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行长金立群专访：“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

　　原文载于《彭博市场》杂志2018年4月/5月刊

　　金立群也许（还）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不过他肩负的可是全球金融界最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现年68岁的金立群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的首任行长兼董事长。2016年1月开业的亚投行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多边开发银行，体现了中国想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雄心壮志。

　　因为中国政府是该行的最大股东，所以美国、日本及其他地区的决策者怀疑中国是不是试图取代该领域长期以来的重量级机构——世界银行（简称：世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并追求自己在亚洲的地缘政治利益。

　　对此，金立群则坚称亚投行是独立的。和许多人一样，青年时期的金立群也曾被下放中国农村。他当年以英语文学专业背景加入了中国财政部，在持久且出色的工作中曾官至副部长。他还曾就职于世行和亚行。

　　以下是《彭博市场》（Bloomberg Markets）杂志对金立群的专访：

　　本文英文原版发布于《彭博市场》杂志2018年4月/5月刊

　　《彭博市场》：当你穿梭全球金融会议与各方对话时，对亚投行的什么误解让你抓狂？

　　金立群：有人问“我们要亚投行干什么？”有时候问题甚至会更直接：“中国想要干什么？过去七十年，这个地区一直受到世行和亚行很好的服务。中国为什么想要成立一个新机构？这不是资源浪费么？把钱投到现有机构里不是更具成本效益么？中国有没有私心？中国是不是期望亚投行将帮助它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我必须应付所有这些问题。对我而言难就难在，我本来就是一名中国人。我认为我不可能告诉全世界我真的很中立。我没法这么说。

　　另一方面，如果我只是代表中国的想法，而未善尽本分，察纳理应参与这项工作的所有人的想法、意见、关切和看法，那我不认为能够行得通。

　　《彭博市场》：那么，谈一谈亚投行的首要原则和愿景吧。

　　金立群：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时，中国完全没有可以被称为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东西。没有高速公路、没有电气化铁路、没有现代海港和机场、没有超临界发电厂、没有高压输电线路或高效配电系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不过是痴心妄想。之后，中国开始用从世行——后来还有亚行——筹来的财务资源以及国内储蓄，大举投资基础设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当初启动一个借贷计划时，一些人认为把外国资金铺到泥土上是疯狂之举。一条马路能让你的钱收回来吗？从没听说过！多年之后，人们开始明白借钱消费与借钱投资的天壤之别。

　　现在，通过建立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全面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可以与日本和韩国一道提供切实的增长经验。

　　在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设立一家多边开发银行，以促进基础设施投资。动机很简单：基础设施投资瓶颈严重阻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促进增长的努力。

　　受中国经验启发、成立一种新型多边开发银行的想法很快就开始得到积极响应，首先是东盟国家，然后是南亚国家，接着是中东国家。

　　《彭博市场》：亚投行与世行或亚行的区别在哪里？

　　金立群： 成立一家新机构，最有力的论点可能就是它具有新特点。它无意克隆或复制现有机构。开发银行的概念不是抽象艺术——像Jasper Johns的画作那样——越让人难以捉摸就越迷人。世界上应该有点与现有机构不同的东西了，但要有一些新特点，这些特点是以现有机构的学习和经验为基础的。

　　《彭博市场》：那都有哪些特点呢？

　　金立群：亚投行将抵制官僚主义的束缚。我们不会设立花俏、华丽但大多是冗余的头衔和职位。而且我们将努力不让员工各自为政或陷入部门之争上。

　　我们制定了相关运营政策和流程，以加强效率、提高成本效益，并且在应对客户需求上取得可以度量的成绩。我们将继续招募专业人才，水平越高越好。得有充分理由才能设职派官。

　　《彭博市场》：你如何让亚投行预防腐败呢？

　　金立群：我希望亚投行能干干净净。亚投行绝不容忍腐败。我们会照顾好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亚投行项目全球招标形式的采购，一个是亚投行内部的企业采购。

　　对于前者，我们将与客户密切合作、监督竞标流程，并确保所有投标公司都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任何违规、涉及贿赂行为的公司或个人都将被列入黑名单。我们会主动排除那些已被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禁止的组织。

　　对于后者，任何企业采购都将通过采购委员会并受到严格审查，以防违规或滥用亚投行的资金。

　　我已授权首席内部审计师查核亚投行的支出，以确保没有任何异常之处。不容任何抵制或阻碍。小问题一有苗头就要掐灭，以免铸成大错。我们必须警惕任何漠视成本效益或故意滥用财务资源的行为。管子有云：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

