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王剑
摘要
基建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时代，银行规模扩张导向
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体，银行经营模式的演变与我国产业结构相辅相成，两者始终需要保持高度耦合。过去近2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是基建和地产投资。基建和地产是典型负债驱动的高杠杆部门，具有抵押率高且现金流稳定可预测的特征，完全符合银行信贷投放要求，银行规模持续高增，2008-2017年十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年均复合增速达16.7%。但这也留下了诸多问题，如银行风险定价能力弱化、区域性风险和地产基建领域风险集中等。
“十三五”时期以来产业转型升级提速
“十三五”规划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加速。未来传统基建投资将呈现低增长态势，核心在于优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高技术制造业近年来持续高增，已成为影响整体制造业投资的中枢力量，这个过程同消费升级、资本累计、技术进步的过程相一致，经济高质量发展。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加大创新融资服务模式
伴随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以及新旧产能加速切换，银行将从规模扩张导向转向价值导向，一方面需加快优化资产布局，聚焦产业升级和薄弱环节。另一方面需加大创新融资模式。新型产业不符合传统信贷要素且需求更加多样化，银行需要构建“信贷+”的综合化金融服务模式。具体路径因人而异，因时制宜，我们认为大中型银行转型路径在于打通从资产供应到产品供应到资金供应这样一个服务链和价值链，即构建“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循环链；中小银行则应深耕本地，借助金融科技优化业务模式，更好的服务本地中小企业。
投资建议（略）
新经济形态下，银行传统存贷模式受到巨大挑战，板块整体缺乏大的投资机会。但也给转型领先经营能力较强的银行提供了机遇，未来两条转型路径中都有望走出优质的银行个股。短期来看，信用温和提升，银行板块估值处于低位，预计板块将迎来估值修复机会，维持 “超配”评级。
风险提示
若宏观经济复苏低于预期，可能从多方面影响银行业。
目录
一、前言
二、基建地产时代，银行的黄金时代
2.1 基建和地产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核心因素
2.2 银行经营模式：赚规模粗放扩张的钱
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速
3.1 旧产能核心在于优化发展不平衡问题
3.2 新旧产能切换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四、新经济形态下银行经营模式演变
4.1调整资产结构：聚焦产业升级和薄弱环节
4.2 加大创新融资服务模式
五、投资建议
六、风险提示
01
前言
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体，银行经营模式的演变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相辅相成，两者始终需要保持高度耦合匹配。产业结构升级必然导致实体经济对于金融的需求发生变化，因此，银行服务模式随之需要发生调整，反过来，银行服务模式的优化能够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实现效率变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从而实现经济与银行的良性循环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就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发展。”自“十三五”时期供给侧改革开始，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加速，“十四五”规划对产业升级的重视度进一步提升，因此，银行服务模式也需要随之调整以适合产业升级发展需要。本报告主要聚焦产业升级与银行服务模式的变化，回顾了基建地产拉动经济经济增长时代银行服务模式以及其留下的问题，以及展望了未来我国产业升级进程中银行经营模式演变的方向。
02
基建地产时代，银行的黄金时代
过去近2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因素是基建和地产投资，尤其是次贷危机期间“四万亿”刺激计划、2012-2013年新一轮基建刺激等多轮刺激政策使得我国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愈发明显，银行业相应形成了“规模扩张为导向”的经营模式。
2.1基建和地产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核心因素
我国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自2007年次贷危机后愈发明显，基建和地产成为拉动经济的核心驱动因素，共有五轮基建投资增速反弹。但自“十三五”规划以来，基建和地产每一轮反弹的幅度在持续减弱，2020年疫情冲击下的大幅反弹有其特殊环境。
五轮基建反弹具体来看：
