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就业与创业是居民提高收入之本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周天勇

　　形成“就业创业—收入流程—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产能平衡—均衡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动能传导。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说明中提出：在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地方和部门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经济增长速度目标，明确提出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目标。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以不变值计算，未来15年年均需要的增长速度为4.73%。         

　　就业是大部分居民收入最基本的来源，而创业除了自我雇佣外，还可以以一带十，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使更多的劳动者从工作中获得收入。新型和传统产业要平衡发展，稳定和扩大居民就业和创业的机会。

　　中国未来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就业的压力似乎会减轻。数字和人工智能经济也许如一些研究者提出的看法一样，会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但是，农业领域中就业的2亿劳动力，在外务工的2.86亿农民工，以及农村中受教育质量不高的留守儿童，还有国有工业企业中的2000万左右职工，他们未来的就业机会，在世界现代农业、智能制造和数字经济的竞争下，逐步地在萎缩。他们的原有知识储备、现有学习能力、具有的工作技能等等，都可能不适应于日益技术进步和智能化的工作岗位。目前我们总共就业近7.8亿左右的劳动力，近5亿是农业领域就业和流动的农民工劳动力，还有约2000万左右在传统工业领域工作的产业工人。他们在较短时间内无法适应产业和经济的转型，一些人可能一生都适应不了，失去他们的工作。

　　因此，还是要做强和提升传统制造业，重视非正规就业创业行业和领域，提高农村居民和农民工等中低收入者收入，扩大对工业品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扩张工业品制造和农业产品生产，延长工业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保证普通劳动力获得收入这样一个良性的经济循环。

　　获得公平和良好的教育，是低收入居民子女就业和创业能力平等的前提，也是培养未来心理健康、融入社会和守法遵纪公民的关键。从目前的状况看，需要解决的是，尽快废除户籍管制，各地地方政府对迁移人口的随迁子女提供均等的教育服务，消除留守儿童与父母天各一方、缺失家庭正常教育、学校教育路途较远和水平较低的诸多问题。

　　学术和政策研究界，总是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当着重发展农村，农民人口不应当过多地进入城市，城市不会有那样多的就业机会；农民过多地离开农村和农业，无人种粮和土地撂荒，会影响到中国的粮食安全；经济收缩时，应当让农民工回到农村和农业去创业和就业，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不能让农民卖地，否则土地兼并集中，他们会失去土地，甚至失去住所，流浪在外，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这样农业自然经济和农村小农社会的思维，延长和固化了户籍这样人口的计划和行政管制体制，模糊了农民的土地资产和财富。其结果事与愿违：限制了农民获得财富性收入的机会，抑制了农民以地为本创业的可能，形成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较大的收入差距，也反而因种植收益太低造成了大面积的农田撂荒，严重影响了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严重削弱了中国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竞争力。

　　从经济学理的研究，以及统计数据的实证看，人口的集聚和集中，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特别是城市，市场和信息集中，分工和协作便利，规模经济条件好，外部经济强，交易成本低，产业易于发展，就业机会多；地域经济的城市空间，产业经济的采掘、建筑、制造和各类服务业，创造了比农村和农业多得多的工作岗位；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规律也表明，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现代化迈进，农业增加值和农业就业比例从80%左右下降到5%以下，农村人口从90%下降到10%，甚至4%左右。虽然发展农村和农业，会保留和稳定一定的就业机会，然而这个大的客观规律和趋势，不可能以人的意志而发生改变。未来提高居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需要促进农村人口从较低收入和较少机会的地区和领域，向较高收入和较多机会的地区和领域迁移和流动。从使农村人口脱贫看，授渔和造血型扶贫，远优于给鱼和输血型扶贫；而从更长远和更大的格局看，农村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式脱贫，比不计成本地投入来发展农村和农业更为重要。既要振兴农村，更要促进人口迁移，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才能真正做到城乡协同发展，创造更多的创业和就业机会，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关于增加就业，笔者发表过大量的文章，在本书第一章中就东亚一些国家中小企业发展与就业进行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只是重点讲一下转移农村人口，增加居民收入，需要宽容中小微企业和鼓励非正规就业。国外许多国家有非注册登记企业存在，如英国和德国有1/3的非注册登记企业，并且容纳大量就业的微型和中小企业税负要比大型企业低1/3。从全世界各国的情况，一般来说，正规在政府、社会事业组织和公司等单位中就业的比例大约为70%到75%，非正规的个体、个人工作室、临工、游商小贩、家政服务、街区服务等，占25%到30%。

