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许成钢
如今中国90%的城市居民都拥有住房,但并不拥有真正的产权,拿的全是租期。租期是危险的,租期到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城市当局手里掌握地方土地所有权,在利益驱使下采取一系列政策。所以,产权的问题不解决,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看当下中国一些地方强制拆迁的现象,这种行为一定是不妥的。如此不妥的事屡禁不止,原因在于法律规定它有这项权利,实际上如果看强制拆迁的大部分情况,包括使用了暴力,甚至杀了人的情况,看他实际执行,比如补偿,付人家的钱都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绝大部分都在,很少见到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无论宪法、土地管理法,一系列的法律,按照法律它都合法。因此,他认为自己是合法的,可以这样做。
这就是我想指出的问题所在——法律。这个法律得改,法律出问题了,所有人民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人们都不去看法律,只盯着几个地方政府,这个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法律一定得改。要改这个法律,核心的核心在于,土地的所有权最终得是人的所有权,而不是政府的所有权。
我经常努力避开 “土地私有化”这个概念,为什么?如果我们看1954年的宪法,上面规定人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什么时候中国宪法变成中国人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在文化革命之前,有两次重大的体制上的变动,我认为是在剥夺普通人的土地产权。所以,我很不愿意使用“私有化”这个词,因为原本它是人民自己的,应该还给他们。
说到将土地的产权还给人民这个问题,在1954年,中国农民基本是平均分配的,在土地改革的背景下,全体农民平均分配得到的土地是他们的。在早期组建合作社的时候,初级社全是自愿的,初级社并不拥有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的产权在每个人手里,初级社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土地产权拿走,只是耕作的时候联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应该回到那个时候。
实际上城市居民的问题是一样的,如今中国有90%的城市居民都拥有住房,但他并不拥有真正的产权,拿的全是租期。城市居民要明白,租期是一个危险,自己并没有产权,租期到了以后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城市居民要关心的,政府必须要关心,因为它可以是定时炸弹,如果政府把土地的产权归还了城市居民,不叫私有化,就是还给他们,他们花这么多钱买的为什么不是他们的?还给他们。
还给他们是帮助了政府。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意思就是政府许诺了一件事,要能够信守诺言。房地产改革给了城市居民机会,花了他们巨额资金,整辈子攒的钱买了这个房子,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政府实际上隐含着做了一个承诺。但是法律上规定70年还是75年,法律上没有给他,你给政府自己留下一个很危险的借口,这个借口一旦哪一个政府官员想起来要用,就会触发整个社会重大的灾难。这是定时炸弹,哪个人上台了,说每一个房子70年到期的时候要收回,或者要交多少多少钱,一定触发灾难。
历史上出现过这种灾难,最好的例子就是1911年满清政府国有化铁路。在这之前,清政府1906年从国外引进来了私法,私法确立了在中国私人有产权,产权受到保护。在有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各地铁路快速发展,大量铁路是地方建的,但卖给老百姓股份,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实际上是民办铁路或者民和官合办。但是大量民间的资产,突然之间国有化,把民间的资产要归为中央政府所有。
大家讲辛亥革命喜欢讲孙中山,实际上孙中山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加入他?就是因为铁路国有化触动了全体人的利益,全体人都跟你拼了,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
所以,把城市的土地还给城市居民,把将来那个定时炸弹给卸了,这个事情不会出问题了。所以这是保护政府的一个基本的招数。政府应该想清楚,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社会的安定,这件事情得做。
土地制度的改革一定是第一重要的,和任何改革一样,一定要先弄明白大的目标是什么。过去人们讲摸着石头过河,以为就是不清楚混过去的,不是的,你有个目标是要过河。土地改革你的目标是什么,得先知道是不是要过那个河,还是不打算过河。
土地产权的问题是解决这个,我认为至今是第一重要的,而且非常困难的问题,它普遍没有得到共识。假定这个问题得到共识,下面技术问题应该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土地怎么还给他们,怎么还给农民,一旦大家的意见清楚了,下面怎么做是比较容易的,比如地方做实验,宅基地确权,这些都是减少阻力的办法。
如果人们担心会由此引发社会矛盾冲突,以及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不妨像当年改革初期土地改革用的办法一样,就是去摸索,一部分一部分地确权,就不至于引发重大冲突,这些都是具体手段的问题,就是为了让它平稳过渡,但目标一定要先清楚。
所以,如果目标是把土地所有权还给农民,那么一定不限制在宅基地上,一定包括农地的使用。比如我的农地能不能建高楼,既然把产权还给人家了,什么道理叫做小产权?有什么道理农民造的房子就不可以卖给别人?哪里来的道理?
有人说西方国家也有区域规划,但区域规划和产权完全是两回事,区域规划只是城市当局规定这个区适合发展什么,但城市当局手里根本没有所有权。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城市当局手里掌握着这个地方最终的土地所有权,在利益驱使下采取一系列政策,那跟区域规划是两回事。所以,产权的问题不解决,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本文作者介绍:香港大学经济系教授、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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