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梁海明
这次国、民企互相参股的“混合所有制”，虽然让外界充满幻想，不过也难免令外界有诸多他想，这是由于过去政府也曾鼓励民、国企相互参股，但屡现失败例子，让不少外界、民营企业忧虑，这次“混合所有制”是否又是一场请君入瓮的鸿门宴？
国企改革贵在“让权”酝酿半年之久的中石化[微博]混合所有制改革，14日晚终公布于众。包括11家民企在内的25家投资者以逾1070 亿元认购增资后的中石化销售公司29 .99%的股权。
虽然有人将中石化此举视作央企“混改”破冰，但不少外界却担忧，投资者入股中石化后可能不享有话语权，中石化未来的经营方式也不会因投资者的进入而改变。
我认为，这种担忧并非没有必要。
这是由于已全面展开的新一波国企改革，当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要融合国有资本和民有资本，建立“混合所有制”的企业结构新局，将当前注重资本公私“血统”的企业生态，逐步改造成“资本运营”为导向，激发社会优质生产要素，带动生产方式革新，追求最有效益的“资本组合”的企业新生态。
这种国、民企互相参股的“混合所有制”，显然让外界充满幻想，但与此同时，也难免令外界有诸多他想，这是由于过去政府也曾鼓励民、国企相互参股，但屡现失败例子，让不少外界、民营企业忧虑，这次“混合所有制”是否又是一场请君入瓮的鸿门宴？
而且，与中石化不同，不少希望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国企项目，要么长期亏损，要么运营不佳，在缺乏吸引力之下，如何吸引民间资金进入？国企又会否开出对民企有足够吸引力的条件？
对此，我认为，只有至少在两个方向上作出努力和改善，避免让民间资金由“先驱”变成“先烈”，才有可能促使国企改革进一步向前。
其一，要打造公平新常态，杜绝私相授受。
众所周知，国企资产的产权交易向来十分敏感，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加上，国企的项目哪些要和民企分享，以及要和哪些特定的民企分享，不能没有一套公平、让民企信服的选择标准，除了必须强调信息公开化、评估规范化、竞价制度化、交易平台化之外，还应考虑如何建立更具公信力的评审方式，避免扩大民企对国企的质疑，尤其是产生私相授受的质疑。
此外，这一波国企改革要引进民资，应该先考虑包括引进已经在大陆投资多年，设厂、办公司经验丰富的港资、澳门企业和台资企业，除了以此显示港澳台资本可以享受和大陆民资相同的“国民待遇”，也可为国企引进更多优质的民企进场，以进一步加强企业营运素质、加强企业管治。
其二，政府的权力边界要明晰，懂得放权。
推行国、民企互相参股的“混合所有制”，中国自古早已有之。明清时期食盐的“官督商卖”，景德镇瓷器的“官搭民烧”，政府虽仍拥有控制权，但退出对食盐、瓷器生产、运输和销售等具体的运营，由民间来具体操作。在国外，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日本的“殖产兴业”政策，也都是培植一批民间企业来承担经济建设，以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强国之路。
但这种模式的困难之处，集中在“以政府为公司”，但“政府又并不是公司”这个问题上。因为公司的目的是盈利，但政府目的是为服务，目标相反。此外，公司需要讲求效率，但政府同时还需要讲求公正，标准不同。所以这种“混合所有制”，政府产权的边界比较模糊，也由此埋下了很多隐患。
那么，该如何“既顺哥情又得嫂意”呢？关键是建立清晰的产权，政府最大限度放权，在这方面，香港的港铁公司的经营值得借鉴。
在股权结构上，虽然香港特区政府持有港铁公司超过76%的股份，民间资本只占有24%股份，但港铁的主要运作、日常业务是由行政总裁及执行委员会八位总监负责管理，并向董事局汇报。
在董事局的12名成员中，仅有4名董事与特区政府有关，这4名代表特区政府的董事会成员“抓大放小”，他们主要负责董事局旗下的审核委员会、薪酬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企业责任委员会，具体事务交由行政总裁及执行委员会负责。
在这种模式下，除了每年获利甚丰外，港铁公司还被国际公认为世界级的公共交通运输机构，很多国家以及地区都引进了港铁的营运模式。港铁公司之所以取得成功，当中关键之一在于香港特区政府的放权和建立清晰的产权、分工制度。
虽然这轮国企改革表面上看是引入新民间资金层面的“混合所有制”，但实际上核心是要加强国企营运效益的“混合经营制”，所以仅仅引入民间资本并不足够，还要建立一套制度，清晰界定民企入股后扮演甚么角色才是关键。
在现代社会，企业能否有效率地营运，关键之一是取决于管理层的能力、素质，既然引入民间资本的目的是希望提升国企整体的效率，那么民企进入后，国企应当邀请民企的代表加入董事局，给予民企代表充分的话语权，以向民企释放出足够诱因，去投资他们认为值得投资行业及企业。
总而言之，国企改革、国、民企互相参股的“混合所有制”要想获得成功，最根本的途径就是政府、国企负责人转变职能，思想改造，“让权”给民企。除了将权力退出市场，政府主要担当监管角色，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外，国企高层也要摒弃垄断及自肥的观念，大方地、积极地、有序地将民间资本引进来，并让民企在运营中拥有充足的决策权，以共同把国企做大做强，创造出更大的边际效益，使彼此的获利最大化，这才符合推动国企改革的利益。
(本文作者介绍：香港财经评论员、盘古智库研究员，著有《你不知道的财经真相：美国退出QE之后的世界》、《中国经济新政策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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