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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才是慈善的真谛—中国慈善事业调查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2月05日 11:43 工人日报企业周刊

  本报记者 张敏

  1月20日,北京市中关村附近,一个三面透风的墙角下蜷缩着7个流浪乞讨人员。

  “救助站有饭吃,有地方住,现在天气这么冷,跟我们回救助站吧。”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冯鑫这样劝他们。

   这7个人都拒绝跟冯鑫走。

  “去了那儿还是会把我们送回原籍,靠大伙捐款帮助我们,如果收不上捐款,我们照样挨饿……”其中的一个乞讨人员解释。

  “救助站作为慈善机构在全国各地都有。但是,有些地方的救助站每年得到的政府拨款仅有1万元,主要靠动员公众捐款来救助流浪乞讨人员。即便是愿意奉献爱心的人,也大多被动地等待募捐通知。”北京市某救助管理站站长告诉记者。

  “政府组织的突击性募捐活动代替了公众主动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慈善总会透露,目前,全国私人捐赠不足10亿元。救助资金存在缺口

  春节前,记者走访了北京儿童福利院、救助站、红十字会等一些慈善机构,发现这些地方的救助资金缺口比较大。

  “我们现在的救助资金主要是依靠政府拨款,刚刚能够维持运转。也有个别企业、个人捐助的情况,但不是很多。”北京某儿童福利院的负责人介绍说。

  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管理站同样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难题,如果遇上患有大病的求救者更是为难。

  该救助站站长刘长林告诉记者:“一位女博士患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整天流浪街头。进站后,她几天不吃不喝,一天到晚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们不得不把她送到医院,4个月里就花了近3万元的医疗费。要知道,我们站全年的专项医疗费不过是40万元!”

  2005年,海淀区救助管理站的全部开销大约200万元左右。除了业务经费外,这些钱主要都用在救助上。

  “对于站内日常开支和治疗被救助者突发疾病而言,200万元应该差不多,。然而,一些患有慢性病的流浪乞讨人员的治疗,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承受能力。”刘长林说。

  尽管慢性病不属于救助范围,还是有一些求助者来到救助站要求提供治疗。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救助站总是进退两难。“都救的话没那么多钱,不救的话可能对方不理解。”冯鑫说。

  杨小芹是来自河北的一位受助者,每天到街头乞讨,希望能够讨到钱去治疗在事故中受伤的左脚。如今,他的伤脚肿胀得非常厉害,脚面上的窟窿清晰可见。

  杨小芹无奈地说:“我最愁的不是吃住而是治伤,如果不治,轻则残废重则丧命。没钱看病,不乞讨怎么办?”政府劝募现象普遍

  “2005年10月,为了抢救一位身无分文的16岁少女,医院先垫上了20万元。我们怀着能得到社会捐助的希望在报纸上刊登消息。但报纸刊登后,只收到一笔来自浙江的1000元捐款。”在京的一家解放军某部骨病专科医院院长告诉记者。

  目前,中华慈善总会每年收到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专项调查显示,全国上千万家企业里,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

  据介绍,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全国民众。2003年,美国个人捐赠达2410亿美元,人均捐款460美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7%,志愿服务参与率为全国人口的44%。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在普及性上还有较大差距。资料显示,我国人均捐献款一度仅为0.92元,不足人均GDP的0.02%,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

  据相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每年有近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多万城市人口生活在低保线上,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需要救助。另外,还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说:“目前,中国慈善事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公众参与率较低。无论是公众的慈善意识还是慈善机构的捐赠机制,都需要积极探索并向国外借鉴经验。”

  为什么中国慈善事业的公众主动参与度低?王振耀分析,募捐活动的行政色彩浓厚是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的慈善工作形成了由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会各界参与的运行机制,在救灾和群众生活困难救助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民政部门直接承担慈善募捐工作,难免出现浓厚的行政强制色彩浓厚,缺乏慈善事业本该有的自愿性、独立性和自发性。

  王振耀认为,香港和台湾传到大陆的一些慈善理念对我们有借鉴作用。比如,一些慈善家自己背着粮袋拿着衣物,直接送到贫穷人家,不用劳烦政府动员。

  民政部进行的一项普通公众捐赠意愿问卷调查也显示,尽管我国都市地区公众参与社会捐助活动的主要形式是集中募集,但有37.8%的受访者表示更喜欢经常性的自发捐助。培育民众慈善责任

  “虽然有些人做了善事不愿让人知道,但在尊重本人意愿的前提下,如何宣传这种善举现在做得还很不够。”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刘文省说。

  张兴惠是山东济宁脉管炎医院院长,曾经荣获首届中华百名慈善人物。从报纸上看到海淀救助站乞讨者赵广征患有脉管炎的消息后,他主动提出免费给予诊断和治疗。

  2005年12月15日,何坤常医生受张兴惠委托来到海淀区救助站,为赵广征诊断治疗。长年流浪的赵广征刚到救助站,还没来得及洗澡,身上散发着浓重的异味。但是,何医生毫不犹豫,自己动手帮助赵广征脱去鞋子,非常仔细地进行检查。

  “像这样的事迹,社会应该大力宣传。”刘文省说。

   令人欣慰的是,截至2004年底,成立10年的中华慈善总会团体会员单位已达168家,地方慈善会几乎遍布全国所有省份和大中城市,有些甚至深入到县、乡和居民社区。

  为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民政部去年首次设立“中华慈善奖”,褒扬在赈灾、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助学以及支持文化艺术、环境保护等慈善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机构和项目。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各地慈善组织正在积极培育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

  此前,南京市慈善总会等33家单位再次发起“慈善一日捐”活动。在指定的两个月时间里,每个单位自愿捐出一天的利润,每位市民自愿捐出一天的收入。

  南京市慈善总会数据显示,南京每年的慈善捐款约为1500万元,绝大部分都是“慈善一日捐”募集而来。2004年,“慈善一日捐”所募集的资金占到全年慈善捐款的75%。

  从1999年至今,“慈善一日捐”活动已经进行了7年,累计募集款物1.34亿元,受惠人数达78万,成为南京慈善事业的支柱。南京慈善总会宣传联络部部长胡玲华告诉记者,随着这一活动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企业捐赠的积极性大大增高,越来越多的企业愿意捐赠或与慈善总会共同组织各种公益活动。有关专家认为,“慈善一日捐”活动的成功表明,政府部门应该逐步退出劝募市场,从慈善活动的劝募主体逐渐演变为倡导者和管理者,培育一批高质量的慈善机构,并给予相关的政策支持和发展空间,为公众参与慈善事业搭建平台。

  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同时表示,捐款之后的免税问题也值得研究。捐款者应当依照合理标准少扣

个人所得税,从而体现政府对慈善捐款的鼓励。

  目前,慈善捐助的免税手续有十几道程序,让很多捐助者不胜其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捐款热情。有关专家就此建议,若要实现慈善捐赠自愿原则向自觉行为的转变,可以考虑给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在税费上给予优惠政策,并就慈善捐赠立法,利用法律的强制力提高慈善捐赠的积极性。

  慈善事业可以反映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善举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拿出的那些钱和物,而是通过这种行为为社会的进步树立了标识和道德观,也折射着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与友爱。

   将爱心奉献给社会,奉献给最需要得到帮助的人,这是善举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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