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华生[微博]
相信市场更行的人，就认为最好是没有政府。这已经没有多少学术和道理，完全是信念问题了。现在有很多人一发言你就会知道他到任何地方都是同样的观点，因为那就是他的信仰。这种讨论已没有多大意义。
市场主义者认为没有政府最好。因为我是读书人，即使当年在农村作为黑五类子女什么前途也没有的时代，也能从书本当中寻找力量、信念和快乐，寻找知识和希望。所以，从小最好的朋友就是书本。那时候除了读马列着作，能找到的别的书有限，但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所以那些书很能影响我的思维。
从懂事的八九岁开始，就能感受社会的歧视，在那样一个信息有限的环境里，不甘沉沦，唯一的朋友就是书本了。我的学术偏好，可能跟我青少年时期的这段经历有关。读书是我莫大的享受，因为这永远是吸收别人的智慧，用先知先哲的智慧滋养自己，过去觉得这是理所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知道，一个人能愉快地读书，也是一种幸运。因为没有好的身体和头脑，就读不了书。
像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总会身体有些毛病了，所以我常由衷地跟年轻人说，能够读书，是上天给人类的恩惠，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而做学术、写作、攻关，是有很多痛苦的。所以，要把学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非常愉快的过程，如果连这个享受都没有，那就不用做学术了。另一部分是痛苦的过程。当难题没有破解的时候，真的是茶饭不思。
我有很多的想法都是清晨醒来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了突破，所以我怀疑可能人睡着的时候大脑还一直在工作。初步想法有了，要组织成一个自己满意、读者能看得很清晰的文字，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所以我的文章一般都要改六七遍。有时一个课题开始了，遇到困难，遇到事情，先停下来，有想法有时间随时再接着做。我的文章经常是在机场候机或到医院看病排队中断断续续写成的。
读书已是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写作，其过程客观地说比较痛苦，但我为什么还在写，因为觉得写出来的东西对别人还有帮助，如果是为了别的，那还不如不写。之所以研究、写作，是因为感觉还算在前沿，我所研究的问题，也许一时不是主流，也许社会也并不关注，但我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直觉抓问题，确实研究过的课题，过若干年总是会成为主流，总是会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这当然给我以信心。因为这证明我还可以做研究。
一个人研究的问题，能够被实践被社会后来证明是在前沿，这就是所获得的一个回报。如果研究的问题不重要，得到的结论没价值，那到了我现在这样的年龄和状况，确实可以不研究了，只阅读就可以了。
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的体制问题，我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有比较深入的体验和真切的感受。自己当年就是农民工，是上河工挑泥的农民工，就在社会底层，而且还不是能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和农民一样，整天赤脚劳动，睡在田埂上，这个经历使我对底层被歧视、很辛苦的生活有深刻了解。
后来我还有经商的经历，对商人和企业家、工人，对企业管理，我也有亲身的了解，我知道他们怎么想问题。另外，我还知道政府部门如何运作，决策如何出台，因为我参加过改革，参加过高层的决策会议，上世纪80年代有机会接触高层领导，获得受培养受锻炼的机会，现在当然也经常有机会参加机关的各种会议，因此知道政府如何处理问题，什么样的东西政府可以操作，什么样的东西你跟政府说了也没用。
一百年前的中国人头上还梳着辫子，如果没有后发优势，怎会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发展？所以，有无后发优势，这已是不争的问题。但后发也肯定有劣势。什么叫后发？后发就是落后，落后能没劣势吗？干什么事情只要落后了都会处于劣势。究竟该怎么理解后发劣势？这其中有很多不同角度。
有人简单地说后发劣势的存在是因为只学技术不学制度，但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孙中山二次革命再到共产革命，不都是先对西方制度后对共产制度的模仿吗？哪个只是技术的模仿？然而“只学技术不学制度”的说法流行多年了，很少有人细究。
回到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问题，这的确是涉及到思想和意见的立场的一种争论，我们现在的争论，与上世纪80年代的争论有很大的不同。那时的争论，是要证明怎样的办法和方式能解决当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
今天的争论，就像这场政府与市场作用的争论，基本上是意识形态争论，是信念的争论。相信政府作用更行的一方，讲的是他们那一套理论。相信市场更行的人，就认为最好是没有政府。这已经没有多少学术和道理，完全是信念问题了。现在有很多人一发言你就会知道他到任何地方都是同样的观点，因为那就是他的信仰。这种讨论已没有多大意义。
我曾一再强调，无论市场主义者多么相信市场的力量，他们怎么没去一个没有政府的岛上去生活呢？为什么在美国那样被称为自由世界的地方，政府还很强大？这说明政府与市场，它们都有局限性，都有问题，但都谁也离不开谁。因为这与人的本性有关。
如果人都讲道理和守规矩，那确实不需要政府，有市场就够了，相互交易、公平买卖。但问题是，人并不都讲道理和守规矩，总有些人想投机取巧、损人利己，这时候，光有市场没有政府就不行。
有人说，市场最后会惩罚那些人，但是实现社会中的人不愿等也负不起那个代价。所以，必须要有政府的监管来界定产权维持秩序。如市场本应是公平交易，但如果发生了抢劫而不被制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抢劫者的行列。政府是一种必要的恶，因为它用强制的力量，但它对应的是人性恶的一面。
很明显，任何观点都有局限性与时限性，所以，当然是方法更重要。世界在不断发展，斯密的那个时代大工业机器尚未出现，斯密实在够得上是一位天才，但世界日新月异，因此，最重要的，已不是他的观点，而是他的方法。当然方法本身也要发展。
所以，谈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若仅停留在表面上，则意义不是很大。谁也既离不开政府也离不开市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开篇就说，现代经济是混合经济。所谓混合经济，就是政府与市场在某种意义上平分秋色。
虽然，斯密时代的政府是小政府，但问题是，斯密手工生产时代的政府干的事情还很少。现代社会这一两百年来变化太大了。美国倒是讲小政府，但他们的政府越搞越大，钱还老不够用，政府赤字惊人。所以，不能光讲书本光讲一厢情愿的理念。
很难说哪个作用更大一些，其作用都非常重要。当然，确立市场经济这个方向，这是基础性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则政府再能干也没戏。有了这个之后，有为的政府必不可少。二战之后，搞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多了去了，而成功的国家是少数。也就是说，不搞市场经济肯定不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更重要。但搞了市场经济不一定就行。怎样才行？搞市场经济还需要有为政府才行。（本文根据华生接受华夏时报专访整理）
(本文作者介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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