（1）次贷危机后的“四万亿”刺激计划。次贷危机冲击全球经济，我国出口增速大幅下行，制造业也受到较大冲击，我国政府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维稳经济，经济增长模式明显转为投资拉动。2009年基建投资保持在40%以上的高增，房地产刺激政策效果逐步显现，2010-2011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保持在30%以上增长。在大规模的投资拉动下，我国经济避免了硬着落，维持了稳定在增长。
（2）2012-2013年新一轮基建刺激计划。由于次贷危机冲击巨大，欧美日多个国家经济很长时间都没有走出衰退，我国“四万亿”刺激计划也带来了诸多问题，2010年刺激计划开始逐步退出，货币政策大幅收紧，这使得我国经济自2011年开始进入下行期。2012年二季度和三季度单季实际GDP增速降到7.7%和7.5%，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政府又采取了新一轮基建刺激计划，基建投资增速由2012年2月的-2.36%提升到2013年3月的阶段性高点25.6%。2012-2013年宽松政策下房地产市场也有所回暖，经济下行压力略有放缓。
（3）非标清理冲击下，2015-2016年基建的小幅反弹。2013年开始非标监管逐步趋严，基建增速开始回落，为了维稳经济，2015年“开前门”加速，地方政府债大规模发行、城投融资环境改善、PPP加速推进，基建投资增速反弹，但反弹幅度较小。
（4）2018年去杠杆和贸易战对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年底至2019年基建增速小幅反弹。
（5）2020年疫情冲击之下，基建和房地产再次成为稳经济的重要工具，基建和房地产大幅反弹。
总而言之，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经济每一轮下行期，基建和房地产最终都成为稳经济的重要工具，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愈发明显。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基建和地产反弹幅度在逐步减弱，2008-2009年和2012-2013年基建反弹幅度非常大，2015-2016年和2018年四季度-2019年基建反弹力度较小（2020年疫情短暂冲击较大，基建地产才大幅反弹），表明政策同时也在致力于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但从疫情期间消费投资恢复缓慢，基建地产大幅反弹稳经济来看，也表明了我国经济增长目前对地产和基建的依赖度是非常高的。我国疫情得到有效管控后，2021年城投和房地产政策收紧，我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基建和地产投资对GDP的直接贡献率约为20%~25%，考虑间接影响后，预计大概率超过40%，甚至有可能超过50%。从GDP贡献来看，2010-2011年资本形成对GDP贡献率提升到约47.0%，且此后基本长期保持在43.0%以上的水平。城镇固定资产完成额中基建投资（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三大行业，以及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比重持续提升，次贷危机期间提升至30%左右，房地产比重则保持在约25%的水平，因此，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合计对GDP的直接贡献率约为20%~25%。另外，基建和地产对上下游制造业、消费等服务业等都有明显的拉动效应，因此，考虑间接影响后，预计基建和地产对GDP实际贡献率大概率超过40%，甚至有可能超过了50%。
2.2 银行经营模式：赚规模粗放扩张的钱
政府信用隐形背书下的粗放扩张
次贷危机后基建和地产的迅猛发展为银行业规模粗放高速扩张提供了优质的环境。基建和地产是典型负债驱动的高杠杆部门，政策刺激下银行信贷扩张与房价（土地价格）周期不断自我强化，信用环境整体维持较宽松的态势（虽然中间有完整的信用周期，但长周期来看维持较宽松态势）。可以看到，次贷危机后，我国M2扩张速度远大于欧美日，“M2/名义GDP”比值持续抬升，相对应的给银行规模扩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该阶段居民理财意识薄弱，银行负债端存款增长稳定。因此，银行面对融资需求旺盛的基建和地产企业，所需要做的就是评估风险，但由于有隐形的政府信用背书以及房价持续上涨的信仰（抵质押物价值持续提升），银行最后选择简单粗暴的将资金投放给国企和央企。2017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合计为245.8万亿元，过去十年年均复合增速为16.7%，期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为120.1万亿元，过去十年年均复合增速为16.5%。
银行规模扩张由信贷转向非标
基建和地产融资渠道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四万亿”刺激计划期间的表内信贷大幅扩张；第二阶段：2012年开启的又一轮基建投资，银行主要通过资金出表和表外资产方式投向非标，非标的投向又主要集中在基建和地产领域。“四万亿”刺激计划自2010年开始逐步退出，信贷政策也伴随持续收紧，银行表内信贷扩张速度持续大幅放缓。在此背景下，2013年影子银行兴起并发展迅猛，金融机构资金投向“股权及其他投资”（银行所投的以非标为底层资产的SPV统计在此科目）持续保持在50%以上的高增速，2017年初金融机构股权及其他投资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提升到约13%。2016年末银行理财余额达到29万亿元，较2010年末增长了9.4倍。该阶段非标成为基建和地产领域融资的重要渠道，2016年末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占社融的比重提升至12.5%，较2010年末提升了4.6个百分点。2017年后政策加大力度整治影子银行，非标投资持续压缩。
