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经济50人论坛 蔡昉
很多人批评我说中国有的是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你怎么说刘易斯转折点到了，我没有说没有劳动力转移了，但是刘易斯转折点还是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含义只是说剩余劳动力还有，但是你不再提高工资就没有了，人家就不转了。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过去我们想测算人口红利把人口抚养比单独做一个变量，放在经济增长的模型中来看看它贡献了多少。后来我想了一下，这个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应该看人口因素应该在所有经济增长的变量中都起到了作用。整个经济增长是接近百分之十的增长速度，每一种生产要素和生产率做出的贡献。资本积累的贡献，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中国经济增长是靠这部分促成的。
大家说它不是什么人口红利，其实不然，这个也是和人口因素有密切相关的。我们讲两条因素。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如果迅速增长的话，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的话，很自然它倒过来的指标叫做人口抚养比，人口抚养比是不断的下降的，人口的负担很轻，我们的生产力的剩余可以积累下来用于投资，这是保证了物质资本的来源。
第二物质资本要想不断的投入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还得有回报率，但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告诉我们说物质资本老在那投回报率会下降的，边际报酬递减，但是边际报酬递减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是短缺的，一种要求不变，另一种要求不断的投入，报酬一定会递减。
但是，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你积累了多少的资本，我就有成比例的劳动力和你匹配，过去三十年每年大量的农民工从农业转出来，因此报酬递减现象不会发生。过去清华有些老师都做过研究，证明说中国在很多年里头，资本的回报率是相当高的，这就是我们人口因素带来的。
除此之外，人力资本、劳动力、劳动力的配置，从低生产力的部门转到非生产力的部门带来生产力的进步都是和人口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过去我们长时间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刘易斯理论是可以用于中国的分析的。
很多人还是不赞成，很多人深受新古典理论的这个危害。有一个很有名的美国的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刊物，叫做中国经济评论，这个主编应该是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因为他知道我们讨论刘易斯转折点问题他不赞成，但是他觉得这个话题很热，讨论也很多。
他就组织正方和反方一块写文章，当然我是正方了，他也找了反方，但是他变成了反反方，正方是说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了，反对我的人说中国还没有到，他说刘易斯这个命题在中国根本不成立，刘易斯理论根本没有解释力，他调侃我们，他说与其说刘易斯转折点，还不如说是个索尔斯转折点。
因为我们知道1978年刘易斯去领经济学奖的时候跟他一起还有一个人，就是索尔斯，两个人一起得的奖，两个人都有很大的贡献，现在很多情况下说在重要的领域中你有一部分贡献，我也有一部分贡献，不能超过三个人，最后说这三个人的功劳是最大的，就给他们了。但是他们两个人到了那以后是黑白鲜明的，最主要的是他们俩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刘易斯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有一大批是有剩余劳动力的，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零或者是负数，索尔斯坚决反对说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说有剩余劳动力市场怎么不给它结清，把劳动力价格压的低低的最后就没了，更不会出现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最后你们两个都有道理就一块得了奖。
我顺便插一点趣闻，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大概在1994年、1995年，我突然接到一个美国教授的邀请，说我这有一个难题你过来帮我解决一下，后来我就跑到美国去了，他做了一个课题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是美国一个资金会资助他的，就卡在了剩余劳动力上，我就摘了一个现成的桃子，我就帮助他用了一周的时间把剩余劳动力做了一个估算，整个课题我成了参与者，我就成了三个作者之一了。
在课题结项的时候要请一些人来评论，请大牌专家，其中一个人是很大牌的，是林毅夫的导师，这个教授是狠狠批评了这个课题，而且主要批评的是我做的剩余劳动力这个课题，说根本不应该有剩余劳动力，因为他是芝加哥学派的重要经济学家，也可以算是索尔斯的学生，他坚决要捍卫说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批的很厉害，而且说这个课题不行，后来我们三个人很坚定，我们坚决反对批评意见，坚决不改，当然也出了书了。
有趣的是这个教授人特别的好，他对中国学生尤其的好，他退休以后，他的两个最重要的学生经常邀请他到中国来访问做研究，他做了大量的中国的调研研究，最后帮他编了这么厚的一本论文集，全是研究中国经济的，这个论文集我把它拜读了一下，发现他里边大量的篇幅在讲中国剩余的劳动力，完全承认中国有剩余的劳动力，他们的生产率比其它部门要低很多。
也就是说看见剩余劳动力还能说它不存在吗，所以新古典的经济学家他们很多人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解释不了东亚奇迹，也解释不了中国奇迹。
同时我们知道二元经济发展时期更是一个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农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日本、韩国和我们中国是最典型的经历过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的国家。大家可以看到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不断在下降，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达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但是在这之后它的农业劳动力比重还在不断下降。
很多人批评我说中国有的是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你怎么说刘易斯转折点到了，我没有说没有劳动力转移了，但是刘易斯转折点还是到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含义只是说剩余劳动力还有，但是你不再提高工资就没有了，人家就不转了。韩国是1972年到达的刘易斯转折点，在这之前之后劳动力继续转移。在中国我认为是在2004年，当然这是官方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重估了一下比它还要低一些的，但是过去是迅速的转移，今后仍将迅速的转移。
第四个是针对中国的特点特意构造出来的，而且它对我们有特别的意义，是刘易斯转折点。刚才并不是说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剩余劳动力没了，你去读刘易斯经典的文章，其实很短，只是几篇文章而已，你读了它以后会发现，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劳动力还有，但是过去用不变的水平的工资可以无限吸纳劳动力不太可行了，你必须给他涨工资他还可以继续的转移出来。
因此，出现普通劳动者短缺，出现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出现的标志，这是农民工工资的增长情况。
中国的特点我们在刘易斯的特点上加上一个人口因素，如果说2004年是我们看到了农民工民工荒招工难现象的出现，从那之后农民工工资一直处在上涨过程中是一个现象的话，背后的推动力至少有一条，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越来越慢，终于到了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15到59岁的人群开始绝对的减少。
相应的我们人口抚养比是把劳动年龄人口放在分母上，所以人口抚养比开始上升了。因此前面说的有利于经济增长，获得人口红利的因素发生了逆转，很自然，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降下来，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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