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洪言：疫情之下 需警惕消费贷款滑坡

　　文/新浪财经议价领袖专栏作家 薛洪言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经济下行时尤其如此！

　　消费的重要性，源于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终点。市场经济中，生产的东西卖得出去，是一切企业存在的前提。消费低迷，会逆向传导至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各行各业都会受损，业绩下滑，失业增加，再次加剧消费低迷，形成恶性循环。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与抗疫工作同样重要的就是稳经济、稳就业，鉴于多数国家都是消费驱动型经济体，稳经济、稳就业的关键是稳消费。

　　从各国救市政策看，在央行降息放水拯救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同时，各国财政部门相继出台“直升机撒钱”政策，直接向中低收入群体发钱，以确保消费不滑坡。

　　直接给钱简单有效，但毕竟会加重财政负担；相比之下，发挥市场力量，借消费金融之力促消费，更值得期待。

　　疫情之下，警惕消费贷款滑坡

　　长期以来，我国属于典型的投资驱动型经济体，经济衰退时，大家更关注投资，以及与投资相关的企业贷款；但当前消费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对消费及拉动消费的消费贷款，应给予更多关注。

　　疫情之后，多地政府出台了扶持中小企业政策大礼包，但很多市场调研显示，企业最关心的还是订单和销售。没有销售，税费减免是无本之木，贷款优惠也很难落地——银行没有胆量给营收下滑的企业发放贷款。同时，疫情的国际蔓延，让大量的外贸型中小企业陷入困境，出口转内销，同样需要借助消费的力量。

　　稳消费的重中之重是稳就业，但仅仅稳就业还不够。稳就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就业关系到消费者的收入预期和消费倾向，但从收入角度看，短期之内，消费贷款的影响并不亚于薪资收入——消费贷款既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收入”来源，更直接关系到很多高负债群体的现金流。

　　一般而言，经济衰退会加剧金融机构慎贷情绪，产生顺周期的收缩效应。具体来看，疫情之下，逾期率上升，金融机构担心资产质量恶化，主动降规模、提门槛；借款人对未来悲观，借贷需求下降。而大数据模型强调实时风控，外部环境变差时，也会自动降低审批通过率。

　　种种因素下，若不进行积极干预，消费贷款会倾向于快速缩水。2020年2月末，金融机构家庭贷款余额55.5万亿元，较2019年末微增2196亿元；其中，短期贷款余额13万亿元，缩水2.4万亿元。短期贷款，主要就是消费贷款。

　　消费贷款缩水会加剧借款人资金链紧张程度，导致更多的逾期，形成恶性循环，继而对消费复苏构成威胁。具体机制可用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循环来解释。

　　简单来说，负债家庭收入下降，但还本付息压力不变，这种情况下，只能大幅度地紧衣缩食。当负债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时（现在就是），借款人的紧衣缩食会在宏观层面产生显著影响，导致总需求萎缩，大量企业没有订单，破产倒闭，更多人失业，更多人紧衣缩食，产生恶性循环。

　　同时，高负债家庭也多是易失业的中低收入家庭。经济衰退时，他们面临降薪失业、信贷断粮的双重打击，会加重问题的严重性。

　　站在经济学视角，消费是收入和消费倾向的函数。一般来讲，收入越高，消费越多，但消费不会随着收入等比例提升。举例来说，年收入10万时，7万用于消费，3万拿去储蓄；年收入100万时，可能30万用于消费，70万拿去储蓄。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占比从70%降至30%，这就是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

　　由于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效应，收入下降时，相比中高收入群体，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所受影响更大。疫情之下，受影响最大的恰恰是低收入群体，这是各国政府第一时间“直升机撒钱”的重要原因，国内多个城市也积极发放消费券——只有稳住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才能确保宏观层面消费不滑坡。

　　问题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来源有两个：工资收入和消费贷款。直升机撒钱只是对冲降薪失业影响，若不阻断消费贷款滑坡，依旧于事无补。