问题逐步暴露：风险定价能力弱化，风险集中度高
基建和地产领域信贷具有抵押率高且现金流稳定可预测的特征，同时，市场认可政府信用的隐形背书以及有房价持续上涨的信仰，因此基建和地产信贷对于银行来说是一项非常优质的资产，银行将资源不断的向基建和地产领域倾斜。从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投向来看，投向基建（包括三大行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和房地产（包括按揭贷款）的比例超过50%。从2016年末四大行不同行业信贷不良率数据来看，基建和地产信贷不良率明显低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
但银行资源过度向基建地产领域集中也给银行自身经营留下了诸多问题。第一，银行风险定价能力持续弱化。地产和基建领域贷款有抵押物高，且有政府信用的隐形背书，银行在投放信贷时几乎不用考虑信用风险成本，因此作为银行核心竞争力的风险定价能力持续弱化，这也是今年地产和城投严监管下宽信用持续不及预期的重要原因。第二，风险集中度高，逐步演变为部分区域以及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金融学上，分散风险是最好的防范风险的重要方式，但多年来我国经济和银行对基建地产依赖度越来越高，地产和基建领域的信用风险也逐步演变为区域性和行业性的系统性风险，这增加了目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难度。
03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速
按照新古典经济理论，经济的潜在增速主要由三个核心要素影响，即资本、劳动力及全要素生产率，以要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长期来看是无法持续的，要素成本上升、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及时升级产业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我国以“十三五”规划为重要起点，经济转型升级战略地位进一步提升，新旧产能切换提速。“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三去一降一补”成效显著，也为“十四五”时期产业转型升级提速提供了基础。“十四五”规划基本延续了“十三五”主体思想，但又不仅仅是简单的延续，更加强调了科技创新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更加重视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格局逐步实现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十四五”规划要点中，除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创新能力等传统目标外，“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首次录入纲要。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重视把经济转型升级作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14亿人口的大市场优势，进一步推动我国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的优化调整，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格局逐步实现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
3.1 旧产能核心在于优化发展不平衡问题
传统基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空间有限，呈现放缓态势。同时，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留下了诸多问题，未来传统基建核心致力于优化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结构性问题。2020年末我国城镇化率为61.43%，低于同期美国21.2个百分点，但已高于全世界城镇化率5.2个百分点。过去近20年我国基建快速扩张，基础设施的优化对我国经济增长和优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由于较为粗放式的扩张也留下了很多隐患，如（1）债务杠杆率快速提升至高位，偿债压力巨大。2016年末我国宏观杠杆率252.0%，高于同期美国1.6个百分点；（2）由于太多资源不断向基建产业倾斜，而优质的基建项目没办法跟上，导致不少资源最终投向低效率基建领域，造成资源的浪费，冲击我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和质量；（3）消费、制造业等产业信贷资源被抢占，最终带来经济内生性减弱，影响我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因此，我们认为我国未来传统基建仍有发展空间，但重心将从总量转向优化结构性问题，如区域性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不平衡等，上文分析中我们指出近年来基建反弹幅度越来越弱也表明政策方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判断未来传统基建复合增速基本保持与GDP相近的增速，难以起到托底经济的效果。
