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为什么特别需要企业家创新精神

2021年11月29日15:29    作者:张维迎  

  文/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需要看一看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有很大的波动性,有高达15%的增长年份,也有不到4%的增长年份。经济增速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历了7年持续走低,而在最近10年再次出现下降且下降幅度非常大。

      我个人的观点是,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是一个趋势性问题。

      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趋势性的?

  为什么是“趋势”而非“周期”呢?影响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因素主要是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技术和创新、体制和文化、人口和劳动力则是形成经济发展趋势的底层因素。

      第一,技术和创新。就生产技术而言,我们过去40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西方国家300年来的技术创新而非中国自我创新的基础之上。从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我国改革开放期间,西方国家三次工业革命所积累的大部分技术,都没有专利了,都可以为我所用,不需要花什么成本,可以说是“免费的午餐”。2018年我写过《我所经历的三次工业革命》一文。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大都同时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果实。但当我们把“低垂的果实”差不多采摘完了的时候,高处的果实不容易够着,我们的发展优势自然就会递减。一个后发国家通过套利实现9%的经济增长并不难,但发达国家通过创新想达到3%都非常困难。因此,如何实现更多的技术创新,是我们下一步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第二,体制和文化。我们之所以能利用别人的成果,是因为从1978年开始,我们走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激发出了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

      我们的体制改革是动态的,既有内部观念和政策变化产生的推动,也是与国际环境互动的结果。但无论内部观念还是外部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波动、迂回时有发生,因此很难期待在开放和自由程度上保持直线递进式的发展。但体制与文化的开放程度、自由程度、权利保护程度,对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和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    一方面,内循环接替全球化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这与突如其来的国际政治环境变化有关。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国际环境的变化与我们国内的变化相关,但无论如何,这已经是现实的变化,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产品要走出去会越来越难,中国经济要依靠更多的创新来维持增长越来越重要,但正如前面所说,创新并不容易。另一方面与我们自身的改革不足有关。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在体制上有很多限制,改革开放的核心是“放”,给企业家和人们更多的自由和发挥创造力的空间。上世纪80年代,私营企业不合法,必须戴上集体企业的“红帽子”才能生存,但企业家预期“红帽子”终将会摘掉,所以他们还是敢冒险的。但法治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现在甚至偶尔还不时冒出重新公私合营的声音,这些都会影响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尤其是持续投资的信心,而创新特别需要持续的投资。体制改革趋缓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是相互影响的,很难说清其中的因果关系。2003年非典催生了很多的国际间友好援助与合作,但这次新冠疫情却没能够让国与国之间更加友好,反而激起了更多的误解和对抗,这非常令人遗憾,对我们下一步的发展会带来不利影响。    第三,人口和劳动力。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帮助我们把人口数量降了下来,但同时也导致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和其他国家还不一样,我们是人为制造了非常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就像为了减轻体重把大腿锯掉一样。

      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自改革开放到2000年前几乎没有变化,但在过去20年却急剧上升。美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在15年前是中国的22倍,10年前是10倍,5年前变成了5倍,而现在只有4倍。2015年之后,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都比我国更有优势,这导致中国在国际制造业市场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

      为什么企业家创新精神今天变得更重要?

  既然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是必然的趋势,而我们又不希望顺其自然,因为中国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经济强国的水平,人民的美好生活还没有实现,能不能突破中等收入的陷阱都还有很大的悬念。因此,我们还需要更主动积极地作为。

  面对这样的趋势,我们该如何应对?首先,我们不能像解决周期性问题那样,仅靠政府多发货币或者降低利率就可以熬过去。企业也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到处都是套利的空间,不管技术从哪里来,只要抓好一个机会就能快速发展。面对中国经济增速趋势性下降,如果还想实现一个不错的增长,只有两条,一条是从宏观上继续深化改革,加强法治,尤其是权利的保护,使已经回头上升的整个社会的体制成本再降下来;同时坚持和扩大开放,努力使中国不脱离国际市场。另一条就是大力推进实实在在的创新,特别是技术创新。创新的关键是让企业家有足够的信心,愿意长期持续地对创新进行投入,创造出新的增长点。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创新的过程必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创新和套利不同(张维迎:经济学家如何理解经济增长)。创新是通过引入新产品、新技术、新的资源来推动经济增长;套利则是在市场当中发现资源配置的错配、不均衡,然后通过改进资源配置来赚钱。创新和套利的利润曲线也不一样。套利是一开始就赚钱,但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赚钱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创新是一开始亏损,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才能保证创新成果的商业化,最后赚到钱。

  创新与套利都需要一定的制度条件,但创新对制度的要求更为苛刻,因为创新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高度不确定、不可预测,二是周期非常长。由于创新对配套的体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如果体制不能从根本上保护创新,并且是保护到每一个人而不是一部分人,以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我们今天使用的技术在20年甚至10年前都无法想象。同样,对下一个10年或是20年而言,什么是最新的技术、什么样的东西最赚钱?我们在今天也无法预测。举个例子,我们今天到外地参会,远程的一般都选择坐飞机,飞机是最可靠的远程交通工具。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之前,飞艇成为远程普通交通工具的可能性比飞机要大得多。飞艇发明的时间更早,其飞行半径、高度和最大载重量等也都比飞机具有优势,但最后却完全被飞机所取代。造成这一革命性变化的因素很多,但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化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当时仅美国就有上百家飞机制造公司,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而全世界生产飞艇的公司几乎只有德国齐柏林公司的一家,竞争不够充分。这一点对于飞机和飞艇的后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普遍认为飞机要败给飞艇时,美国泛美航空公司创始人和掌门人胡安·特里普不信邪,坚信飞机一定能战胜飞艇,不断开辟新航线,购买新飞机。最终,飞机打败了飞艇。因此,对于创新,我们要记得两点,第一点是创新离不开企业家精神。在一般人都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真正的企业家仍然会坚持,不放弃,想实现他的梦想,想做出与众不同的东西,这才有了创新。第二点是创新有很强的不可预测性,不能靠一两个企业或企业家,不管是国企或是民企。创新必须依靠大量的企业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创新如同生物变异,大部分都会以失败告终,只有小部分适应环境的能够存活下来,并且繁殖扩散。因此,对中国未来的创新和发展,我们不要寄希望于某一项政策或规划来告诉我们应该干什么,而是要依靠众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多元化选择。面对中国经济增速的趋势性下降,我们此时更需要一个可以从根本上激励企业家创新的体制,帮助中国经济在未来真正实现创新驱动的良好增长。

  (本文作者介绍: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李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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