　　阻断“债务-通缩”循环

　　从我国居民负债结构看，2017年之前，个人贷款高增长主要是房贷驱动；2017年之后，房贷增速开始下行，消费贷接棒，成为居民杠杆率持续高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

　　粗略来看，房贷借款人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而消费贷则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从人群结构看，2017年以后，中低收入群体已成为驱动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中低收入群体杠杆率的快速增长，部分用于消费，也有部分用于偿还贷款。正常情况下，贷款消费和以贷还贷并不值得大力提倡，甚至需要加以控制；但疫情之下的特殊时期，阻断消费贷款滑坡应成为监管政策的重中之重，潜在问题和负面影响等经济趋稳后再说。

　　不妨拿美国次贷危机做例子。从微观层面看2008年金融危机，没能及时阻断“债务-通缩”机制，被很多经济学家视为危机升级的核心原因。

　　2001年之后，美国住房贷款大放水，很多低收入群体得以通过贷款买房上车，这部分贷款被称为“次级贷款”。2004年起，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利率上升，于2006年刺破楼市泡沫，房价开始下跌，在“债务-通缩”机制下，次贷危机演变成金融危机（具体见《美国百年危机史：这一次，美联储也不灵了》）。

　　房价下跌让一些房产变成负资产（房屋售价低于购房贷款未偿还本金），贷款人不再还款，房屋被金融机构收回并通过拍卖公司拍卖。为追求快速回款，拍卖价格通常低于平均价格，而较低的拍卖价格又会拉低平均价格，加速房价下行，让更多的房产变成负资产，更多的房子加入拍卖市场，此时，房价下跌的滚雪球效应产生了。

　　房价下跌会产生严重的财富缩水效应，在“债务-通缩”机制下，贷款购房家庭大幅降低消费支出，让经济深陷衰退之中。雪上加霜的是，危机发生后，很多房贷家庭个人信用分受损，再贷款能力下降，现金流紧张，消费支出迟迟难以恢复。

　　数据显示，直至2011年，美国每4套住房抵押贷款住房中仍有1套处于负资产状态。家庭消费的持续低迷，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美联储的放水政策有效性。结果是，尽管美国股市于2009年初即恢复涨势，但经济复苏持续乏力，直至2015年底，美联储才敢放心地步入加息周期。

　　事后反思，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提出，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若采取诸如“强制破产”“本金减记”政策降低债务负担，同时畅通高负债家庭的再贷款机制，将大大加快美国经济复苏进度。

　　“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就当前国内情况看，促消费需阻断“债务-通缩”循环，扭转消费贷款缩水趋势应成为第一要务。

　　五大举措，激活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

　　疫情之后，监管机构普遍放松了监管要求，如提高小贷公司的杠杆率上限，加速批复消费金融公司设立申请等。把缰绳放松，有助于创造一个宽松的放贷环境，但现在问题出在主观层面——金融机构主观上不愿意放贷，借款人主观上不愿意借钱——单纯靠放松监管，效果有限。

　　就好比疫情期间，很多国家取消防疫用品关税，却并不能有效解决防疫物资紧缺问题，因为瓶颈不出在关税上。特殊时期，需要猛药，试举如下：

　　一是适当放宽利率定价权。36%的上限仍应坚守，但是否仍要对24%设限，不妨酌情考虑。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客群风险上升，适当放宽利率定价权，能有效激活贷款机构的放贷积极性。

　　二是发放“免息券”，精准促消费。财政部门可以发“消费券”，金融机构也可以发“免息券”。疫情之后，苏宁任性付联合十余家银行推出“24期免息分期活动”，用户在苏宁易购平台购买手机、家电、3C、珠宝、箱包等商品，最高可享受24期免息分期优惠。金融机构出资金、零售企业出场景，精准促消费，效果很好，不妨全行业推广。

