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富何时会呼吁给自己加税？

　　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微信公众号kopleader）专栏作家 秦朔

　　仔细研究美国富豪的“散财之道”（要求加税也是散财），就会发现，一个良好的经济体制，一个有利于发挥企业家创新精神并让他们因此获取丰厚利益的环境，最终也会促使他们更好地回馈社会。

　　春节期间看到两则新闻。一则是，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这样地位的人应该缴纳更高税款。一则是，山东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通过微信公众号实名举报德州市委领导“懒政”，新官不理旧事，政府原先承诺给企业的土地权益不兑现。

　　近年来，企业家通过网络表达意见已有多例，包括福耀玻璃的曹德旺公开了一笔中美投资的成本收益账，发现“中国制造”的综合税负比“美国制造”高35%；娃哈哈的宗庆后批评乱七八糟的税费太多了，光费就要交500种，建议减税、扩大税基，降低投资成本；今年初更有毛振华雪地陈情，痛诉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被欺负。

　　财税背后是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反映了国家和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如宗庆后所说，企业对国家贡献的大小主要是看给国家交税的多少。那么，为何美国首富呼吁给自己加税，而中国首富们总在呼吁减税，甚至要像窦娥和祥林嫂那样喊冤？

　　美国首富频频呼吁给自己加税

　　美国时间2月18日，比尔·盖茨对CNN记者说：“我交的税比任何人都多，超过100亿美元，但政府应该要求在我这个地位的人缴纳更高的税款，”他批评共和党的税改计划，“这不是一个进步的税收法案，而是一个倒退的税收法案。与中产阶级或穷人相比，富人会得到更多好处，因此，这与你希望看到的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

　　在另一次采访中，谈到加税，记者问：“你更多地认为政府应该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不该让商界自己搞清楚吗？”比尔·盖茨回答：“商界搞不清楚。商业能解决‘我们会更富裕，人们会买更多的东西’这一部分，但解决不公平那一部分，政府是绝对的主角。”

　　去年11月，乔治·索罗斯等400多位美国富豪向国会起草了一份请愿书，反对共和党减税计划，他们是“责任与财富”（Responsible Wealth）这一组织的成员，该组织涵盖了美国富人的5%，成员的年收入都在150万美元以上，并拥有大量资产。他们表示，“我们敦促你们反对任何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的法案”，“我们呼吁国会提高我们的税收，以带来更多的迫切需要的收入，并恢复对重要服务的投资。这样做将有助于创造就业，巩固中产阶层，并确保美国的经济成功”。他们尤其反对共和党试图取消遗产税的方案，认为仅此一项就将使美国政府10年内损失26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超过在食品药品管理局、疾病控制中心和环保署三家机构上的投入”。

　　去年3月，住在纽约的80位富豪联名给纽约州议会和州长库默写信，要求政府给他们和其他高收入者加税，以筹资20亿美元用于支持教育和改善基建，并帮助该州的穷人和无家可归者。他们年收入都在65万美元以上，属于纽约州最富有的1%。信中说：“现在是时候对纽约的长期经济活力进行投资了。我们需要投资以帮助所有的同胞摆脱贫困并攀上经济阶梯，包括建设强大的公共教育体系，从学龄前到大学。此外，我们还需要对脆弱的桥梁、隧道、水路、公共建筑和道路进行投资。”

　　沃伦·巴菲特多年来也一直敦促国会提高最富人群的所得税率。2001年，他与120名富豪在《纽约时报》联名声明，呼吁政府不要取消遗产赠与税，称这将使富豪的孩子们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在奥巴马任内，他曾致信共和党议员，说他的秘书的实际所得税率比他还高。奥巴马公布的向百万富豪增税的计划就被称作“巴菲特规则”（Buffett Rule），但遭到共和党反对。

　　之所以秘书的税率比老板高，是因为巴菲特的工资一直设定在10万美元，其绝大部分收入来自长期资本收益或合格股息收入，这些收入的最高税率只有15%。此外，巴菲特做了大量慈善捐款，可从收入里扣除。他偏爱的融资方式是用投资品作抵押贷款，因为这类贷款所付利息也可做税收抵扣。巴菲特当时在信中写道：“这些超级富豪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向联邦政府缴纳的所得税比他们的前台接待员还少。”

