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王小鲁
为什么人口向北京大规模集中？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北京人和在北京的投资者享受到许多其他城市享受不到的优惠条件，而这些优惠条件大部分是政府提供的。
王小鲁：不应用行政手段限制人口在城市发展中，资源与人口向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的集中和集聚效应体现了市场的要求，是有内在合理性的。政府对此进行干预应当十分谨慎。但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市场导致的结果是不是最优结果？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因为根据城市经济学原理，城市经济同时兼有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正外部效应指的是人口和资源的聚集能带来生产率提高，因而大城市或超大城市的产出水平和经济动能远远超出其他城市或者乡村。而负的外部效应也存在。比如说超大城市会存在比较大的空气污染问题、交通拥堵问题等等。政府和城市居民会承担这些负外部效应的成本。因而如果把这些问题考虑在内的话，对城市最优规模的判断也有可能发生改变。
在考虑正负外部效应的条件下，我国100万-400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其净规模收益最高。但这并不是说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就不行了，只是它的净规模收益会逐步衰减。400万人以上，直到1000多万人口的城市仍然都存在正的净规模收益，因此总体而言，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是有其优势的。
第二，上面说的这项研究也有一个缺点，就是仅仅考虑了单个城市的净规模收益。如果考虑城市的空间结构，即城市和城市间的关系，比如说把城市群作为考察对象，则城市发展的最优结果有可能会发生改变。城市群的发展应该能有效减少超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负外部效应，并更大地提高人口和资源的聚集性。这能有效解决超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问题。
第三，城市的负外部效应有相当一部分源自于政府行政性的配置资源，和以行政手段改变资源价格、改变要素的分配关系。比如为什么人口向北京大规模集中？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北京人和在北京的投资者享受到许多其他城市享受不到的优惠条件，而这些优惠条件大部分是政府提供的。我们如果要减少城市的负外部效应，主要不应用行政手段来限制人口集中，而应减少政府对要素配置的干预，减少行政性措施给超大城市带来的过度吸引力。此外，有些超大城市的负面效应是城市规划和管理水平过低造成的，不能简单归结为城市过大。
因此，减少城市的负外部效应，解决超大城市的“城市病”的问题，需要考虑方法，简单地限制人口向超大城市集中，或者把人口向外赶，未必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会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甚至得不偿失。更需要的是政策和市场的多方配合，采取与市场互补而不是与市场互相排斥的方式进行调节，并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作者在博智宏观论坛第十九次月度例会上的演讲）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责任编辑：贾韵航 SF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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