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中国企业家还在担心什么？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在束缚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因素中，近70%的企业家选择了“政商关系复杂”，近60%的企业家选择了“市场竞争面临不公平待遇”，超过一半的企业家选择了“财产权、知识产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秦朔：中国企业家还在担心什么？

　　如果说每个中国企业家都有一股元气，亚布力论坛可能是他们元气汇聚的最大一个道场。

　　今年的论坛上，张文中、俞敏洪、刘积仁、胡葆森、冯仑、阎志、宋向前、刘江等企业家分别朗诵了他们写给改革开放40年的一封 信，发乎内心，至情至性，交融成一个引力场，触动了广大企业家的心弦。

　　张文中说，人生是一场奋斗，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企业家存在的价值就是奋斗。心中有春天，人生就充满阳光。

　　俞敏洪说，我们获得的一切是我们本来应该的正常的生活和发展状态，人的生命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在明媚的天空下自由自在地生活和发展。

　　刘积仁说，这四十年给创业者太多的选择和表演的机会、太多的空白、太多的需求，有时真不知道是自己表演得好还是获得掌声太容易。

　　胡葆森说，商道即人道——你在多长时期内和多大范围内赢取了民心，决定着你的成功的程度。放弃了底线，就等于放弃了尊严。

　　冯仑说，我们未来要去的一定是不需要改革的地方，去一个我们省心省力而且大家能够各自相安地发展事业、无须烦恼，只需用力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就可以的地方。

　　阎志说，没有一个人能轻轻松松成功，没有人不曾茫然无措，没有人不曾惶惑不堪，好在我们都是父母的宝石，都是自己的宝石。

　　宋向前说，时代机遇将与企业精神互联，中国红利也将从“人的生产”变成“人的消费”，从“人的数量”变成“人的力量”。

　　刘江说，人行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我们累，但从未停步。我们责任重大，却从未回避。

　　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刻，中国企业家关切的不是生意，是大时代中的生命意义。

　　亚布力论坛起于2001年农历正月十五，自此18年连绵不断，每年都在元宵节前举行。

　　2001年是中国市场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这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如果以1986年7月10日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申请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算起，“入世”花了整整15年，朱镕基说，黑发人都谈成白发人了。

　　15年谈谈停停，中国锲而不舍，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以开放促改革，激发巨大的变革动力。

　　不过，当时并非所有人都看好中国“入世”前景。国内担心“与狼共舞被狼咬伤”，国外更是众说纷纭。最极端的声音来自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他在2001年夏天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一书中称，中国经济繁荣是虚假的，在加入WTO后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的现行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中国崩溃的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

　　结果到2008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再后10年，美国渐渐“去全球化”，中国一边高歌猛进全球化，一边实质上在“去美国化”。

　　是什么力量让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是离伟大复兴越来越近？

　　我的研究角度一直是企业家精神。过去40年，是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企业家精神最旺盛、最广泛的40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市场主体不到50万个，今年将突破1亿个，40年200倍，史无前例。

　　举凡经济繁茂之地，都是企业家精神旺盛之地。

　　前不久看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创始人詹尼尼的传记，他被称为“金融拿破仑”，在银行业的地位如同汽车业的亨利·福特。詹尼尼父母是意大利移民，他中学时成绩不错，同时还帮助搞贸易批发行的继父招揽生意，放学后工工整整地写推销广告，寄给目标客户，结果继父经常收到一些他从未联络过的人的订单。

　　1904年，34岁的詹尼尼创办了意大利银行，一个只有三张木桌、几把椅子、一台巴勒斯加法计算机、一只铁保险柜、一个出纳员的小网点。由于1878年附近一家互助银行破产，让许多意大利移民的存款付诸东流，所以大多数人不相信银行，而把钱存在家里的坛坛罐罐里和床垫下。

　　詹尼尼决心改变这一切。白天，他缠住做贸易时的朋友，非要他们开户不可。晚上他和合伙人深入社区，挨家挨户向意大利裔居民解释开一个带利息账户的好处。他直接揽客的做法被银行圈嗤之以鼻，但他却走得更远，到农村的牧民家中促膝谈心，说服他们开户，并向他们出售银行的股票。有一次，他驾车奔波了一天，筋疲力尽，风雨交加，却听一个助手说100英里外的一个小镇上，有个老太太从意大利银行分行取走了1000美元转存到竞争对手那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詹尼尼立即驱车3个小时，沿着漆黑泥泞的乡村公路找到老人家，说服她把钱存回意大利银行。

