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赵弘
当下，北京面临着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等问题，要改变现状极其困难，因为要调控，涉及到各种资源。要通过京津冀一体化产业转移，加快轨道交通建设来改变现状。建议在某些区域特别是中心城区搁置发展。
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将时间“奉献”给了交通拥堵。城市病在区域经济学上是指由于工业革命大规模工业生产，大量的人口向城市集聚，带来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高涨、平民窟并存等一系列问题的统称。表现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不协调。城市病形成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规模过大。规模越大的城市越容易产生城市病。一个城市有合理的规模，规模过小形成不了完成的产业体系，规模不经济，但是一个城市过大，整个城市的管理、组织、运行就会面临很大的困难，所以大城市容易产生城市病。
第二，规划失调。如果一个城市在一定的空间结构和人员规模下布局合理，城市承载能力很强，城市病产生的时间就会延后，程度很轻，反之规模还没有那么大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城市病。
第三，城市贫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各种要素成本提高，政府各种福利支出，整个社会运行成本增加，如果经济体没有持续的创新能力，特别是没有在全球创新当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引入，收益大幅减少，支出居高不下，入不敷出，这时社会问题暴露出来。
很多环境无法治理，会产生很多贫民窟和犯罪，掉入到中等收入陷 阱中，难以自拔。现在有很多国家的城市，像墨西哥、巴西利亚很多城市实际上是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后表现的一种形态。
第四，复合原因。各种原因组合在一起，城市规模过大、人民精神失落、城市规划失调、社会矛盾加剧等等。
当下，北京面临着很多令人揪心的问题，人口过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同时，也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环境问题，雾霾严重、河水断流、地下水超载、地面下沉等，必须下要决心治理，不把难题留给后人。
北京城市病产生的原因很多，总结起来有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发展及其所引致的人口过快增长，是造成北京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核心因素。这几年北京人口快速增长，但是户籍人口增长只占23.9%，外来人增长却占到76.1%。这就表明，再依靠原有户籍手段和行政手段很难解决北京人口增长问题。
因为北京的独特资源优势和行政权力中心，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行政力量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大，很多经济体要接近北京。比如，全国省市县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同时，北京同时具有教育、文化、科技、资源很丰富，很多人怀抱梦想到这里圆梦。
当然，从1998年底取消福利分房，整个房地产进入商品化阶段，过去不限购，也导致了一批人到北京淘金，有钱就到北京买房。
第二，城市规划不合理。规划没有起到引导城市向多中心发展这样的作用，不是发展跟着规划走，而是规划跟着发展跑，没有起到引导作用。单中心格局没有突破，使的城市病更加尖锐化。北京平原面积是东京的3倍，GDP是东京的十分之一，为什么城市病这么严重？
就在于我们的空间结构不合理，空间结构承载力太小，主要集中在二三环、三四环以内，我们郊区发展不了，平谷、怀柔、延庆、密云得不到足够的发展，中心城功能过多，城六区平原面积占21.3%，经济 产出占70%、消费占77%、服务业占80%。
过去我们对于城市规律的认识不够，规划叫卫星城，但是卫星城距离市中心太近，便成了“睡城”。2004年，北京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发展思 路，但没有抓住如何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关键点，只是提出概念，怎么实现不知道。以至于中心数量过多，没有重点就没有战略，多个卫星城发展就等于难发展，摊大饼格局无法解决实际问题。
卫星城离主城的距离应该是30—70公里间。像今天的天通苑和回龙观就是失败的卫星城，因为距离太近了。但是，太远了也不现实。无论什么交通方式持续很长时间都是困难的。卫星城与主城之间如何联系也很关键。国外联系主要靠城际铁路或市郊铁路，一站式到达。千万不能靠公路去解决运输问题。十几万人或更多人在一小时内依靠公路运输必然造成交通拥堵。
而主城设计规模不能过大。如果早一点明确思路，北京城就不可能搞这么大。城市规模越大，就难以让卫星城发挥作用。即使卫星城规模控制住，从居住地到车站需要半小时，到主城需要1小时或更长时间，所以很难成功。
天津与北京城市铁路半小时到达，很少有人把天津当成北京的卫星城。即使不考虑行政级别，也不可能实现。因为从北京火车站到北京的工作地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快速的要素。需要在北京周边设计若干个与主城有联系的，但规模有所控制的，医疗、教育、服务、自身服务相对完善的卫星城来解决北京目前的问 题。
在城市规划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地铁建设太滞后。对于特大型城市，交通载体主要是什么，理论界争论不一。有人指出，北京应该多发展自行车，我认为不太适。步行系统可行的环境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在这个区域设立5个大企业，前面是工厂后面是住宅，人都可以骑车上班。但现在是市场经济，任何的住宅和工作地都是自由选择。而且，北京的空间尺度太大，短距离可以，长距离依然不行。
第三，体制机制掣肘是造成北京城市病的最根本原因
中国采取分税制，以行政单位为组织的经济发展单元，全国各地省市要关注本地的经济发展，北京也不例外。想要创收财政就要发展经济，结果是不可避免的人口集聚。必然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公共服务需求增加、能源消耗加大，同时带来生态环境的压力。为了维持城市运行建设 和环境的治理需要更多的财力，需要财力必须发展更大规模的经济和产业，会带来更多人口的集聚，恶性循环在现有体制下几乎没有突破口。
城镇化是有成本的，如果北京承受超过经济实力的成本，就会推向一个越发展越没出路的困境。而这些问题有些部门未必了解，未必能够认识到北京的困境在哪里。这样的体制不仅使北京市承受着这样的压力，还延伸到区县和乡镇。区县乡镇同样为了维持生存，拼命地发展经济。在财税体制 倒逼条件下，这种思路使改革陷入更大困境。
北京要改变现状极其困难。因为要调控，涉及到各种资源。北京的资源实际上是两大类，一类是中央资源，有政府机构、教育机构等。北京作为地方政府来调控这些资源是没有通道也是不可能的，缺乏调控的通道和机制。
另一类是北京市级机构，虽然可以调控，但财税体制是一层层递进。一些区县发展经济的压力很大，比如有些区在中心城市建设功能区，拆楼规划好几平方公里，写字楼越来越多，在摊大饼过程中不断摊厚饼，看似理性的行为，如果缺乏顶层设计，就是不理性的。
北京城市病的治理思路：
第一，调控产业。通过调控产业间接调控人口。现在直接调控人口缺乏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公平公正自由的社会道义。通过调控产业，把不适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产业剔除出去。
第二，优化城市空间，重心外移。建议在某些区域特别是中心城区搁置发展，设置限建区，十五年之内不开发。十五年内把地铁建设起来、提高城市的承载力，之后再进行建设。
第三，加快轨道交通体系建设。中心城区加密轨道交通建设，北京的地铁远远不够，应该是每500—600米就能看到地铁口。另一方面要加快城际铁路建设。从国际城市经验看，15公里以内核心区以地铁为主，15公里到30公里就要以快速铁路为主，30到70公里以市郊铁路为主，一站式到达，上下班期高密度发车。
第四，跳出北京，跨区域配置功能。目前北京周边的发展落差很大，要协调京津冀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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