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许成钢
如今中国90%的城市居民都拥有住房，但并不拥有真正的产权，拿的全是租期。租期是危险的，租期到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城市当局手里掌握地方土地所有权，在利益驱使下采取一系列政策。所以，产权的问题不解决，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看当下中国一些地方强制拆迁的现象，这种行为一定是不妥的。如此不妥的事屡禁不止，原因在于法律规定它有这项权利，实际上如果看强制拆迁的大部分情况，包括使用了暴力，甚至杀了人的情况，看他实际执行，比如补偿，付人家的钱都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绝大部分都在，很少见到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无论宪法、土地管理法，一系列的法律，按照法律它都合法。因此，他认为自己是合法的，可以这样做。
这就是我想指出的问题所在——法律。这个法律得改，法律出问题了，所有人民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人们都不去看法律，只盯着几个地方政府，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法律一定得改。要改这个法律，核心的核心在于，土地的所有权最终得是人的所有权，而不是政府的所有权。
我经常努力避开 “土地私有化”这个概念，为什么？如果我们看1954年的宪法，上面规定人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什么时候中国宪法变成中国人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在文化革命之前，有两次重大的体制上的变动，我认为是在剥夺普通人的土地产权。所以，我很不愿意使用“私有化”这个词，因为原本它是人民自己的，应该还给他们。
说到将土地的产权还给人民这个问题，在1954年，中国农民基本是平均分配的，在土地改革的背景下，全体农民平均分配得到的土地是他们的。在早期组建合作社的时候，初级社全是自愿的，初级社并不拥有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的产权在每个人手里，初级社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土地产权拿走，只是耕作的时候联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应该回到那个时候。
实际上城市居民的问题是一样的，如今中国有90%的城市居民都拥有住房，但他并不拥有真正的产权，拿的全是租期。城市居民要明白，租期是一个危险，自己并没有产权，租期到了以后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城市居民要关心的，政府必须要关心，因为它可以是定时炸弹，如果政府把土地的产权归还了城市居民，不叫私有化，就是还给他们，他们花这么多钱买的为什么不是他们的？还给他们。
还给他们是帮助了政府。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意思就是政府许诺了一件事，要能够信守诺言。房地产改革给了城市居民机会，花了他们巨额资金，整辈子攒的钱买了这个房子，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政府实际上隐含着做了一个承诺。但是法律上规定70年还是75年，法律上没有给他，你给政府自己留下一个很危险的借口，这个借口一旦哪一个政府官员想起来要用，就会触发整个社会重大的灾难。这是定时炸弹，哪个人上台了，说每一个房子70年到期的时候要收回，或者要交多少多少钱，一定触发灾难。
历史上出现过这种灾难，最好的例子就是1911年满清政府国有化铁路。在这之前，清政府1906年从国外引进来了私法，私法确立了在中国私人有产权，产权受到保护。在有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各地铁路快速发展，大量铁路是地方建的，但卖给老百姓股份，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实际上是民办铁路或者民和官合办。但是大量民间的资产，突然之间国有化，把民间的资产要归为中央政府所有。
大家讲辛亥革命喜欢讲孙中山，实际上孙中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加入他？就是因为铁路国有化触动了全体人的利益，全体人都跟你拼了，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
所以，把城市的土地还给城市居民，把将来那个定时炸弹给卸了，这个事情不会出问题了。所以这是保护政府的一个基本的招数。政府应该想清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社会的安定，这件事情得做。
土地制度的改革一定是第一重要的，和任何改革一样，一定要先弄明白大的目标是什么。过去人们讲摸着石头过河，以为就是不清楚混过去的，不是的，你有个目标是要过河。土地改革你的目标是什么，得先知道是不是要过那个河，还是不打算过河。
土地产权的问题是解决这个，我认为至今是第一重要的，而且非常困难的问题，它普遍没有得到共识。假定这个问题得到共识，下面技术问题应该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土地怎么还给他们，怎么还给农民，一旦大家的意见清楚了，下面怎么做是比较容易的，比如地方做实验，宅基地确权，这些都是减少阻力的办法。
如果人们担心会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冲突，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不妨像当年改革初期土地改革用的办法一样，就是去摸索，一部分一部分地确权，就不至于引发重大冲突，这些都是具体手段的问题，就是为了让它平稳过渡，但目标一定要先清楚。
所以，如果目标是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那么一定不限制在宅基地上，一定包括农地的使用。比如我的农地能不能建高楼，既然把产权还给人家了，什么道理叫做小产权？有什么道理农民造的房子就不可以卖给别人？哪里来的道理？
有人说西方国家也有区域规划，但区域规划和产权完全是两回事，区域规划只是城市当局规定这个区适合发展什么，但城市当局手里根本没有所有权。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城市当局手里掌握着这个地方最终的土地所有权，在利益驱使下采取一系列政策，那跟区域规划是两回事。所以，产权的问题不解决，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本文作者介绍：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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