　　非正规创业和非正规就业，具体是指季节性、临时性、家庭性、流动性、作坊式等创业和就业形式。季节性创业和就业。如随着旅游的旺季和淡季，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大学本科、研究生的毕业等等，形成的餐饮、住宿、旅游纪念品、农业产品小型销售和加工、小打字印刷经营点等等，其经营者和劳动者随旺而营，随淡而歇；临时性创业和就业，是市场上有临时性的需要，创业者和就业者为满足这一需要而临时组合生产要素，提供服务，获得收入；家庭性创业和就业，如在家中从事咨询、手工加工、电器维修、幼托护理、农家乐、高效种植、观光农业等等生产和服务；流动性创业和就业，如人力车、流动餐饮摊车、流动商贩等等；而作坊式创业和就业，如人工擀面条、酱菜等等作坊式生产和经营活动。还有保姆等等，都属于家庭就业这样的非正规就业的范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非正规创业和就业，其一般可解决一个国家1/4到1/3的就业。非正规创业和非正规就业，是农民向非农业转移和城市相当一部分居民谋生、获得收入，甚至致富不可或缺的领域和方式。

　　从销售和服务等市场的方式和建筑看：分正规的大规模的超市、现代化的专业店、学校、医院和星级酒店，宽敞的街道和商业广场；也有小型超市、小店小铺、个体摊点、游商小贩，以及在不触及建筑安全情况下的破墙开窗，小街小巷小胡同。

　　需要特别讨论的是，现在城镇超市中出售的农产品，如蔬菜、水果等，价格远比农村农民直接出售价格高得多。销售进楼、大型和临街超市兴起，替代了传统农产品的销售方式。从目前相当多城市，甚至县城和城镇，都拆除和关闭了早市等农贸市场，城管、交通等执法也不让农民进城直接销售农产品。有学者研究，认为农民开电商在网上直销，会降低农产品的价格。但是，从总体上看，除一些干果之类的有些效果外，大宗、季节性、易腐烂的农产品价格并没有降低。这种转型和限制，农民谈判力弱势、集中收购强势、流转环节增多、租金成本居高等提高了城镇居民消费农产品的成本，压低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消灭了销售服务给农民创造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因此，应当立法在城市中重开和保留农贸市场，并且允许农民将农产品自己运输进城市中，或者在公路停车区域和交通枢纽等地点直接销售，以增加农民的销售收入和自雇性就业机会。政府划定区域和时间，城管可以引导，交通开通绝色通道，税务对其免予征税。　　

　　从居民收入看：有高中低收入之分，相当多中低阶层的收入，来源于非正规就业，小店小铺、小街小巷、开窗破墙、游商小摊，临时工作。从居住方式看，有住别墅的，有住酒店的，有自己的房子；也有住一般住宅的，有租住的，有住较为简单居室的。因财富所有、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而异。　　

　　这样一种生态结构的作用在于，它使最低层的人士，有一种生存和发展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最初的通道。其实，今天许多企业家，当年就是从补鞋钉掌、游街串巷起家的。如果当年将这样似乎不入流的小微低方式和机会都禁止了，中国今天的成功人士就会少一多半。　　

　　我们今天国民经济面临的是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大众收入与有支付能力的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因为高收入者收入的消费率较低，收入高而消费的边际贡献率低；低收入者虽然消费率高，但是，收入增长有限，也有许多低层人士囊中羞涩，为水平并不高但千方百计去争取并且不能没有的低水平收入而奔波。　　

　　这些以亿而计的人口即使能够有水平并不高但稳定的收入，消费需求就不能过于下行，生产就不能过于过剩。而且，财政的低保支出就会大大减少，社会就会安宁和稳定。试想，一个鼓励人们去依靠自身那怕是量低微的奋斗，而获得自己的收入，去维持他们的生计，而不使中国成为曾经暴发债务危机希腊式高福利国家。这将是一个多么可敬和伟大的群体和民族。　　

　　城市中没有了这些小微的生态，居民家政服务的成本大幅上升，菜价上涨，生活方便程度下降，快递不畅，保姆难求，用工的居住租金大幅度上升，街道没有商贾餐饮林立的繁荣，失去了生机和活力。市民的生活也受影响。　　

　　城市建设、交通和景观也是一样，有现代化的建筑、广场，有宽敞笔直的大街、大型影剧院、规模化的医院、高楼耸立的学校、星级的宾馆；也应当有人们购物、休闲、喝咖啡的小店小铺，逛街溜达的小街胡同，医生坐诊的小诊所、家庭图书馆、居民出租房（包括不同价格和不同层次的）。整齐划一的思维方式，不符合城市、社会、就业、收入和消费等各方面的合理的生态结构和事物生存发展的规律。

　　为了需要大量迁移的农民人口的利益，为了城市中大量底层居民的生计，地方政府各部门需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克服部门利益，不要光口头上执政为民，要宽容为怀、善待民生，对非正规创业和非正规就业网开一面；实行非登记体制，或者备案制；将工商、质检、城管、卫生防疫、交通行政管理等行政管理和执法部门全额由财政供养，废除他们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歧视性收费体制；遇到问题，对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善意地进行教育和引导，不要以罚款和收钱为目的进行检查和执法，或者趁解决问题、加强管理之机而打劫；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容许家庭创业和住宅从商。

　　本文原发于《中国：理想经济增长》第194—197页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