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苗燕
尽管有一些人最终放弃了公务员的身份,进入银行拿着高薪,但也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过着清廉的日子。比如那位曾经放弃数百万年薪而甘愿拿着不足1万块的月薪,到监管部门做研究的先生。我始终相信他热衷的并不是自己的仕途,而是对于行业发展的那份责任。
我眼中的金融民工们系列之一:监管干部
之所以要开篇先写这个职业的人,是因为我刚刚见完我的大学同学。他就是一名基层的监管干部。
说起来特别巧。不久前,我们几个跑银监会的记者一起去东北某地采访调研。在机场刚出站,就有人狠狠地拍了一下我的左肩。
我吓了一跳。转头一看,一个个子不高、脸色黑黑的男人正盯着我看。
我第一秒钟脑子是一片空白的;第二秒钟,我意识到这个人我认识,然后大脑飞速查找着通讯录。
他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操着一口浓重的当地口音说:“你还认识我么?”
这个声音仿佛一下唤醒了我的记忆。没错,他是我大学同学小W,同班的那种,用我们的话说是“亲同学”。
失联13年的大学同学,就在东北某地的一个小机场里,华丽丽地遇见了。自从2001年大学毕业,我们就没有再见过面。而且,上学的时候,我是属于有组织、无纪律的人,极少参加班级活动,而且那时候我们班的男生和女生也不太来往,很少在一起玩。
面对我的一脸惊喜和疑惑,小W一把拽过我的行李说:“我现在在银监局。这次负责接待你们。之前我们一直没有拿到名单,我听说你在做记者,不过还是没想到你真在这次的采访团里。”
在冶金系统,我的母校东北大学的地位犹如“黄埔军校”;但是在金融行业,我们学校几乎没出过几个名人,唯一一个算是金融业的“名人”,目前据我所知就只有写过货币战争的宋鸿兵[微博]。而我又是一个不愿意把就读在职研、媒体EMBA的学校拿出来说事儿的人,所以,可想而知,在校友圈盛行的金融行业中,我是几乎无法从中找到存在感的。
面对一水儿的人大、北大、武大、清华、甚至是斯坦福、哈佛、麻省理工的圈子,自觉一个都混不进去。所以,这么多年下来,也没能靠着师兄师姐混出什么名堂。
所以,能在金融圈,还是金融监管圈里遇见一个自己亲同学,虽然小W只是一名基层监管干部,但那种感觉还是棒极了。
以前,我接触过很多银监会、证监会[微博]、人民银行[微博]的人,上至副部级,下至普通的行政秘书。但大都是工作上的往来,即便有些关系非常不错的成为了好朋友,但那种交心的程度也很难有同学这种关系来的深入。
在老同学的谈话里,他的职业和我的职业之间并不需要存在过多的防备。
我觉得这次见面比我过去大学四年加在一起跟他说的话都多,我对他的了解,也比大学四年加在一起多。
毕业之后,他在当地的工行工作了7年,干过柜员、拉过存款、做过信贷员。因为夫妻两都在工行工作,收入一直都很低,所以想其中一个人活动一下,于是他报考了公务员,并顺利考上了银监局。还没来得及庆祝,他就得知由于当地银监局并没有法律类岗位的空缺,所以他被分配到了离家将近400公里外的另一个分局。更让他郁闷的是,刚离开工行不到一个月,就赶上了工资改革。至少比他走之前,多了一倍。
在分局的6年时间里,他做过监管,每次出去检查,路远的要奔波6、7个小时,近的也要3、4个小时,坐车坐的直想吐。那时候,小W的儿子才4岁,他周末一有时间就要坐6个小时的大巴回来看望家人。不过,到了旅游旺季,来“调研”的人很多,接待任务很重,有时候一个月也很难回一次家。时间一长,夫妻的感情也就出现了问题。
说到自己离婚的时候,小W超级平静,就像这是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
“两地分居时间长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他淡淡地说。“感觉两个人说话不在一个层面上,没法交流了。”
我一般不会谈论别人的感情生活,除非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虽然好奇心很重,但还是本着尊重别人隐私的想法,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在采访的第二天,我接到了另一个同学的电话,他和小W曾经是同寝室的兄弟。我们都在北京,所以平时保持着较多的联系。
“听说你见到小W了。”他问。
我说:“是啊,没想到啊,太惊讶了。”
他直入主题的跟我说:“你能不能写一写像小W这种辛苦的基层监管干部?他为了工作,家都回不了,媳妇儿也跟他离了。”
我沉默了。
我的确应该写一些关于像小W一样的基层监管干部的文字。因为我认识太多这样的人了。我应该以符合报纸风格的方式,去讲述他们不为人知的艰辛。然后,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让更多的人知道。
但是,我很难去报这样的一个选题。
首先,这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报道。我不确定它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上版面。
更重要的,我也很难去真正写透他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与很多人密切相关。就拿最简单的接待工作来说,把他从一个原本不太能喝酒的年轻人,训练成了一个酒桌上的“高手”。我印象中一直腼腆的他,为了活跃气氛竟然能主动提出要给大家唱歌。然而,这还不足以让他应付各种酒局。他经常会因为陪领导吃饭,第二天吃不了任何东西。
“很难受,但是没办法。”说起喝酒这个事情,他非常无奈。
“这两年八项规定出台之后,接待任务少多了,现在好多了。”他举起酒杯,对我说:“不过,你来,酒还是要喝的。”他一饮而尽。
我的心里却有些酸。
我问:“从银行到银监局后不后悔?”
他说:“没啥好后悔的。在哪儿都是一样干活。”
“但你现在收入真的不算高。有机会还想去银行么?”我问。
他笑笑,低头看了看酒杯。拿起来喝了一口。
“那敢情好。可是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他说。
我知道在很多地方银监分局,银行为了维护和监管部门的关系,会主动“挖”一些银监局的人过来。这种方式主要是为了与监管部门更融洽地相处。但名额十分有限。小W所在的分局,从成立至今,成功跳去银行的,也就5、6个人而已。
我认识一个地方银监局的姑娘,为了解决跟老公两地分居的问题,历尽千辛万苦才进了一家银行。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基层监管人员跟我们这些跑金融条线的记者一样:金融机构对我们来说,都只是一个遥远而且美好的梦。
梦真正能实现的,只是少数。
“是很难。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能力吧。”他顿了一下,说:“时间长了,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会有一些隔膜,其实银行并不真正了解我们,我们可能也不真正了解银行。”
小W都有如此感觉,就不要说我了。
虽然跟这个职业的人打交道8年多了,但有时候依然很难理解他们。
对于监管干部这个职业的人来说,少了业绩达标考核压力,少了为留住客户的苦心经营,但是多了心力交瘁、劳而无功、进退维谷。这种职业所特有的无法言说的苦,是行业外的人很难体会的。
尽管有一些人最终放弃了公务员的身份,进入银行拿着高薪,但也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过着清廉的日子。比如那位曾经放弃数百万年薪而甘愿拿着不足1万块的月薪,到监管部门做研究的先生。我始终相信他热衷的并不是自己的仕途,而是对于行业发展的那份责任。
(本文作者介绍:前上海证券报记者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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