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陈志龙
危机关头，如果瞻前顾后，在西方式民主和“两党政治”下，宝贵的救援时间用在“公民讨论”、不同学派意见的激烈争吵和媒体的“口水仗”上，往往错过最佳拯救时机，不仅不利于危机的化解，反而会加剧形势复杂化，使事态失控。
西方式民主会延误救市时机过去两个月间，伴随着一幕幕的黑天鹅事件，全球金融市场场出现恐慌性抛售，股价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雪崩，金融风险的高传染性是如此迅猛。这场山雨欲来的金融海啸中，几个月前曾经富含价值的投资大幅缩水，以十万美元计的财富灰飞烟灭。世界经济再度处于新一轮衰退的十字路口，政治家和财经领袖们奔走呼号，呼吁加快变革化解危机，投资者的内心为焦急和恐惧的氛围所笼罩。
市场是如此恐慌，“跌傻了”，管理者也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市场是不完美的，政府同样也是不完善的。市场失灵的严重后果触目惊心，而政府失灵则更加麻烦，市场信心全无。世界本不应该如此，曾经信奉金融自由化的政治家和市场教旨主义者承诺，无约束的自由市场是有效的，它将通过自我调节消灭波动，放松管制和金融创新能够促进经济繁荣和稳定增长，而面对新一轮危机他们束手无策。
无论是2007年的“次贷”危机，此后欧债危机，还是当前处在危机十字路口的新一轮衰退，都在检验并修正自由市场学说在危机时刻的作为。“次贷”危机后，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书《自由市场的坠落》中大声疾呼，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堕落得太久了……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社会弱势群体惨遭粗暴的剥削和掠夺。”另一位学者卡尔。波拉尼在他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中说，“市场万能的信条将摧毁经济和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石。”
金融危机一旦爆发，一国的金融稳定和受到冲击，监管当局往往立即被逼到峭壁边上，第一时间从技术角度如何熔断危机引信，怎么应对风险传染和小概率的极端事件，需要有专业性决策和果断的行动。
过去7年间，西方国家的多次金融危机启示我们，危机关头，如果瞻前顾后，在西方式民主和“两党政治”下，宝贵的救援时间用在“公民讨论”、不同学派意见的激烈争吵和媒体的“口水仗”上，往往错过最佳拯救时机，不仅不利于危机的化解，反而会加剧形势复杂化，使事态失控。实际上，许多人在参与讨论时，连基本的概念和原理都没有搞清楚，不少人都是“打酱油”靠惊人之语搏眼球，甚至不排除为利益集团服务拿“站台费”的。
城楼上，一间面包房失火了，是先灭火，还是任由这间面包房大火燎原，结果不仅殃及池鱼，甚至会烧掉一座罗马城。近年来，无论是次贷危机，还是欧债危机，都有太多的教训。
2008年9月，“两房”危机刚开始暴露时，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Lehman Brothers)的高杠杆问题首先被引爆，彼时，雷曼也就6000亿美元左右的资产规模，属于中等偏大一点，还算不上“大而不能倒”，当时的意见是不救。什么样的要救呢？比如AIG，规模巨大，“具有系统重要性”。
但雷曼申请破产带来了噩梦般的严重后果，全球金融市场随即出现山呼海啸般的混乱，从台风眼的美国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股价房价和大宗商品价格暴跌，投资者信心崩溃，经济呈“自由落体”式崩溃，出现了继1929年大萧条以后最严重的一次百年未遇的大衰退。
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救还是不救？如果不救，大火无边界地蔓延，通过关联市场殃及整个金融体系，所有的管道都可能成为一片火海。美国历史上有过太多的教训，1929年美国大萧条，尽管也是私人部门引起的，并没有公共责任，为防止道德风险，开始政府也是不管不问，于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苦难时代出现了，大量中产者破产陷入贫困，他们穷困潦倒，普通百姓沿街乞讨，经济崩溃，百姓遭殃受罪。大萧条时代的苦难和教训让政治家们警醒、反思、检讨，并迅速采取对策。
进入2009年四季度，总统的经济顾问班子和美国财政部、美联储闭门检讨危机应对的失措，认识到事态的极端严重性，并立即行动宣布政府立即接管“两房”。9月20日，布什政府正式向国会提交了7000亿美元TARP救助方案，但9月29日即遭众议院否决，随后市场继续震荡，道琼斯指数一天暴跌777点，跌幅高达7%，创下历史上单日最大跌幅。这里可以发现，市场出现“自由落体”式的下跌不是在9月15日雷曼宣布破产以后，而是在众议院否决救助方案之后，可见危机中如果出现政府“撒手不管”的信号，它所造成的混乱和信心的崩溃是多么可怕。
此后，美国总统的经济顾问班子持续改变方法，采取大量补救修正措施。如10月2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政府救助方案，救市方案总额由原来的7000亿美元提高到了8500亿美元，增加了延长减税计划和将银行存款保险上限由当时的10万美元提高到25万美元的条款；10月8日美联储宣布降息50个基点至1.5%，并于12月16日继续将美元基准利率下调至0-0.25%。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担保和保护措施，包括对系统性重要银行如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实施了较大力度的救助。在这些措施的共同作用下，当时基本稳住了市场。
应对欧债危机时，美国了就一再向欧洲领导人强调2008年四季度美国救市的经验，希望欧洲向美国学习，危机一旦发生，就要迅速采取措施，加大控制力，努力实行“在线修复”。欧债危机期间，英国财政部宣布注资390亿英镑救助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劳埃德(Lloyds)和巴克莱(Barclays)，并部分国有化。在欧洲大陆，德、法和瑞士等国都采取了类似的强有力救助措施。并且，许多措施都是政府在静悄悄状态下实施的，没有引起轩然大波和激烈讨论，市场稳定后才对公众公开，这有效防止了道德风险、无休止争论的内耗、防止脆弱的金融市场在各种噪音干扰下更大的波动。
“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从最初倾向于不救到后来大力度施救，而且不断升级，几轮QE向金融体系注入了无限的流动性支持，这也是一个认识逐步发展、政策不断演变调整的过程。西方国家是自由市场化程度最充分的，而其金融机构大部分都是私有化的。这再一次警示我们，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体系出现危机，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必须及时救助。就像一个车祸后昏迷状态的重伤员，如果第一时间施救，方法得当、措施有力，能起死回生。如果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失血过度，形势恶化，危机蔓延，则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前功尽弃。
(本文作者介绍：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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