　　不外出的时候，詹尼尼在银行里从早上7点坐到晚上10点。他喜欢亲力亲为，一个下午能接待100多名访客，因为“从秘书那里得不到任何情况，来看我的人却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据我统计，我通过个人接触做事的生意比用其它方法所做成的多四倍”。

　　詹尼尼除了睡觉就是工作，“夜里还要定第二天、下星期和明年的计划”。与朋友和同事交谈时，一旦转向和银行不同的话题，他就明显不耐烦。坐在理发店转椅上时，他还和两三个高级经理谈生意。吃饭时他满脑子也是工作，他妻子抱怨：“看在上帝的份上，能不能谈点别的事情。”

　　全情投入20多年后，詹尼尼打造出加州最大、全国第二的银行体系，后来改名为美洲银行，1945年成为世界最大私人银行。1949年6月，他因心力衰竭在家中去世。

　　看詹尼尼这样的美国崛起年代的企业家故事，我常常有一种感觉，从改革开放到“入世”，中国企业“与狼共舞”，不仅没有被吃掉，反而在竞争中越来越强，其根本原因在于，外企虽然有资本、技术、管理优势，刚开始时令人生畏，但中国企业家有狂热的创业激情、灵活的反应能力和奋发图强的学习精神，所以后来居上。从创业精神的角度看，外企更像是“羊”，民企才是“狼”，“狼”虽小，却不怕“羊”。

　　回顾过去，亚布力企业家最刻骨铭心的历史节点是1978、1992和2001年。

　　谈到1978年，亚布力论坛创始人田源说，1978年5月12日谷牧副总理带队到西欧五国考察，他们出国前认为世界上还有2/3的人在受苦，而我们很好。出去后发现西欧经济很发达，而且热切盼望和中国做生意。

　　谷牧带回的是真实的外部世界的图景。他们向政治局做了7个小时汇报。叶剑英说：“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聂荣臻说：“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说“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1978年7月，国务院召开现代化建设务虚会。谷牧说，一定要解放思 想，开拓路子，再也不能贻误时机了。务虚会开了两个多月，“对利用西方国家的贷款和吸收外商投资基本上形成了共识”。之后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打下了基础。

　　1979年5月，谷牧到广东、福建调研了20多天，勾勒出特区政策的轮廓：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随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此中国吸收外资有了法律保障。

　　谈到1992年，亚布力论坛理事长陈东升说，为什么我老爱讲1992年是一个中国历史伟大的节点？邓小平南巡推动了又一轮改革开放新浪潮，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体改委等部委下发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从此大规模的下海浪潮出现了。

　　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为什么要在1992年1月南巡？一个重要的触发因素是1991年12月26日苏联突然解体。苏东剧变，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一夜之间倒塌，邓小平产生了一种紧迫感。如果继续喋喋不休地争论“姓社姓资”，就会错过发展时机，甚至出现改革夭折的危险。他在南方说，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一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第三个历史节点，就是新世纪之初的“入世”。

　　这之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也对中国道路产生了深刻影响，只不过这一次是以教训和镜鉴的方式。自此，中国在对外开放和大胆学习的同时，更加注重基于自身实践的主体性思考，并开启了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回顾前瞻，中国企业家们毕恭毕敬亲自写稿朗诵，究竟想表达怎样的思 想与感情？怎样的信与望，怕与爱？

　　他们感谢和热爱改革开放的时代，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人的力量。

　　陈东升说，改革开放的本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战略回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今天中国发生的创业创新浪潮，跟当年的革命洪流一样，有掉队的、有坐牢的，但是创业者和企业家的主体越发壮大，浩浩荡荡，没有人能够阻挡。”

　　刘积仁说：“中国大舞台的40年，让我们看到了解放人而释放出的能量，你一定会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还仅仅是开始，因为渴望改变自己的人，期待改变世界的人，还在不断涌向这个舞台。”