3.2 新旧产能切换加速，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关于《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规划建议》说明时表示，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按照2035年翻一番目标计算，未来15年时期内，中国的GDP增速平均只需要保持在5%。这也意味着未来我国经济的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是改革重点。
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主导行业的更替遵循着由低级到高级、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演进的路线。这个过程同消费升级、城市化发展、资本累计、技术进步的过程相一致。近年来我国R&D经费持续高增，2020年“R&D经费/名义GDP”比值达到1.50%，较2006年提高了76bps。我国高技术制造业近年来持续保持高增，已成为影响整体制造业投资的中枢力量。以北京为例，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和营收占工业企业利润和营收的比重持续提升，疫情以来贡献提升更明显，高技术制造业在稳定制造业投资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转型相得益彰。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结构来看，过去30年来，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的基本消费比重呈下降趋势，同时，以交通通信、医疗保健为代表的高端消费支出占比不断提高。未来，即便在总消费需求扩张有限的背景下，消费升级带来的高端消费领域比重扩大，也会支撑中国的新动能产能投资的扩张。
从三大产业结构来看，2020年中国三大产业比重为 7.70%：37.80%：54.50%，相比于2008年的产业比重10.17%：46.975：42.86% 来说，可以明显看到第三产业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日益增强，2012年就已超过第二产业成为GDP最大贡献产业。
04
新经济形态下银行经营模式演变
伴随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换挡以及新旧产能加速切换，商业银行需要加快调整资产业务策略，优化资产布局，积极推动新兴融资模式创新，构建起“信贷+”、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多元融资服务体系，实现从规模扩张导向转向价值导向。
首先，优化信贷投放结构，我国银行业规模持续高增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核心是优化结构。银行业未来资源需要更多的向新基建、先进制造业、新型城镇化、现代服业务等国家重点支持的领域倾斜，助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另外，过去20多年经济快速发展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国企和民企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仍比较严重，解决结构性问题是未来银行业经营第二个大的方向。其次，落实到银行业具体融资模式上，一方面，大行综合化经营能力需要提速，更好打通“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循环价值链， 以推动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中小银行服务本地中小企业经营模式有待进一步优化。
4.1调整资产结构：聚焦产业升级和薄弱环节
我国银行业过去将太多的资源投向了基建和地产等传统的重资产领域，但随着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速，未来基建和地产领域投资将保持在较低增速，有效信贷需求将大幅萎缩，并且早期粗放扩张留下的风险也有逐步暴露的迹象，这决定了银行过去的经营模式难以为继。未来，银行业应回归本源，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抓住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升级大方向，主动调整资产投放，这也是2017年以来我国银行业监管的重大方向。
近年来，银行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对资产结构进行了调整，加快退出产能过剩行业，施行严格的限额管理，大力跟进新经济和零售贷款。以招商银行为例，2020年末，招行的政府债务平台广义口径融资敞口和退出类行业全口径业务融资敞口分别是2483亿元和1238亿元，较2017年末分别下降了13.3%和18.4%。但总体来看，目前我国银行资产结构调整滞后于产业转型升级，重资产领域信贷仍是投放大头，简单的从选取的5家银行信贷抵质押率来看，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在50%左右的水平，选取的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两家大行抵质押率都在50%以上。从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投向来看，2019年居民信贷（不包括按揭）占贷款总额的比重提升至18.4%（图14），提升较为明显但仍有较大空间。另外，主要金融机构投向绿色领域的信贷近年来虽然保持高增，但比重仍处在低位。受基建地产拉动经济时代信贷文化、信贷制度、服务意识等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对产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需求、新业态、新模式仍没有快速做出调整。