　　《彭博市场》：不带政治偏见、作出最佳贷款决策，一直都是多边开发银行面临的一项挑战。亚投行如何避免落入陷阱？

　　金立群：能够经年累月的成功靠的是一套决策过程，它必须民主、理性，不因外部因素而冲动、情绪化。如果异见遭到排斥或者打压、不允许坦诚地交流想法，或者无视工作人员的建议，那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决策过程。

　　亚投行作出及下达任何决策，都需要经过执行委员会开会后详尽探讨、达成共识。员工可以畅所欲言、对主管提出质疑。从基层到最高层，这套做法一体适用。

　　我非常重视民主决策。我研究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商业帝国的兴衰。每个帝国都是由一位高瞻远瞩的人建立起来的，无一例外。但是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就算是拓荒先驱和开路先锋可能也无法做到始终面面俱到。

　　当帝国的建造者不肯察纳雅言，大祸就会临头。只有在帝国最终垮在自己手里时，帝国建造者们才会幡然醒悟。

　　大家都说，人们从来都不会吸取历史教训。但我是一个喜欢读史并吸取历史教训的人。

　　《彭博市场》：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你有关亚投行运营和目标的思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金立群：我想说，基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历，再加上我的个人经历，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出现一家新的、专注于基础设施开发的跨国开发银行。

　　首先，中国自己就受益于世行和来自许多政府的双边支持。我们开始了解多边主义的重要性。

　　其次，正如我所说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最后，我们想成立一家拥有现代的技术技能、管理技能和出色治理的银行。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但是他们只有在齐心协力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

　　《彭博市场》：您一直在非常小心地把亚投行和中国庞大的国际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倡议——隔出一点距离来。为什么？

　　金立群：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是某种平台，邀请所有参与国家来合作。习主席针对该计划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

　　我们谈的是60到70个国家。该计划的大目标是改善亚洲的区域连通性，甚至最终改善全球连通性，从而惠及已经掉队的人们。

　　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这里存在一个重大误解，不要以为该计划是为了造福中国公司和劳动力。其中一些项目实际上可能根本没有中方参与。中国想的是促进国际合作。

　　《彭博市场》：亚投行如何融入这一切？

　　金立群：“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无疑都是中国政府的提议。但是两者有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一个是中国牵头的、意在让所有国家合作的广泛计划。另一个则是这个按自身标准或做法来运营的多边开发机构。

　　如果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愿意（在亚投行）与我们合作，我们将乐意考虑。但我们需要看看这些项目的财务可持续性。我们需要考虑环境保护和当地民众的感受。我们有自己的处理标准。

　　考虑到我们的能力以及必须响应各国的需求，我相信我们将积极推动这些计划。但我们做不到包揽一切。

　　《彭博市场》：我们知道亚投行正在考虑今年在国际市场上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这对亚投行有多重要？

　　金立群：我们已获得三大评级机构AAA的评级。这是因为包括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内的所有主要股东大力支持。

　　亚投行管理层的运营独立于一切政府之外。我们依照自己的标准和董事会的指导作出决策。所以内部治理、风险控制、严格的财务管理和高素质的员工是关键所在。我们的团队，从最高层到基层员工，在考虑每一笔投资的时候都要牢记着亚投行的操守。

　　这一切应该能向评级公司保证，这家银行值得给予最高的评级。有了这样的评级，这家银行必然就能在适当的时机进入市场。

　　《彭博市场》：亚投行从何处融入到中国金融市场的更大变革里去？

　　金立群：我乐见中国市场正在进一步对外开放，而且我认为中国将继续变得更加开放，因为我们拥有了更多的金融人才和专业技能。我们（国家）的领导层希望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但希望在不造成混乱的情况下开放。我们已从美国和欧洲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历中吸取了教训。

　　《彭博市场》：当西方和中国的决策者交换意见和立场时，是否有什么重要信息在翻译过程中丢失了？

　　金立群：对中国来说，我认为英语写作和沟通技巧非常重要。我想我永远都不会放松在加强沟通方面的努力。中国着实缺乏能与外部有效沟通的高层人士。我认为真正理解其他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努力地与西方人士交流。我不想打口水仗。我想要的是理性讨论。

　　《彭博市场》：你不是一名来自高干家庭的“太子党”。

　　金立群：我的家族在二战前日子过得比较好。我曾祖父是一名在地方私塾教书的学者。由于双亲早逝，我祖父很年轻就离开了家乡，试图在上海和周边城市自力谋生。

　　他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收入非常高。但他不太看重钱，他的梦想是重振家族昔日荣耀，把后代培养成文人学者。他有能力为我父亲提供良好的教育，甚至是为他聘请一名英语家教。

