的替代问题，需要更加务实。
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主要的能源品种之一，煤炭曾经作过巨大的贡献。众所周知，开启了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就是煤炭推动的。在过去几个世纪，即便在内燃机发明之后，煤炭仍旧是主要的能源产品。即便是石油被广泛运用的今天，煤炭仍然在全球能源消费中占有将近30%的份额。在工业领域，煤炭的比重更大。替代煤炭，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或者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煤炭仍旧大量存在。按照IEA的预测，到2035年，煤炭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也仅仅下降3个百分点到25%。这种存在，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煤炭对有些发展中国家的贡献尤其重要。在很多不发达国家，比如印度，当4亿人还没有用上电的时候，煤电应该是他们最渴望，也最可及的电力。但是，煤炭不仅仅是不发达国家的专利。说起煤炭在发达国家的使用情况，可能很容易想到澳大利亚。其实，在西欧，随着便宜的美国煤炭出口，煤炭的使用率也在上升。据国际能源署(IEA)统计，在2009年到2012年间，虽然美国煤电的比重由45.44%下降到38.31%，但OECD中的欧洲国家使用比例则由24.82%上升到26.61%，其中英国由28.0%上升到39.87%，德国由44.27%上升到46.88%。这说明，即便在富裕国家，即便考虑了碳排放的价格，煤炭也还是有竞争力的。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在这些富裕国家，煤炭的经济性仍旧左右能源选择。
煤炭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围绕着煤炭的开发，有个庞大的产业链。就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来说，2011年有7869家年销售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完成销售额730240.63亿元。这些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16056.90亿元。这些资产，大部分难以被转移到其他产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从业人员有500多万，对就业有非常重要的带动作用。尤为重要的是，煤炭的生产及消费地区分布决定了煤炭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总体物流格局，从而决定了煤炭在运输行业中的主导地位。2012年煤炭占到铁路运量的58%。2011年全国主要港口转运煤炭6.5亿吨，煤炭公路货运量达到3.5亿吨，全年煤炭物流总额达到2.5万亿元。如果煤炭生产消费大幅度减少，这些相关行业也必然受到巨大的冲击。
评价煤炭的功过要权衡利弊。一方面，利弊如同货币的两个面。在能源的使用方面，即便是可再生能源，也做不到无本万利。两害相权取其轻。制定煤炭政策，要计算煤炭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净贡献”，而不仅仅是盯着问题。当然，在大部分国家，随着经济发展，随着环境容量不断地被挤占，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煤炭的实际贡献会不断地下降。但是，还远没有到净贡献是负值的时候。当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样的煤炭使用量的净贡献也不同。比如，随着环境容量的减少，煤炭的环境损害会增加。或者是随着经济发展，健康的价值也提升，煤炭带来的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会提高。但是，随着煤炭使用量的减少，煤炭的净贡献一般会上升。随着煤炭消费量降低，其污染的边际成本会下降。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煤炭消费量的下降，煤炭自己的边际价值也会上升。这三组边际价值量的互动，会产生一个对全社会都是最优的煤炭消费量。当然，很多环境损害难以货币化。因此，决策者往往人为设定污染排放标准，或者对污染物进行定价。
更加绿色的煤炭，是现实的政策取向。提起绿色煤炭或者绿色煤电，很多人会不以为然。确实，煤炭不可能是完全绿色的。即便碳捕捉和封存(CCS)被用上，也很难达到绝对的绿色标准。但是，在追求绝对绿色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现实的种种局限性和困难。一味地追求煤电“零”排放，甚至对煤化工等煤炭的清洁利用方式嗤之以鼻并不可取。煤电“零”排放方面最大的挑战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这个问题，技术上已经可以解决，归根结底是个经济问题。而以煤制气、制油和化工品为特征的煤化工，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个是污染排放，二是耗水。对于第一个问题，这些新型煤化工技术可以对煤炭利用产生的污染物集中处理。同时，煤制气也可以突破资源富集但经济不发达地区，比如内蒙古和新疆的运输瓶颈，开发当地的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更重要的是，新型煤化工给煤炭留了一条生路。
煤炭环境外部性管制非常必要。但是，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要注意几个问题。一是不能因煤炭存在负面效用的一面，就将其一棍子打死。如果要想煤炭工业平稳有序地退出能源序列，就要给煤炭留一条出路，这样煤炭和煤炭的相关产业才能够逐步调整，平稳过渡。二是在资源保护上，要多用市场手段，少用行政手段。比如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零排放未必可取。美国最新的能效分析认为，每吨二氧化碳的社会成本是65美元。如果碳捕捉的成本超过这个价格，那么按照该分析，就不应该使用CCS技术。再比如，限制煤化工用水，应该一视同仁，通过水价，或者发展水权交易市场，来分配用水，而不是限制煤化工用水。三是在价格工具选择上，要公平公正，不能为了限制而对煤炭设置不当的标准。比如，对生态保护征税，对象应该包括某些采矿企业，而不仅仅是采煤企业。同理，对铁路运输的环境污染征税，应该是针对运输过程，而不仅仅是对运输煤炭。
(本文首发于《南方能源观察》2014年8月刊)
(本文作者介绍：新加坡国立大学能源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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