总体来看，我国信贷资源分布与GDP的分布大致匹配，GDP占比越高的地区，其贷款占比也越高。但信贷资源分布集中现象更明显，如2020年GDP结构为，东部比重51.9%、中部20.0%、西部 23.0%、东北5.0%，2020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分布为，东部比重55.8%、中部17.8%、西部 20.5%、东北5.9%，中西部信贷资源与GDP贡献明显不匹配。我们认为未来在共同富裕发展理念下，解决发展不平衡将是长期的重要工作之一，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增加信贷增长缓慢地区的信贷投放，畅通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信贷资源除了区域分配不均衡问题外，在国企和民企之前分配不均衡是另一个重要问题。过去银行将更多的信贷资源简单粗暴地投放给了国企和央企，引发市场关注。目前，我国经济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灵活的民企创新，另外，民企挑起了稳就业大梁，未来中小微企业获得的金融支持力度将持续加大，2018年以来小微企业信贷增速就持续提升。2020年以来，我国创新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未来银行要积极配合政策将资源向产业升级方向和中小微企业倾斜。
4.2加大创新融资服务模式
新经济形态下，银行资产负债获取方式都将发生深层次的变革。负债端，银行揽存难度加大，存款脱媒越来越严重，靠传统的揽存方式和产品已经越来越难以吸引客户存款。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居民投资渠道的扩宽，以及居民理财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接受银行低利率的存款。居民储蓄率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降，金融机构资金来源中存款比重也在持续下降。我们认为该趋势会日益深化，这会带来银行负债端稳定性和久期等发生较大的变化，银行未来需要进一步要加强负债管理能力，一方面需要积极应对负债结构和稳定性的变化，另一方面要积极创设新的产品和服务来提升揽存能力。
新型产业难以符合传统信贷要素或信贷流程，且需求更加多样化，因此，银行要加快创新融资模式，构建“信贷+”的综合化金融服务模式。资产端，过去投资导向经济发展模式下，以基建和地产为代表的重资产部门，具有抵押率高，现金流稳定且可预测等特点，完全符合银行传统信贷投放的要素，因此该阶段银行主要提供传统信贷融资。但新基建、高端制造业、先进服务业等软资产属性较为明显，越来越多的投资侧重于软件、研发、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这给抵质押物要求高的银行信贷业务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银行必须首先解决抵押物方面的问题，借助金融科技不断完善以实现将技术以及信息等软资产作为抵押担保的条件。
但是，新型产业所处的行业生命周期跨度较大，还存在行业整体发展不稳定、缺乏稳定的现金流、企业估值偏高等问题，因此新型企业的技术以及信息等软资产的抵押担保还存在一定的风险，这进一步增加了银行传统信贷模式的难度，因此商业银行还必须完善和提升自己风险管理能力。
另外，除了简单的融资需求外，战略规划、投资咨询、供应链金融服务等也是新型产业企业的重要需求。银行在面对企业全新的经营模式和多样化的需求时，单一的传统信贷融资服务已经很难满足客户的需求，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以及提高客户的黏性，银行的经营模式也必须与时俱进。因此，银行要加快创新融资模式，我们认为目前“商行+投行”有望成为银行服务新型企业的重要方式。一方面，通过加强对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研究，推进信贷准入、评级授信、审批流程等方面的创新。另一方面，加快探索投贷联动等与新产业相适应的“信贷+”综合金融服务，为不同阶段不同行业的新型企业提供差异化定制化的服务。
不同类型银行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存在较大差异，转型并不存在标准路径，需“因人而异，因时制宜”。大致来看，我们认为未来大中型银行转型路径在于打通从资产供应到产品供应到资金供应这样一个服务链和价值链，构建“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循环链；中小银行则应该深耕本地，借助金融科技优化业务模式，更好的服务本地中小企业。
大中型银行：打通“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循环链
深化改革，打通“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循环价值链是未来大中型银行转型的重点。2010年以来，银行就已经开始积极谋求转型，但整体来看，银行转型的层次不够深入，如财富管理业务，大多数银行仍停留在简单的金融服务层次上，甚至可以说理财服务都做的一般。