　　三是厘清责任边界，激活线下场景分期。疫情之下，线下场景归零，教育分期、装修分期、旅游分期等线下分期也接近归零。当前，线下消费场景开始复苏，但线下场景分期却没有同步复苏。

　　近年来，线下场景分期屡屡爆出场景方跑路问题（长租公寓、教培机构等），金融机构屡屡受牵连，对线下场景开始敬而远之。其实问题关键就是责任边界不清晰，金融机构承担了不应承担的责任，只要能明确责任边界，让金融机构无后顾之忧，就能重新激活线下场景分期的活力，为线下消费复苏贡献力量。

　　四是放宽不良贷款口径，松开金融机构手脚。2019年以来，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口径全面收紧，从防控风险的角度看是好事，但当前环境下，过严的不良贷款口径只会加剧金融机构顺周期效应，加重金融机构慎贷情绪。

　　仅就消费金融来讲，虽然借款人逾期率攀升，但主要是疫情短期冲击所致，中长期看，劳动力紧缺的宏观背景下，借款人不难找到工作、偿还贷款，逾期转化为真实损失的概率很低。此时放宽不良贷款口径，既能激活金融机构放贷积极性，长期看又不会恶化真实损失，值得尝试。

　　五是畅通金融机构资金获取渠道，鼓励银行开仓放粮。穿透来看，银行已成为各类消费贷款机构的主要资金方。疫情之下，危与机并存，多数机构选择关上闸门、提高门槛；也有机构愿意逆势扩张、做大市场份额，但苦于无米下锅，没有钱。作为资金方，银行或基于资产质量担忧，或忧虑数据合规影响，普遍提高资金合作门槛，掐住了很多消费贷款机构的资金管道，这些机构恰恰是服务低收入客群的主力军。

　　在此背景下，监管机构可出台专门政策，鼓励银行与非银行消费金融机构合作，对于一些含混不清或以讹传讹的潜在合规风险，予以清晰解读说明，解除银行后顾之忧。

　　市场失灵与调控之手

　　危机之下激活金融机构放贷意愿，一直是各国货币政策的难题。

　　如花旗集团前CEO查克·普林斯所说，“只要音乐奏响，你就必须起身跳舞”，金融机构放贷行为往往存在羊群效应——如果每家银行都在放贷，那么你的银行也不得不放贷，否则你的市场份额会被抢了去；但是当音乐停歇，大家都停了下来，你也不得不停下来，否则你接手的就是各种不好的资产，成了其他抽贷者的接盘侠。

　　疫情之下，逾期率攀升，一些金融机构提高了放贷门槛，为避免成为接盘侠，于是，更多的金融机构不得不提高放贷门槛。在行业层面，就出现了个人短期贷款的快速缩水。从危机应对的角度看，市场是“失灵”的，需要有形的调控之手扭转趋势。

　　2019年末，我国居民杠杆率已升至55.8%，虽然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18年末为72%），但过快的增速已积累不少问题，如特定群体的过度借贷、以贷还贷等。2019年下半年起，监管全面趋紧，大量不合资质的互联网放贷机构退出行业，整改形势一片大好，趋紧是对的。但是，新冠疫情出现后，宏观形势大变，消费金融的政策重心也应及时调整，前期趋紧的政策需要松一松。

　　当前放松监管，也并非没有忧虑。比如，前期的严监管政策是否会功亏一篑？过度借贷的问题怎么办？居民杠杆率的快速上升怎么办？一方面，应着重进行结构性调整，以促消费为导向制定政策细则，有保有压；另一方面，还是凯恩斯那句话，“长期看，我们都是要死的”。当一个人心脏病发作时，并不是向他说明应该少吃红肉的最佳时间。

　　参考资料：

　　1、[美]阿蒂夫·迈恩，[美]阿米尔·苏非，《房债：为什么会出现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中信出版社，2015．

　　(本文作者介绍：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