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才是慈善的真谛—中国慈善事业调查

　　本报记者 张敏

　　1月20日，北京市中关村附近，一个三面透风的墙角下蜷缩着7个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站有饭吃，有地方住，现在天气这么冷，跟我们回救助站吧。”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冯鑫这样劝他们。

　  这7个人都拒绝跟冯鑫走。

　　“去了那儿还是会把我们送回原籍，靠大伙捐款帮助我们，如果收不上捐款，我们照样挨饿……”其中的一个乞讨人员解释。

　　“救助站作为慈善机构在全国各地都有。但是，有些地方的救助站每年得到的政府拨款仅有1万元，主要靠动员公众捐款来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即便是愿意奉献爱心的人，也大多被动地等待募捐通知。”北京市某救助管理站站长告诉记者。

　　“政府组织的突击性募捐活动代替了公众主动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慈善总会透露，目前，全国私人捐赠不足10亿元。救助资金存在缺口

　　春节前，记者走访了北京儿童福利院、救助站、红十字会等一些慈善机构，发现这些地方的救助资金缺口比较大。

　　“我们现在的救助资金主要是依靠政府拨款，刚刚能够维持运转。也有个别企业、个人捐助的情况，但不是很多。”北京某儿童福利院的负责人介绍说。

　　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管理站同样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难题，如果遇上患有大病的求救者更是为难。

　　该救助站站长刘长林告诉记者：“一位女博士患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整天流浪街头。进站后，她几天不吃不喝，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们不得不把她送到医院，4个月里就花了近3万元的医疗费。要知道，我们站全年的专项医疗费不过是40万元！”

　　2005年，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的全部开销大约200万元左右。除了业务经费外，这些钱主要都用在救助上。

　　“对于站内日常开支和治疗被救助者突发疾病而言，200万元应该差不多，。然而，一些患有慢性病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疗，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刘长林说。

　　尽管慢性病不属于救助范围，还是有一些求助者来到救助站要求提供治疗。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救助站总是进退两难。“都救的话没那么多钱，不救的话可能对方不理解。”冯鑫说。

　　杨小芹是来自河北的一位受助者，每天到街头乞讨，希望能够讨到钱去治疗在事故中受伤的左脚。如今，他的伤脚肿胀得非常厉害，脚面上的窟窿清晰可见。

　　杨小芹无奈地说：“我最愁的不是吃住而是治伤，如果不治，轻则残废重则丧命。没钱看病，不乞讨怎么办？”政府劝募现象普遍

　　“2005年10月，为了抢救一位身无分文的16岁少女，医院先垫上了20万元。我们怀着能得到社会捐助的希望在报纸上刊登消息。但报纸刊登后，只收到一笔来自浙江的1000元捐款。”在京的一家解放军某部骨病专科医院院长告诉记者。

　　目前，中华慈善总会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专项调查显示，全国上千万家企业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

　　据介绍，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全国民众。2003年，美国个人捐赠达2410亿美元，人均捐款460美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7%，志愿服务参与率为全国人口的44%。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在普及性上还有较大差距。资料显示，我国人均捐献款一度仅为0.92元，不足人均GDP的0.02%，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

　　据相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多万城市人口生活在低保线上，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说：“目前，中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公众参与率较低。无论是公众的慈善意识还是慈善机构的捐赠机制，都需要积极探索并向国外借鉴经验。”

　　为什么中国慈善事业的公众主动参与度低？王振耀分析，募捐活动的行政色彩浓厚是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的慈善工作形成了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运行机制，在救灾和群众生活困难救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民政部门直接承担慈善募捐工作，难免出现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浓厚，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

　　王振耀认为，香港和台湾传到大陆的一些慈善理念对我们有借鉴作用。比如，一些慈善家自己背着粮袋拿着衣物，直接送到贫穷人家，不用劳烦政府动员。

　　民政部进行的一项普通公众捐赠意愿问卷调查也显示，尽管我国都市地区公众参与社会捐助活动的主要形式是集中募集，但有37.8%的受访者表示更喜欢经常性的自发捐助。培育民众慈善责任

　　“虽然有些人做了善事不愿让人知道，但在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如何宣传这种善举现在做得还很不够。”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刘文省说。

　　张兴惠是山东济宁脉管炎医院院长，曾经荣获首届中华百名慈善人物。从报纸上看到海淀救助站乞讨者赵广征患有脉管炎的消息后，他主动提出免费给予诊断和治疗。

　　2005年12月15日，何坤常医生受张兴惠委托来到海淀区救助站，为赵广征诊断治疗。长年流浪的赵广征刚到救助站，还没来得及洗澡，身上散发着浓重的异味。但是，何医生毫不犹豫，自己动手帮助赵广征脱去鞋子，非常仔细地进行检查。

　　“像这样的事迹，社会应该大力宣传。”刘文省说。

　  令人欣慰的是，截至2004年底，成立10年的中华慈善总会团体会员单位已达168家，地方慈善会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省份和大中城市，有些甚至深入到县、乡和居民社区。

　　为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民政部去年首次设立“中华慈善奖”，褒扬在赈灾、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助学以及支持文化艺术、环境保护等慈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机构和项目。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各地慈善组织正在积极培育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

　　此前，南京市慈善总会等33家单位再次发起“慈善一日捐”活动。在指定的两个月时间里，每个单位自愿捐出一天的利润，每位市民自愿捐出一天的收入。

　　南京市慈善总会数据显示，南京每年的慈善捐款约为1500万元，绝大部分都是“慈善一日捐”募集而来。2004年，“慈善一日捐”所募集的资金占到全年慈善捐款的75%。

　　从1999年至今，“慈善一日捐”活动已经进行了7年，累计募集款物1.34亿元，受惠人数达78万，成为南京慈善事业的支柱。南京慈善总会宣传联络部部长胡玲华告诉记者，随着这一活动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企业捐赠的积极性大大增高，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捐赠或与慈善总会共同组织各种公益活动。有关专家认为，“慈善一日捐”活动的成功表明，政府部门应该逐步退出劝募市场，从慈善活动的劝募主体逐渐演变为倡导者和管理者，培育一批高质量的慈善机构，并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空间，为公众参与慈善事业搭建平台。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同时表示，捐款之后的免税问题也值得研究。捐款者应当依照合理标准少扣

个人所得税，从而体现政府对慈善捐款的鼓励。

　　目前，慈善捐助的免税手续有十几道程序，让很多捐助者不胜其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捐款热情。有关专家就此建议，若要实现慈善捐赠自愿原则向自觉行为的转变，可以考虑给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在税费上给予优惠政策，并就慈善捐赠立法，利用法律的强制力提高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慈善事业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善举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拿出的那些钱和物，而是通过这种行为为社会的进步树立了标识和道德观，也折射着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与友爱。

　  将爱心奉献给社会，奉献给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人，这是善举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