我国目前财富管理仍以产品代销模式为主流，但美国20世纪70-80年代之后就已形成“买方投顾”的主流模式，这也导致我国财富管理客户体验较差。另外，美国财富管理早已从金融服务层次跃升到生活服务层次，为客户提供诸如税收、教育、养老、房产等多样化的生活服务，以服务深度获取优势。同时，过去十多年我国银行转型内部协同性较差，公司业务部门更注重资产端的大投行业务的转型，零售部门则更注重负债端财富管理业务的转型，两部门没有很好的协同发展，以至于没有很好的将“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循环价值链打通。因此，从最终的财务数据也可以看出大中型银行转型效果一般，我们选取了21家总资产规模过万亿（截止2021年9月末）的上市银行，2021年前三季度21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合计占营收比重仅15.4%，其中只有招商银行达到约30%，兴业银行和平安银行约为20%，其他18家银行均在20%以下。因此，强化内部协同，打通从资产供应到产品供应到资金供应这样一个服务链和价值链，进一步完善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全链条一体化的经营体系是未来大中型银行转型重要方向。
在转型进程中，各银行应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构筑差异化的竞争优势。比如，对于大型银行来说，由于客群基础庞大且聚集了各类型的企业和零售客户，同时，参考欧美金融集团发展的历程，我们认为大行转型的方向应该是综合化、国际化，满足各类型客群多样化需求。同时，也是为了未来我国国际化战略进一步深化后，我国金融集团在全球中更具竞争力和影响力。对于股份行和部分城商行来说，由于资源禀赋相对有限，我们认为未来应该走细分领域精细化的道路。比如，负债端定位需要明确是大众客群还是私人银行客群，针对客群定位推出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资产端则建议聚焦几个产业或行业，将有限的资源聚焦构筑自身的护城河。
中小银行：深耕本地中小企业
受自身规模、经营区域和牌照等所限，大部分城商行和农商行难以走大中型银行综合化的转型之路，深耕本地，更好的服务中小企业（含科技型中小企业）是中小银行未来转型之路。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不断上升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持续深入，中小银行资产扩张速度放缓，不良压力有所提升。同时，还面临金融监管强化，利率市场化、金融科技发展等多方面的挑战和压力。面对发展困境与资源约束，中小银行应深耕本地中小企业，走错位发展的道路。但在新的经济形态下，中小银行传统业务模式必须有所升级，积极借助金融科技助力业务发展，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探索批量化、规模化的业务审批模式，提高小微企业的授信审批效率，以及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05
投资建议（略）
银行经营模式的演变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相辅相成，伴随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换挡以及新旧产能加速切换，商业银行需要加快调整资产业务布局，积极推动新兴融资模式创新，构建起“信贷+”、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多元融资服务体系，将从规模扩张导向转向价值导向。因此，从中长期角度来看，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未来银行发展路径主要包括两类，一是对于大中型银行，打通从资产供应到产品供应到资金供应这样一个服务链和价值链，构建“财富管理-资产管理-投资银行”循环价值链是重点；二是对于中小银行，深耕本地，借助金融科技优化业务模式，提升经营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更好的服务中小企业是转型的重点。因此，我们认为新经济形态下，银行传统存贷模式受到巨大挑战，资产规模扩张速度放缓，板块整体缺乏大的投资机会。但新经济形态也给转型领先经营能力较强的银行提供了机遇，未来两条转型路径中都有望走出优质的银行个股。
对于年底到明年一季度银行业投资策略，信用自11月开启温和提升，我们判断明年信用（政府债券和配套的信贷投放）大概率前移，社融增速温和提升态势有望延续至明年4-5月份。信用温和提升下，悲观经济预期有望回暖，银行板块估值底部已现，预计年底到明年二季度银行板块有一轮估值修复行情，维持行业“超配”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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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若宏观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可能从多方面影响银行业，比如经济下行时期货币政策宽松对净息差的负面影响、经济下行导致不良贷款增加等。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CFA持牌人，曾供职于浙商证券、光大证券研究所，担任金融行业分析师，2018年加盟国信证券，任金融业首席分析师。)
责任编辑：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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