　　怎么看美国首富要求加税？

　　对首富要求给自己加税，赞赏者认为，这表明“这个国家有很多富有的居民愿意奉献更多”。首先，这些富豪的理念是，“我们关心我们的国家，跟关心我们口袋里的钱是一样的”。他们不愿意看到税改方案加剧不平等，带来更大社会矛盾。其次，他们支持对自己多征税，是为了满足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他们担心财政收入的损失可能导致对教育、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的严重削减，这将严重打击对人的投资。

　　也有人认为，首富有很多办法避税，其规模比要求增加的个税多得多。以索罗斯为例，2008年之前他的对冲基金公司在海外设立平行基金，延迟收取客户支付的佣金，将佣金投到基金里，不用纳税而继续投资增值。2008年国会堵住了这一缝隙，但索罗斯已将资产转到爱尔兰。苹果公司也是利用爱尔兰的税收洼地政策，从1980年代开始，首创了所谓“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的避税架构（荷兰子公司利用欧盟国家间的税收优惠，将海外营收转给享有零税率的爱尔兰子公司，只要海外款项不汇回美国就不必课税），让苹果的海外税率仅为百分之二三。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里高利·曼昆则一直反对向1%的富豪多征税。他认为，乔布斯凭借天才一样的创新获得了比所有人都多的财富，如果征税就很难鼓励创新。1%最富有的人大部分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借助全球化市场的杠杆获得了巨额财富，虽然这个人群获得了全部收入的20%，但他们支付的所得税却超过了40%。的确有少数人通过寻租等不正当手段致富，导致经济不平等继续恶化，但这仅靠经济手段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曼昆还谈到了巴菲特，他说巴菲特所说的“前台交税比他还多”，说的是税率而非金额，而且巴菲特似乎忘了计算公司的纳税是非常大的一笔金额。当然，即使对最高收入者增税，巴菲特也肯定能找到方法避税，高税负伤害最大的是中产阶级。

　　曼昆认为，通过政府提高累进税和转移支付等手段直接干预收入差距并不能改变贫富不均，相反，如果是因为劳动者技能或者科技进步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政府“多此一举”反而会破坏经济秩序和影响经济效率。

　　在我看来，企业合理避税是一种自然权利，富豪呼吁增加个人纳税则是一种社会责任。巴菲特和他的专业团队很懂节税，但不要忘了，2006年巴菲特就承诺逐步将所持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票全部捐献给慈善基金会。他曾说，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常捐助教堂、学校和其他机构，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看电影、外出就餐或其他个人享受的机会，“相比之下，即使兑现捐献99%财富的承诺，我和我的家人也不必舍弃任何个人需要；非但如此，这一承诺并不需要我奉献最宝贵的财产——时间。……对于一个身处困境的孩子而言，导师的友谊和关怀远非一张支票所能买到。我的姐姐多丽丝，每天都向别人提供面对面的帮助。而我在这方面几乎无所建树”。他还认为，有些物质上的东西使生活更惬意，但也有很多东西不能，你占有的越多，反而往往被物质所占有，他说最珍贵的财富除了健康就是朋友。

　　巴菲特将他的财富视为“多项因素的结合”，比如生活在美国、幸运的基因以及复利。他把美国的经济体制（economic dynamism）视为过去50多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盈利的贵人。他说：“我的好运愈发凸显是因为我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虽然它有时会造成扭曲的后果，但总体而言还是造福了美国人民。……我和我的家人对于我们不同寻常好运的反应不是愧疚，而是心存感恩。如果我们在自己身上使用超过1%的财产，也并不会让我们更快乐或是更健康。相反，其余99%的财产却能给其他人的健康和福利带来巨大影响。这一现实为我和我的家人指明了一条清晰的道路：保留足够我们享用的财产，其余的捐给社会，满足社会的需要。”

　　仔细研究美国富豪的“散财之道”（要求加税也是散财），就会发现，一个良好的经济体制，一个有利于发挥企业家创新精神并让他们因此获取丰厚利益的环境，最终也会促使他们更好地回馈社会。此外，富豪散财还有宗教、减少贫富分化引发的社会冲突等动因，不再细说。

　　中国企业税负到底重不重？

　　中国富豪为何在税收方面永远呼吁“减减减”呢？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企业的税负到底重不重？如果很重，当然要减；如果不重，就要去研究为什么觉得那么重？

　　关于中国企业税负很重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发布的全球企业税负报告。该报告称，2016年所有国家（地区）企业平均总税率为40.6%，中国总税率为68%，位列世界第12。该报告由世界银行一个工作组提供一个模拟的从事传统人工密集制造业的中型企业，根据其在各经济体的税种税率推算出企业总税负，除以其商业利润（企业缴纳所有税款前的净利润）得出总税率。