　　中日战争爆发后，几乎一切都荡然无存，他们的财务状况迅速恶化，日子不再一样了。但热爱学习的传统留了下来。我父母爱好阅读，我们也有样学样。

　　孩提时代，我在阁楼偶然发现一些英文书籍。我依稀记得，那些是硬皮书，其中一本是《伊索寓言》（Aesop’s Fables）。还有一些期刊，例如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

　　我对英语语言和文学的兴趣由此萌芽，在小学五年级接触到英语课时，我愈发喜欢英语。很难相信上世纪50年代的小学开设了英语课，但这是千真万确的。

　　《彭博市场》：难怪你最初的职业抱负是成为英语教授，对吗？

　　金立群：作为一名六十年代初的高中生，我开始苦读经典英文作品。寒暑假是我能专心阅读、无需顾虑学校其他科目的黄金时间。

　　我读的都是经典作品（主要是小说和诗歌），因为我无法获得英语世界里当代作家的作品。现在的年轻学生应该都不熟悉那些作者。诸如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玛丽·兰姆（Mary Lamb）、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等伟大散文家的散文，都令我着迷。我现在仍会翻阅莎士比亚、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和乔叟（Chaucer）的作品。

　　至于太平洋彼岸的作家中，我喜欢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和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我钻进了这些作者的作品，全都是原版作品。

　　我勤读不辍，即便是在文革期间或是在农场工作的时候。然而，我60和70年代在中国农村学到的并非英美文学。农村生活不再是虚构的小说——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那些年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精神世界，并且培养了我对待开发使命的理智和情感。

　　《彭博市场》：怎么说？

　　金立群：与村民的日常接触，帮助我明白了他们的梦想以及他们对自己、儿女和孙辈的期望。他们的生活模式一代又一代地重复下去，不太有什么变化。他们如有一个孩子上了大学、获得一项收入和社会保障较高的城市工作，就是重大突破。就是俗称的山窝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我们那个村到七十年代初才通电。一栋两层小楼，有电、有自来水、有抽水马桶、有部电话、存足了谷物和其他食物，就是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在60、70年代——我在那个村的时候，他们的梦想就算不是异想天开，也仍然被认为是遥不可及的。

　　《彭博市场》：文革和你在中国农村的日子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金立群：这般的艰辛让我不再向往田园生活。不过这种生活也有一点好处，那便是我能有一些闲暇时间在我的茅屋里不受干扰地阅读，特别是在农闲季节。

　　村民们可能完全不理解我的追求。但他们人都很好，从来没有打扰过我。也许他们猜想我是不是脑子不太清楚。

　　我配备了一台破旧的雷明顿打字机和一本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辞典（未删节全本）——这两者都是二手的，以及一些英文书籍。这些书我得来很便宜，在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中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几十年后，有些人认为当初这个疯狂的年轻人，用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H． Lawrence）的话来说是，“有一种奇怪的预感，感觉将有什么事要发生。”我断然否认。我那时候并没有什么先见、远见。我所拥有的仅仅是热情——学习和努力工作的热情。

　　《彭博市场》：那么您这位英语文学爱好者最后怎么进了银行业呢？

　　金立群：1978年，我通过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得以师从母校最著名的教授之一、继续全职进行我的英美文学研习。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是新杂志《外国文学》编辑团队的一员了。为了毕业能留校当教授，我在中国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研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小说的论文。

　　在曾孜孜以求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被推进了财政部。

　　1980年，我不知道世行行长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北京与邓小平会了面。中国政府接手了台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的代表权，势必要派驻高级政府官员到世行执行董事会办公室，财政部是负责此事的主力机构。为此迫切需要年轻员工。

　　我的导师许国璋教授对我说：“我可以肯定，中国有200位左右的英语文学教授就够了，但是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专家眼下就会严重短缺，尤其是那些在国内、懂英语的专家。你有充分的理由转行经济。”见我不知所措，他向我保证，如果在转行之后发现自己难以适应，随时欢迎我回去。

　　《彭博市场》：在财政部里的晋升也让你得以去了美国，对么？

　　金立群：在部里的鼓励下，我申请了由美国新闻署（U.S． Information Agency）资助的Hubert Humphrey奖学金项目，并于1987-88年被选中并派到波士顿大学经济系担任Humphrey研究员。这个项目一结束，我就回到世行担任副执行董事，任期四年。

　　从2003年到2008年，我担任亚行负责业务的副行长，深入探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问题。

