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尹中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会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通过这些公开的资料我们可以分析和判断“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间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和思路。
上述文件内容博大精深，涵盖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不同专业背景的人都有自己解读的侧重点，笔者试图从经济视角来学习并解读文件的重点与思路。
重点之一是强调“安全”
中央明确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是“十四五”期间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之一，《建议》中第十三部分（第49条至第52条）专门阐述安全问题。在此次中长期规划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也是“安全”。可见，中央对经济安全以及国防安全方面的关切程度空前增加。
中央之所以突出强调安全的重要性，与大环境密切相关，国际环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过去40多年中，中国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红利，但最近几年全球化遭到挑战，新冠肺炎疫情让一些国家政府以提高经济安全为由，进一步加剧逆全球化的思潮。
为此，中央提出了以下化解安全隐患的对策：
首先，产业链的安全，需要解决关键技术环节的瓶颈。为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要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重塑新的产业链，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这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一是要拉长长板，巩固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提升产业质量，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
二是要补齐短板，就是要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在关键时刻可以做到自我循环，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正常运转。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十四五”规划《建议》里提出要全面推行股票市场的“注册制”改革。
其次，发挥体制和机制的优势，要坚持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重点是强化国有企业在经济安全中的作用。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必须做强、做优、做大。
最近几年，有关经济上的“国进民退”的讨论很多，经济学者大多数是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分析该问题，如果从经济安全的角度看待此问题，结论明显不同。
互联网行业的数据垄断是经济安全的潜在风险，该行业的反垄断势在必行。
金融和地产领域虽然没有垄断的问题，但有些公司的负债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出现一些“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在任何国家，单个企业的规模过大政府就会对它实施特别的监管措施，中国当然不会例外。针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规模扩张，有关部门出台了“三道红线”对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进行约束。
重点之二是用“双循环”战略应对贸易逆全球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近几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这次疫情可能加剧逆全球化趋势，各国内顾倾向明显上升，我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是当前应对疫情冲击的需要，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
针对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央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从生产、分配到流通、消费等诸多环节的堵点。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依靠高投资，而消费，特别是家庭部门消费占比较低。例如，2018年我国GDP中投资占比高达43%，远高于24%的全球平均水平和21%的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同时，我国家庭消费占比只有39%，比全球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
过去几十年里，我国投资形成的产能通过出口来消化。贸易依存度（（出口+进口）/GDP）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快速上升，从20%以下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67%，之后在国际环境的挑战之下逐渐下滑，但2019年的贸易依存度仍然有35%。
如果国际贸易一直保持快速扩张，投资占比偏高而居民消费占比偏低的状况是可以持续存在的。但中国作为超大型经济体，贸易依存度过高会带来一定影响。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形，遭遇美国和欧洲的打压。中国经济体量还小的时候，西方国家可以默许我们的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但现在已经成为超级大国，必须以内需为主了。
以国内需求为主意味着投资在经济结构中的占比将下降，消费占比必须上升，因此，促进消费成为“十四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公报围绕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的主题，用大量篇幅阐述了未来的解决方案。例如，农业农村问题，国土布局、区域发展和新型城镇化问题，以及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人民生活问题，等等。
消费增长的动力来自收入的增长和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还要合理分配好蛋糕。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已经成为二战之后全球普遍面临的难题，从上市银行的公开披露数据中也可以发现，居民财富分配方面确实存在“二八现象”，法国学者的《21世纪资本论》在全球畅销，说明全球均面临着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难题。这也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现象。
我国早已开始行动，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其中“三次分配”的提法值得关注。可以预见，“十四五”期间我国的慈善事业会有较大的发展，应该会出台相关的规则。
新发展格局对投资与消费、生产与流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各行为主体都应该主动适应新发展格局，才能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取得先机。
本文首发于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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