　　该报告中，总税负由企业税、劳动力税费、其他税费三部分组成，不包括由个人负担的个税和不影响利润的增值税（增值税可转嫁）。企业税在中国是指企业所得税和土地增值税。美国没有土地增值税，企业税主要指企业所得税。劳动力税费指养老保险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在中国指“五险一金”。其他税费指房产税等一些小税种。

　　在上述定义下，在中国模拟经营劳动力密集的中型传统制造企业，税负相当重。现实中我们也会听到很多企业抱怨“如果完全交税，几乎无钱可赚”，中国的税收遵从度因此也不高。

　　普华永道的代表说，由于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成本结构、发展阶段、税收制度倾向（例如侧重企业税还是个人税）等因素往往存在较大差异，所得出的指数和排名只能反映各经济体税负的某一方面，未必代表全面情况。一些中国学者说，中国税收以间接税为主，所以企业对税费的痛感更敏感。比如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联想集团CEO杨元庆就说，不论经济好坏，中国的增值税都固定在17%，23年没变过，而产品毛利率已经跌至15%，企业不堪重负。

　　时任中国财政部长的楼继伟说，“世行测算的总税率属于微观税负分析，其指标范围和数据的选取与通行算法差异较大。比较税负，关键看宏观税负，即总收入与名义GDP的比值。从国际比较来看，无论哪个口径，我国宏观税负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他坦承，中美企业负担是有差距的，美国大公司普遍为员工提供商业医疗保险作为非工资福利，没有纳入社保成本；中国的确存在土地成本高、劳动力成本优势趋弱、利率较高、企业利润率下降等客观问题。

　　楼继伟说的没错，中国的宏观税负（官方认可数字为30%左右，外界引用较多的是37%左右）横向比不算太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2013年]：世界平均宏观税负38.8%，发达国家平均42.8%，发展中国家平均34.4%），但也要注意，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人均GDP越高的国家宏观税负越高，中国在人均GDP处于中上等收入国家时，宏观税负就步入了发达经济体行列，所以绝不能说税负低了。

　　方正证券去年发布的中美税制比较报告指出，从总税率、纳税增幅等角度看，中国企业税负负担明显高于美国。报告对比了中美几家著名企业的税负。以销售收入为基的税收比显示，格力电器综合税率达2.96%，高于通用电气的1.19%；福耀玻璃综合税率3.60%，高于康宁公司的1.69%；上汽集团综合税率1.15%，高于通用汽车的0.15%。以净利润为基得到的税收比显示，格力电器综合税率达23.60%，高于通用电气的11.59%；福耀玻璃综合税率18.72%，高于康宁公司的11.49%；上汽集团综合税率19.24%，高于通用汽车的5.79%。

　　方正证券报告还认为，中国企业税负压力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非税负担”沉重。企业感到的“高成本”包括社保费用、行政性收费、行政性灰色隐性寻租成本（如突破审批、评审、盖章、牌照等隐形支出）、环保成本等等。

　　收费负担重被叠加到税负感受上

　　财政部下属的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2016年4-6月开展的面向全国企业的“降成本”大型调研，得到有效样本问卷7867份。问卷结果显示，2013-2015年样本企业成本费用收入占比分别为109%、103.58%和137.95%，表明样本企业总体处于亏损状态。其中主营业务成本为企业综合成本的“大头”，在2013-2015年的占比均在80%以上，税收成本与企业管理成本相当，各年度在6%上下徘徊。

　　该报告认为，企业的税收成本占综合成本较低，是“非主流”。但企业为什么将关注点放在税负上？

　　一是很多企业并不严格区别税收和收费，而将两者都作为自己的税负，尤其是现行由地税部门代征各种收费的情况下，更被企业认为如此。数量繁多的与政府相关的各种收费才是在企业负担上反映最多的问题，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收费、工会会费等等。

　　尽管国内多次进行清理收费改革，但很多地方性收费依然存在且较为混乱，政府层级越低，非税收入占比越高，收费法定还任重道远。由于企业将各种收费负担重的感受叠加到税收负担上，所以加大了对税负的关注。加上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经营困难，负担痛感较深，税负就成为释放压力和不满情绪的主要“发泄口”。

　　该调研最后建议，既要降税负，更要强调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比如进一步清费立税，规范政府各种收入，清理不合理收费负担，破除“垄断保护”，整治“权力中介”，大力促进“金融回归”，等等。