　　胡葆森说：“我们50后这一代人既饱尝了建国初期共和初创的不易和‘大跃进’超常规发展后遗留症的苦果，目睹了三年自然灾害满街饥民的惨状，还经历了一个八亿人口的大国整整三年大、中、小学全部‘停课闹革命’的乱局和整整十年的‘文革’。同时，我们又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国家剧变的全过程，GDP总量从3645亿奇迹般地增长到了今年预计的88万亿之巨。幸福感是对比中获得的——从苦难中一路走向富裕的我们这一代人，又注定是当今社会中幸福感最强的一代人。”

　　俞敏洪说：“过去的几千年，我们很少知道一个人应该昂扬，应该面向阳光，应该尊重自己，尊重他人，不应该没有原则地低头，没有尊严地逢迎，没有骨气地讨好。这40年间，我们终于允许抬起头来看看天空，听听远方的风声，想想地平线之外的事情；终于敢于想象，可以凭自己的努力创造自己喜欢的世界，终于可以行走天下而不用安于一方，终于可以自由地读书而不是背诵教条。是改革开放给我们机会和权利，是40年间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深刻理解中国和世界发展趋势而做出了正确决策。”

　　他们自生敬畏与精神追求。

　　宋向前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传播家国天下的企业价值观，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全新内涵。”

　　陈东升说：“企业家精神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从狂野到成熟，从躁动到平静，从赚钱到做公益，从模糊灰色的商业交易，逐步走向新型的政商关系。”

　　刘江说：“这25年的创业历程中，我在精神上的满足和自我实现，远远超过了对个人财富的在意和追求。生命的意义在于感知，人因为精神的辽阔而自由，企业家由于创造独特而进步的价值而完成自我实现。”

　　刘积仁说：“年轻时因为收获太多、太快，一生傲气，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路走多了，对自己就认识清楚了。能顺利走过这40年是幸运，是造化，更是环境对你的照顾。如果你有了超出自己能力的收获，你一定会对感恩这两个字有更深刻的理解。”

　　他们相信未来，相信年轻一代。

　　宋向前说，广袤的中国大地，每一缕新鲜的变化都催生着令人着迷的新模式。

　　刘积仁说，人的质量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在快速重生，年轻人会以更快、更跨越的速度参与竞争，改变竞争格局。中国拥有超级信息社会的基础设施和庞大的数字化经济消费群体，以及数字化生活方式的创造者，这会让中国的未来会更加多彩。

　　中国企业家还怕什么？还担心什么？

　　亚布力论坛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束缚企业家精神发挥的因素中，近70%的企业家选择了“政商关系复杂”，近60%的企业家选择了“市场竞争面临不公平待遇”，超过一半的企业家选择了“财产权、知识产权无法得到充分保障”。

　　冯仑说：“一个人赚多少钱，不光取决于收入多少，实际上还要考量潜在的成本。比如说制度性成本，你跟某一个政治人物或某一个政治集团的是非可能对你带来颠覆的风险。你赚了100块钱，如果这种潜在是非带来的风险可能要500块才能解决，那就等于是亏的。”

　　张文中说：“我相信如果没有对司法公正的干预和影响，正常情况下，公检法机关任何一个机构都不会做出对我的原审判决，不会形成这样一个非法律人士都能可以看出重大错误的冤案。”

　　亚布力论坛成立于中国加入WTO之年。那时到现在，中国经济无论量还是质都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可预期、确定性的制度安排上，演进程度还不能令人满意。

　　WTO有三大基本原则——透明度、平等和市场准入，被广泛体现在各成员国的立法、司法、行政、商贸等领域。中国“入世”时一家外国商会征求在中国的成员企业的意见，总结了五点：法律修改的连续性不够；政策透明度不够；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修改法律的透明度不够；税费收取不规范。他们希望中国的司法尽快透明起来。

　　18年了，在透明度、平等和市场准入方面，无论外企还是民企，担心依然很多，抱怨依然很多。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力度和广度空前的中国创业代的企业家精神，受人口红利衰减、个人选择的多元化、产业整合导致的市场机会相对集中等影响，也会慢慢退潮。只有切实加强制度建设，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在最大程度上得到延续，得到激励。

　　“我们总是过迟地意识到奇迹就在我们身边。”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在于改革开放政策所激发的企业家精神，过去的创业者只要有一点机会和空间，就会钻进去，冲上去。而今天，要激发“企业家精神2.0”，需要的是更恒定、长久、透明、公平的制度安排。否则，再过十几二十年，我们用什么力量托举起深度老龄化的中国？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