　　担任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监事长的五年（2008年到2013年）经历，让我有机会去管理一家公司——尽管它是一家准国有企业。担任中金公司董事长（从2013年5月至2014年10月）的经历，则为我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让我能够应对私营公司所面临的管理挑战。

　　《彭博市场》：话题回到你目前的工作，你能说说亚投行的贷款组合和项目吗？

　　金立群：首先，根据协议，我们覆盖基础设施和私营部门项目。所以现在，我们的贷款组合主要集中在电力、能源和运输方面。

　　印度是现阶段的最大借款人。这个国家有很强大的能力和需求。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电力严重短缺。在缅甸——我们参与了当地燃气发电厂的发展——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接上电。

　　所以这是一个重点领域，运输也是。我想强调我们支持比如孟买或班加罗尔地铁这样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工作。这非常重要。你不会想鼓励人人开车去拥挤的市中心工作。你会鼓励他们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另一个方法。

　　《彭博市场》：你有没有把目光投向亚洲以外？

　　金立群：我们已经完成了首个非亚洲国家的项目，该项目位于埃及（亚投行为当地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至多2.1亿美元，该项目涉及11座太阳能发电站）。阿曼有个改变过度依赖化石燃料现状的想法。他们想要开发一个港口和各种替代能源。我们帮助了阿曼开发宽带，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使用现代电信服务。我认为协助海湾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为低碳型全球经济做好准备是很重要的。

　　未来——如果我们在今后几十年里取得成功——天然气可能会成为化肥的原材料，而石油可能成为化工产品的原料而不是用来烧。这种转变可能是非常突然的。

　　我在达沃斯与沙特阿拉伯的新财政大臣会过面，他非常有兴趣与我们合作。我认为在海湾国家，铁路开发很重要。它可以降低运输成本。

　　《彭博市场》：亚投行是否有压力要确保自己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是环保的？

　　金立群：绿色环保对我们的使命来说至关重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而不留下环境足迹，是我们的神圣使命。

　　绿色之道最终将推动正在努力应对贫困和其他经济和社会挑战的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增长。他们需要获得外界的帮助。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赤贫的人口必须生存。

　　保护自然资源很是关键，但环保与增长并不冲突。例如，电力需求在不断增加。断电、停电或限电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低收入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一点电都用不上。

　　只要有可能，我们就不会建新的大坝或发电厂，而是会大力推动现有电网升级，从而帮助减少输电和配电的系统性损失。这相当于建造了许多新的发电厂。

　　我们将协助建设公共交通系统，以减少路上的私家车流量。采用新技术建设基础设施也会为绿色经济作出贡献。我们正在主动与成员国合作，帮助他们履行实施“巴黎协议”方面的承诺。

　　《彭博市场》：您是否认为公众了解多边银行在战后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金立群：我还记得自己读《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战》（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一本详细讲述二战后问题的史书。那个时期有许多的艰难挑战要应对，比如说经济霸权由英国交到美国手中。另一个挑战是在世界大战后重建欧洲国家。但纵观那段历史，再看看我们成立亚投行的整个历程，我很高兴地发现我们甚至是打第一天开始就达成了共识。

　　历史就是历史。70年前的情况与今日截然不同，这70年来，我们人类在了解促进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以及其他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的书时，我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欧洲国家都参与进来了感到欣慰。

　　《彭博市场》：在战后初期，这事关重大。

　　金立群：那些谈判确实事关战争与和平。如果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势可能重演。如果成功，和平就唾手可得。

　　我认为，从1980年开始，我参与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整个过程。这让我有机会到世界各地看看和走走、了解世界其他地区。这种经历在中国人之中很独特。我了解贫穷问题。我知道一些人仍在遭受的苦难。因此，有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彭博市场》：你曾在世行工作。作为一名中国人，你那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

　　金立群：我对开发有热情。在研究生毕业后，我有幸进入了中国财政部工作。我的任务是在1980年派驻世行执行董事会办公室，我开始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在那之前我确实读过经济学，但以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资本论》（Das Kapital）那样的居多。但在1980年，我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经济学，那是一片全新的天地。

　　《彭博市场》：国际金融界是否已经接受亚投行？

　　金立群：我认为中国在推广这个想法方面已取得很不错的效果，但要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国为什么成立这家银行、如何成立以及该行在中国是大股东的背景下将如何运转，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彭博市场》：美国和日本最初都没有什么兴趣加入亚投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否在重新考虑这一立场？