2013-2015年样本企业各类成本占比比重（单位：%）和2015年税收与其它成本对比

　　制度环境完善时，中国也会有富豪呼吁为自己加税

　　中国营商环境正在改善之中，总体向好。但在公平竞争、实现国民待遇、完善法治保障、塑造新型政商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建设社会信用等方面，还有很多企业不满意的地方。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税收焦虑、税负痛苦和税率恐高症，人们总希望税税都减。按国家税务总局数据，2017年全国税务系统全年组织税收收入12.6万亿元（已扣除出口退税），按现价同比增长8.7%，这一增幅属于合理区间，但也不低了。中国全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由于民众直接感受到的公共产品和福利的比重低，加上政府非预算收入占比高，收支透明度低，所以民众对于税负的痛感很强。在此背景下，谁要提出加税，绝对是自找麻烦，而且征收成本很高。房产税出不来，关键也在这里。

　　但也必须看到，税收是每个公民和法人的应尽义务，全世界的优秀企业都把纳税看作企业公民应尽的第一义务。而中国的税基还不够宽。以个人所得税为例，中国纳税人口只占工薪人口的7%。对照美国，根据税收政策中心（Tax Policy Center）统计，2015年美国有9380万纳税户交纳个税，占纳税户总数的54.7%，有7750万纳税户无需交纳个税，占纳税户总数的45.3%。（注：纳税户是指填写个税申报表格的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多个家庭成员）当然，如果把五险一金也看作广义税负，把消费税也算进去，中国的纳税人口并不少。但在现有统计口径下，中国的个税更像是中产税、白领税、金领税，覆盖面远远低于美国。也没有哪个中国首富会因为善于避税心生不安，发出对自己加税的呼吁。

　　中国企业税负重，主要是间接税的原因，但间接税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也是世界银行测算企业税负时要剔除不影响利润的增值税的原因。

　　应当看到，中国税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是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未来个税、财产税比重的上升是肯定的，当然同时必须做好相关的抵扣工作。

　　当前人们的纳税意识不足，与预决算公开不够、人民心里不踏实也有关。楼继伟说，“预决算公开后知道钱是怎么花的，花的对不对，百姓自然愿意纳税。预算改革首要就是公开透明，公开是一般，不公开是例外，各级都应如此”。

　　中国富豪经常性地呼吁改善营商环境，但他们也要认识到，一个健康可持续的营商环境，不应是优惠政策洼地，不应是利用政府的“父爱主义”搞特惠性的交易。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说，中国的预算资金使用存在严重的碎片化，财政支出已经20万亿，如果政府各个部门主要兴趣放在分钱、撒钱上，不仅改革很难真正推进，还会衍生出其他问题。他说：“到地方调研时我曾经发现，有的企业以创新的名义，可以从政府的不同部门要到钱，而且要的钱不是个小数，甚至上亿的钱，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这个企业的主要精力会去干什么？企业就会想方设法去打造各种各样创新名目到政府各个部门去套取资金。”

　　中国企业的名义税负很高，但实际税负大打折扣，原因之一就是政府的手乱介入，不是营造三公环境，而是直接干预微观运营。大量转移支付和补贴并不合理，有的变相补贴国企，有的给国外留下非市场经济的口实，有的让企业患上软骨病，最终惩罚的是那些老老实实的纳税人。一面是收费花样繁多、给企业增负，一面是各种补贴优惠、给企业特惠，这是非常奇特的现象，总之手闲不住。尽管从事实上，各级政府对企业的支持真不算少，但在预期不稳定、变数多、公平性差、人治成分强的环境里，大量企业心里都有各种不舒服，就算赚到钱内心也难以生发出真诚的感恩，那谁会“傻乎乎”主动要求给自己加税呢？

　　当中国在法治化的市场经济道路上真正取得实质性突破，当企业家不用看官员脸色，不必靠特别恩惠，不需要私下勾兑，而是堂堂正正在市场上靠真本事赚钱，整个环境是公平、无歧视、阳光透明的，他们一定会对中国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抱定真实的、长远的信心，也一定会真诚地回馈社会，而不是把回馈当成某种“权宜之计”。中国经济越是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越是会倒逼政府治理朝着现代化、法定化、便利化的方向前进。这一改革的程度将决定中国经济的确定性的程度。相信当我们的制度环境完善时，一定也会有中国首富呼吁为自己加税。

　　(本文作者介绍：商业文明联盟创始人、秦朔朋友圈发起人、原《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