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熨平后奥运期经济波动

　　马晖 晨星

　　专访北京朝阳区委书记陈刚：

　　刚一落座，陈刚先向记者抛出了一个问题：

　　“美国次贷危机现在怎么样了？你认为它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陈刚的关注，源自于现实的语境。身为朝阳区的“一把手”，其所辖区域正是北京市国际金融机构聚集之处，已有204家国际金融机构入驻朝阳，占到了全市的五分之三。

　　作为北京市的核心区域，面积470.8平方公里的朝阳区因有奥运场馆、金融中心以及CBD的概念，已成为首都东部的重镇。2007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70.4亿元，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为0.08：15.41：84.51，一个较发达的后工业化社会雏形已初步显现。

　　然而，陈刚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严峻的：如何熨平后奥运经济周期的波动，如何调整旧有的经济发展思路，如何在产业外迁的同时能做强做大现代服务业，如何在一个人口不断膨胀的区域内解决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都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

　　3月11日，在朝阳区委区政府办公大楼会客厅内，朝阳区委书记陈刚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无机化学专业的博士书记，用理工科人特有的理性逻辑，来为我们剖析了朝阳区的优势及其所面临的挑战，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

　　迎战后奥运

　　《21世纪》：按照国际经验，一个完整的奥运经济周期是十年，所谓的“7＋3”。奥运结束后的三年，经济发展是一个关键。很多举办奥运的城市经济发展会在这个阶段发生停滞甚至倒退，投资热度引退、房地产旅游餐饮业不振、奥运场馆的利用与维护开支不菲都成为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作为北京市承办奥运会的重要区域，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刚：奥运会对于北京的经济发展有没有贡献，对于朝阳区的经济有没有拉动，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果将问题提升至国家层面，由于中国是一个大国，特别是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我认为所谓后奥运波动的影响不会很大。

　　我们朝阳区，则早在三四年前就已关注到后奥运这个问题，并有意识地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熨平这个经济波动周期。

　　《21世纪》：请您具体介绍一下，朝阳区为应对后奥运的挑战采取了哪些举措？

　　陈刚：第一，赋予奥运场馆区更多的功能，实现奥运举办后经济的稳定发展。比如说国家会议中心，奥运会举办的时候它是击剑馆，奥运会后将成为一个会展形式的场馆；奥运会的一些其他场馆，也建有餐饮、购物、旅游等方面的商业设施。

　　第二，借助奥运会来推动朝阳区产业的加速发展。目前，CBD地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330米的国贸三期已封顶，财富中心、银泰中心落成使用，中央电视台新台址结构也已经建成。但我还想提醒大家的是，这个CBD还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它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仍处在一个起步阶段。我们很幸运的是，奥运的筹办与CBD的推进处于一个协同推进的阶段，刚好奥运会之后将形成一个CBD企业大量入驻的阶段。

　　朝阳区应借助全球关注北京奥运这样一个契机，使我们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更多的企业也能通过我们这扇窗口，面向整个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的庞大市场。

　　因此，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明显的后奥运经济问题，我认为奥运之后朝阳区的经济发展仍将继续保持一个较好的态势。

　　组团式规划，板块式发展

　　《21世纪》：近年来，朝阳区提出“组团式规划建设、板块式经济发展”的区域发展思路，构建奥运、CBD、电子城、温榆河、定福庄、垡头六大城市组团布局，这一发展思路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陈刚：此前，朝阳区已经经历了通过项目引进拉动经济发展、通过规划功能布局引导经济发展两个阶段。现在，我们提出“组团式规划建设、板块式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我们规划的六大功能区，其中奥运、CBD、电子城(属于中关村功能区)三大功能区是北京市一级的功能区；同时，我们还规划了温榆河、定福庄、垡头三个功能区，这正是从组团式发展理念来确定的。

　　“组团式规划建设、板块式经济发展”，实际上是在原来城市规划理念的基础上，更加融入产业发展的自身规律，更多从产业发展的上下游聚集的角度来思考，研究社会需求以及人文需求的规律，把这些规律融入产业发展中，进而形成的一种思路。

　　《21世纪》：那么，按照您的思路，板块式经济发展中所提到的“板块”，其实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上的概念？

　　陈刚：是的，这里所谓的板块，更多的是从产业发展的思路来厘定的。比如说CBD，我们最早研究它的定位时，就将其定义为以国际金融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聚集区。现在，这样的发展思路已部分得以实现，一大批国际金融机构入驻CBD。2007年，国家开始允许外资法人进入。此后，韩国友利银行、德意志银行和韩国新韩银行等外资法人银行已经或即将落户CBD。与此同时，包括证券业、保险业以及为这些行业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其他咨询和中介服务业也聚集在CBD，一个以金融为核心的板块在这个区域逐步形成。

　　《21世纪》：您还提出，朝阳区在“组团式规划建设、板块式经济发展”基础之上，还应该向区域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提升？

　　陈刚：这里所说的第四个发展阶段，是指在注重产业发展的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环境的建设，通过社会的氛围来引导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我认为这是大城市，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共同探索的一个课题，这也是我们朝阳区下一阶段努力的方向。不能设想一个存在着暴力、黄赌毒、环境脏乱差等很多丑陋社会现象的区域，能够得到更快的发展？

　　我们一直重视城市社会环境的优化，特别是希望借助奥运会的召开，来为朝阳区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氛围。

　　打首都牌

　　《21世纪》：2007年，朝阳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人印象深刻。统计数字显示，去年全区GDP已达到1670.4亿元，占到北京市的近五分之一。您曾经表示“经济发展之所以有这样的增速，得益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请您具体介绍一下朝阳区目前的产业结构。

