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班妮
保荐代表人资格行政许可的取消，是中国资本市场迈向注册制的其中一步。而注册制的到来，则意味着对原有投行人员工作内容、工作方式的完全颠覆、甚至是否定，这才是投行转型和创新应该思考的问题，而绝不仅仅是保荐代表人这一群体生存空间的问题。
投行真正的危机不是保代制之死这一次投行人士真正感受到了危机。
早在2013年9月18日，证监会[微博]主席肖钢首次提出2015年要过度到注册制，投行从业人员就开始意识到风向变了。一个时代似乎就此终结，但新的时代何时到来，没人知道。
2014年11月24日，中国政府网显示，国务院决定取消的67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目录中，包括原属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保荐代表人资格审核。于是，大量业内人士转发消息称：保荐代表人制度“猝死”，“保代”退出历史舞台。
尽管专业人士迅速指出上述说法存在误读：保荐代表人资格的行政许可早在2012年就取消了，改由证券业协会进行自律管理，保荐代表人考试并没有取消，只是考试的报名门槛和试题难度都大大降低。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以前通过制度红利来维持的保荐代表人的金饭碗从这一天开始彻底不复存在。
亦有业内相关人士评论说：看不见的门槛才是最高的门槛，有经验有能力的投行人士在取消相关制度之后，反而更能体现出自己的真正实力，未来前景看好。但这种说法只是强调了以保荐代表人为代表的投行人士不仅仅是靠牌照来吃饭的，在这个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拥有除了牌照之外的其他专业技能和资源。放眼全球，投行的工作都是一份金领工作，门槛高是因为对专业技能要求高、对人的素质要求高，而绝不是因为考试难度、资格管制造成的人为门槛。
从2012年开始，投行人员“金融民工”化的趋势就已经开始显现了，取消保荐代表人资格之后，所谓“靠真正实力说话”是不是就能改变这一趋势呢？不能。
保荐代表人资格行政许可的取消，是中国资本市场迈向注册制的其中一步。而注册制的到来，则意味着对原有投行人员工作内容、工作方式的完全颠覆、甚至是否定，这才是投行转型和创新应该思考的问题，而绝不仅仅是保荐代表人这一群体生存空间的问题。
2004年保荐制度确立，保荐代表人群体诞生，让一批老一代的中国投行人离开了这个行业；经历了十年保荐制后，由于市场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又一代投行人也在逐渐离开这个行业。
据笔者观察，今年以来出现了一拨投行人员离职潮现象：很多的资深投行人员已经厌倦了在项目现场做材料、围着监管转的日子，觉得自身价值和工作价值都得不到体现，对这个行业的前景感到迷茫，于是选择了及早改行谋求新发展。而那些没有离开的人，也在痛苦地寻找着转型之路。
在国际市场上，投行人员的专业能力主要体现为专业的估值分析能力以及交易中的谈判能力。而中国原有的投行人员，由于长期以来在监管框架下工作的原因，已经形成了审核制导向下的工作思维和工作方式，很多投行人员对交易的本质不甚理解，对所谓的交易结构的设计更只是停留在满足监管规范要求的范围内，最终沦为为审核制打工的“马仔”。
实际上，在近两年中国投行以承做IPO项目为主转变为以承做并购项目为主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出投行从业人员对从审核思维转变为交易思维的不适应。
随着证券市场改革的加速及市场本身的深化发展，如果没有及时的谋求转型，原有的一批习惯了审核导向思维和传统IPO项目运作机制的投行人可能会在未来遭遇集体淘汰，这与是否取消保荐代表人资格没有必然的联系。
今年以来，沪港通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使得A股市场进一步融入全球市场。中国的二级市场在加快与国际接轨的速度。随着注册制的推进，中国的一级市场也必然要向国际市场靠拢。目前注册制改革中的很多理念都借鉴了香港、美国等成熟市场的经验，而投行人员现有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仍然是审核制体系下形成的，这才是投行人员所面临的真正危机。
不仅仅是投行从业人员，实际上整个投资银行行业都存在着危机。
前些天，华兴资本的创始人包凡[微博]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了他的一个担心：“投行未来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必要？”他的顾虑在于：最初投行的存在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金融体系是一个受到监管准入保护的行业。而在互联网时代，一些固有的保护有可能在未来被进一步打破，行业的游戏规则会被颠覆，最后整个行业都可能不复存在。
包凡的思考反映了当今投行人员人价值创造感的缺失，这才是我们应该深刻关注的问题。
与包凡的担心相呼应，最近一篇题为《华尔街的牙刷理论》的文章在网上广为流传，文章指出一些高科技公司的并购案已经不再聘请华尔街的投行来做财务顾问，因为在面对高科技公司时，很多投行面临着专业上的严重脱节。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公司认为投行根本不懂Google 与 Facebook 之类公司到底在寻找怎么样的目标公司，也不懂得如何为这样一些公司来估值。
制度红利取消后，如果中国的投行不能够真正为客户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如果投行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不能适应一个时代的发展，就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真正的危机。这一危机不是保代制的消亡，而是投行会不会消亡。
或许不像包凡说的那么悲观，但投行人必须正视一点：投行的专业性和行业壁垒不是制度红利和信息不对称，而是真正的价值发现和价值创造。
(本文作者介绍：曾在国内律所、投行、PE机构工作，现在香港从事跨境并购相关业务。《亲历投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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