　　金立群：从第一天开始，中国就非常诚挚地邀请日本和美国参与成立亚投行。加入与否由各个主权政府决定。我认为自己不宜置评。

　　关于中国为何决定成立这家银行，我们当然面临了很多怀疑和质问。我们是不是要挖世行或亚行的墙脚？亚投行推动基础设施项目的时候会不会不顾环境保护和人权？面对所有那些批判性的、有时甚至带有浓浓敌意的问题，我仍然保持十分的冷静。

　　我没发现美国有人对我们持负面看法。美国人非常直白。他们很诚实。如果他们有疑虑，他们会直说。但是如果你证明了情况并非如此，那他们会说，我相信你。这是我所喜欢的。

　　《彭博市场》：那么日本呢？

　　金立群：日本的公司、前政界领导人也来找过我。他们都非常希望并认为日本应该加入亚投行。但我告诉他们，不管美国和日本加入与否，我们都可以合作。有日本人在这里（亚投行）工作。

　　据我所知，有一些日本媒体人士对我很好奇。他们去了我的老家、采访了许多人。他们对我非常好奇。报道很正面。我会把这当作一种鼓励。另外，这也是你得再接再厉的一种警告。

　　如果你干得好，人们会给予认可。我认为这才刚开始。你可能需要10年或20年的时间才能得出这是一个很棒的机构的结论。

　　《彭博市场》：你想和世行和亚行一起做更多项目吗？

　　金立群：基础设施项目的规模天然庞大。在我看来，联合融资将是未来多边开发机构的常态。世行一直维持着在许多国家的存在，但分配给每个项目的资金在减少。那我们可以去分担。

　　特别是巨无霸项目，机构更多就可以分散风险，并且在政策对话方面能与政府有更好的沟通。我仍然非常热衷于与世行开展联合融资。

　　《彭博市场》：你同时也坚信亚投行应该是简小精干的机构，对么？

　　金立群：我们将继续招募专业人才，水平越高越好。我们的招聘和国际招标都是择优录取。求职者的国籍不限、我们提供融资的项目在合同招标时对投标公司的所在地也没有限制。

　　这是获得最出色人才、以最低成本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优质资本品和服务的方法。目前我们的员工总数约为140人，他们来自36个国家。担任要职的也不乏美国人和日本人，尽管这两个国家并非亚投行成员。我们需要是公开、透明的。

　　《彭博市场》：你希望在亚投行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金立群：董事会在项目业绩方面的责任有限，但对管理层的决策和监督负有很大责任。没有董事会提供的“核保护伞”，管理层就会真正得承担自己的判断和决定的后果。

　　改革是痛苦的，不管是对改革派还是对保守派而言都是如此。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改革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它意味着打破或者抛弃那些与当今世界已经脱节的传统。

　　坦率地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不做任何改变、继续担任亚投行行长，我可以简单地当一名董事会前的项目“守门员”。但我不是那种人。我是一个极有原则的人，对股东有强烈的财务和社会责任感，深信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体系无论在治理和运作模式上都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要说服世界相信这是一个依照最高标准运营的一流机构，还需时日。我曾在多个场合重申，我们不应该期望凭空得到外界的信任。整个世界将通过我们的表现、而非话语来评判我们。因此，我不介意“陪审团”还未得出结论。只要他们认为适当，可以尽情在外观察讨论。但我相信我们已然在建立信誉了。亚投行现在是一个公认的从一开始就很有操守的多边开发银行。

　　艰巨的挑战在于保持[这种风格]。我把发展以道德为基础的企业文化列为首要优先事项。坚持专业和道德操守的基本原则将确保本行能够产出有意义且可度量的结果和成绩。

　　靠嘴皮子是无法取信于人的。只有行动才能赢得信誉、信任。如果人们不了解你、不信任你，不要心怀憎恨。你可以去说服其他人。因此，作为一名中国人，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持续了四年的这一整个过程，是个促进与世界其他地方相互理解的过程。

　　《彭博市场》：离开文学界、投身全球金融界，有感到遗憾吗？

　　金立群：我在财政部工作了30年，其中一共有11年与在世行和亚行的工作时间重叠，并持续参与了开放和改革进程。除了国内预算职责外，我也一直在参与经济和金融问题的多边和双边对话。

　　这些年下来，在国际问题、全球对环境、社会问题的关切，以及与贸易和跨境投资有关的国家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上，我都有了深刻的理解。

　　当我接到指示，要筹建一家新的多边开发银行时，我开始明白，这么多年来的学术钻研、在中国农村的艰苦劳动以及世行和亚行开发工作的经验，正是对我最终肩负起亚投行职责的历练。这就是生活。我们的生活固然无法预测，但肯定可以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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