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马亮
我认为,薛兆丰现象是特别值得提倡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对知识付费要有一定的宽容心态。大学教授的薪水本来就低,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知识增值而使其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最近两年,得益于有偿网络直播授课引发的广泛影响,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教授薛兆丰成为家喻户晓的“网红教授”。据了解,在“逻辑思维”栏目主持人罗振宇创办的“得道”平台上,他所开设的经济学课程每人每年售价199元,两年售出20多万份,累计卖出超过4000万元,成为一夜暴富和名副其实的网红经济学家。
但是,随着媒体曝光量和社会关注度的不断升温,薛兆丰受到的质疑乃至责难也越来越大。可能是出于这方面的原因,薛兆丰已从北大国发院离职。一些人幸灾乐祸或落井下石,认为薛兆丰的退出反映了他的心虚和服输。但是,我想说的是薛兆丰究竟得罪了谁,让他背负如此多本不应有的骂名?
得益于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知识付费蔚然成风,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薛兆丰的网络直播课程及其背后的“得到”等网络知识平台,代表了知识付费的典型模式。当人们需要不断充电和提升,但是又没有机会和能力时,知识付费应运而生。通过专业化的运作和营销,一堂在线下稀松平常的大学课程,可以一跃而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瞩目的网络直播课程,并通过众多用户的支持而获得巨额收益。
像薛兆丰这样的一名教授每周上一门一小时的课程,两年就可以售卖超过4000万元,这多少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凭什么这门课就可以卖得如此火,赚得如此多?在知识付费经济时代,知识付费的买方和卖方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买方认为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所以并不存在欺诈的嫌疑。既然有如此多的人去听课,而且听了一年还去听第二年,那么至少说明这门课有其过人之处或可贵之处。
尽管薛兆丰存在打着“北大教授”的幌子去招揽生意的嫌疑,但是他是北大国发院的“院聘教授”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反过来说,如果“北大教授”是如此富有吸引力的招牌,那么也不是每个北大教授都可以取得薛兆丰这样的成就和影响。换言之,我们不应因为薛兆丰用其“北大教授”的身份去推销课程,而对其横加指责。这既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牵强附会,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理据。如果大学教授因为兼职授课而影响本职工作,那么的确应该对其加以处罚。如果大学教授因为违规收费或偷漏税而违反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那么也理应予以惩处。但是,如果大学教授没有违反这些规则和原则,而是通过自己的学问和口才而赢得市场,就是无可厚非的行为,甚至是值得鼓励的做法。
显然,对薛兆丰的质疑和责难,至少有两种观点或立场。一种观点认为,薛兆丰不是学术造诣精深的经济学家,没有在学界公认的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并没有得到经济学界同行的认可和尊重。薛兆丰的有些观点具有强烈的挑逗性和话题性,可能经不起经济学理论的推敲,让人有“以讹传讹”的质疑。所以,经济学界的许多人会认为薛兆丰不是正儿八经的经济学家,并据此推论认为薛兆丰的经济科普也不值一提。
如果一个人既有精深的研究并学有建树,同时又有很强的解读力和亲和力,那么自然是两全其美的最佳状态。但是,这种情况毕竟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只会在其中一个方面富有优势。我们既需要能够做出高水平但晦涩难懂的研究成果的高深学者,也需要深入浅出但学术建树不多的故事高手。任何一种人去谴责或瞧不起另一种人,都是不值得推崇的做法。因为对于一个知识社会而言,二者缺一不可。特别是在一个普通人没有时间、机会、精力和能力去学习的情况下,通过这些科普专家去获得一知半解,并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
对于很多高深的理论来说,用浅白的语言去进行科普,不可避免会招致严肃学者的批评。就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真正能够读懂其著作并参透其精髓的可能寥寥无几。如果用普罗大众都可以理解的语言去解释相对论,显然会挂一漏万,甚至会导致某种程度上的曲解或误解。但是,这并不影响普通人去理解相对论的基本意涵及其启示,尽管他们并不懂如何去用繁复的数学公式对其加以论证。因此,与其为了追求严谨和高深而让人们对相对论保持无知,倒不如让人们对相对论有一知半解。在不知然、知其然和不知其所以然三个阶段之间,通过知识付费让普通人达到知其然的程度,显然是我们值得追求的一种状态。
另一种观点则是有许多人认为,薛兆丰一年可以“耍耍嘴皮子”就赚上千万元,根本不值。这种批评者往往怀有“不吃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嫉恨心理,也是许多人会持有的观点。物以稀为贵,稀缺性可以很好地解释薛兆丰现象。在大学,一些人的课程会有无数学生和听众趋之若鹜。但是,也有人的课程门可罗雀或无人问津。我们当然不能根据是否受欢迎来评判课程质量,但是当人们愿意花真金白银去消费这门课程时,受欢迎本身却能反映课程的某种价值。至于课程的价值同其价格和回报是否存在合理的联系,则可以交由市场去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书中自有黄金屋”得到了绝佳的印证。将知识转化为金钱并不可耻,甚至是值得推崇的,否则就无法为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供源源不断的激励和动力。比尔·盖茨开发的微软操作系统,可以通过近乎免费的光盘复制而赚取上千亿元。一套小说《哈利波特》可以印行上千万册,为其作者罗琳赢得数百万元的稿酬和版税。一套软件、一项专利、一幅字画、一本教材、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曲歌声等等,都可以为其创作者赚取巨额收益,为什么大学教授的一门课却不能为其赢得鲜花、掌声和金钱回报?为什么网络小说和网络直播可以博取眼球和赚得盆满钵满,大学教授或其他知识人就不可以获得与其付出和价值相对应的市场回报呢?
那么,薛兆丰现象值不值得提倡?我认为,这是特别值得提倡的一种社会现象,尽管许多人还对其难以适应和理解。对于这样的一些新现象,我们至少要有一定的宽容心态。固然,知识付费的确存在值得警惕的问题,但是却不应“一棍子打死”。大学教授的薪水本来就低,为什么不可以通过知识增值而使其能够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大学教授的评判标准显然是多元的,而不只是学术研究水平。否则,就不存在教学型教授,也不会有政界明星或业界翘楚转任大学教授的惯例。因此,我们不应对薛兆丰采取人人喊打的姿态,更不应否定知识付费这样一个新兴产业和社会现象。相反,让更多的人成为薛兆丰这样的公共知识人,对我们这个社会而言,毋庸置疑是利大于弊的。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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