　　陈刚：2007年，朝阳区三次产业当中，第一产业只占0.08%，第二产业占15.41%，第三产业达到了84.51%，已经形成了三二一的发展格局，达到了发达国家、发达城市的水平。我们还抓住产业结构调整主线，制定现代服务业、金融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高技术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和产业促进政策，力推重点产业发展。

　　《21世纪》：为什么朝阳区要把文化创意产业确定为重点发展产业？

　　陈刚：在北京市，朝阳区是以国际化为其主要特征的这么一个区域，各种文化在这个区域内交融与集聚，我们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我们不希望大家看到的仅仅是高楼大厦、宽广的马路和绿色的公园，我们更希望这个区域充满活力。而活力来自何方呢？更多的是来自文化。所以，积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同政府积极推进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协同发展的关系，这样形成一种文化为主要内涵的新的产业板块。

　　人家说北京星期六的早晨，有两个地方是人头攒动：一个是天安门广场，大家在那里看升旗；另一个，就是潘家园旧货市场，很多人在那淘“宝贝”。朝阳区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特色，应该牢牢抓住。

　　《21世纪》：朝阳区在现代服务业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近年来陆续有一些支柱企业外迁，比如北京奔驰、北京飞机维修工程公司等。按照产业发展规律来看，三产的发展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以二产为基础，否则容易形成一个产业空心化的问题，面对朝阳区工业企业不断外迁的现状，您作何思考？

　　陈刚：这个问题不仅朝阳区存在，整个北京市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曾经有朋友问起，说你们北京市的工业不断外迁，现在就剩下“那么几朵孤零零的花”，有没有后续企业还不知道，你北京服务业怎么发展？我跟他们讲，北京的服务业只要跳开原来的发展思路，就可以发展得更好。北京关键要研究两个字——“首都”。

　　《21世纪》：您的意思说是，北京服务业的要想发展必须打“首都牌”？

　　陈刚：对，要打“首都牌”。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独特优势：

　　第一，它是国家的行政中心，这就意味着很多重要的决策源自此地。以电信业为例，为什么在望京地区能够聚集了那么多的电信业跨国公司的研发总部、地区总部，它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去天津去上海？那是因为北京是首都。电信企业面临的牌照问题，行业标准问题，都需要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一种良好的沟通。这在全世界都是惯例，比如美国，电信企业的地区总部一般都放在了华盛顿，而没有放在纽约。北京作为行政中心，为这一类的企业的集聚创造了一个空间，这是首都的第一个涵义。

　　第二，首都是文化中心，无论是北京作为一个千年的古都，还是我们国家文化领域的一个最高的阵地，北京文化中心的地位是大家公认的。这种文化中心的影响，对于文化产业的集聚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个，首都的优势还在于它对中国市场的辐射力。很多企业把它们的决策总部放在了北京，因为在这里可以了解到中国市场的高端信息。

　　这几种优势，使得北京在发展现代服务业、金融产业、文化创意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等产业上具备很多条件。

　　对于朝阳区而言，我们发展现代服务业，并不一定要依赖于那些看得见的工业企业，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首都这一概念，形成服务业的集聚。我们这些年也是借助这些优势使得自身得到快速发展的。

　　三化推进

　　《21世纪》：朝阳区也是一个城乡结合部比较大的区域，“农村城市化”是朝阳区提出的发展目标之一，目前进展如何？

　　陈刚：朝阳区提出“三化”同时推进，即农村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区域国际化。朝阳区的特色在国际化，但朝阳区发展的瓶颈在城市化。解决好城乡结合部，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们未来将面临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以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为例，土地换社保是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主要遵循的方向之一。近年来，朝阳区在把农民土地转为国有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资金。我们用这笔资金，逐步把农民社保体系建立起来。有的是一步到位，一次性征地后农民获得各类保险社会福利；有些则是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在集体经济有承载力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的并轨。

　　另外，我们在集体资产处置方面也开始了一些探索，如集体资产的量化，我们已在大屯和洼里这两个区域进行了试点，整个乡的转制已经完成。

　　《21世纪》：近年来，朝阳区经济发展迅猛，与之相伴的则是人口的急剧扩张(截至2007年末，朝阳区常住人口已经达到300.1万，占全市的18.4%，是北京第一人口大区)，如何化解不断激增的人口同公众日益提高的公共产品需求之间的矛盾？

　　陈刚：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真正的公共财政体系。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认为财政收入就是用来养活公务员，公务员把活干好了，就是对得起市民。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是要研究怎么样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样把这笔钱回馈到社会上，实现一个再分配的过程。

　　朝阳区现在比较多的关注教育、卫生等公共产品方面的需求。2007年全区财政支出130.6亿元，其中用于教育方面的支出就达到23.14亿元，比上年增长33.2%，这种投入确实比较大。

　　同时，公共财政的概念，不仅针对朝阳区的户籍人口，甚至也不仅针对北京市在朝阳区生活的市民，而是服务于每天都生活、工作在朝阳土地上的每一个具体的人，不论它是朝阳人、北京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比如说，朝阳区流动人口子女学生达9.2万，数量将近全市四分之一，区教委就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包括公办吸纳、聘请协管员、鼓励打工子女就读职高等措施，尽力解决这一块的问题。

　　《21世纪》：作为一级政府，财政收入的盘子总是有限的，更多地将财政向公共产品方面倾斜，您不担心会影响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陈刚：当然，政府也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公共财政的投入在当前关注民生，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也要考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包括加快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大环境的投入，加大对一些产业延续的支持，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是需要考虑到的，需要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