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的解放

　　邓小平说过，改革就是一场革命。如果从社会层面和个人的私生活领域来看，的确如此。就拿体育来说，无论是体育精神还是训练和比赛机制，以及我们的体育文化，都发生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的渐进性和自发性让人们丧失了应有的敏感，以至于很少有人觉察到这种变化。

　　改革之初，1981年11月16日中国女排在日本大阪以3：2战胜日本队，七战七捷，夺得世界杯冠军。就在当天晚上，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国人无不振奋。接着1982年，在第六届世界杯体操赛中，李宁一个人夺得共7个项目中的6枚金牌。1983年6月1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运会预选赛比赛中，朱建华刷新了男子跳高世界纪录。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在今天，这些运动员肯定会成为人们喜爱的明星，如同姚明、刘翔、郭晶晶。人们会自然地把他们当做成功人士，他们的成功首先会被认为是他们的天才与努力的结果。然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些人却是民族英雄。他们的荣誉属于一个具体或者抽象的集体。社会酬报他们的是尊重和荣誉，而不是财富。在他们的成功中，意志和道德力量最为人们关注，也最能打动人。郎平和李宁后来的人生道路也正是他们适应世道变化的结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在这些变化背后是否有着更深刻的原因？

　　在改革之前，我们都知道，身体是属于国家的，是心灵的工具。每个人都是一个螺丝钉，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发光发热，都是党的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身体是为了祖国的强大、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具。心灵和道德是重要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运动来净化自己的道德，而和身体相关的欲望和美，都是肮脏的、脆弱的，它会危害和腐化我们的灵魂。因此，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克服和压制来自身体的欲望。身体的美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在那个时候的体育教育和训练中，意志和道德品质高于一切，运动员能否在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并不重要，甚至好成绩本身就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看他是否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了自己的实践，改造了自己的思想。

　　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思想开始动摇了。体育被当做一种强国的手段，至少是象征。在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成功中，运动员们给国人带来了极大的信心和鼓舞。在80年代，运动员在获得胜利后的感谢中，常常会本能地说，这些荣誉属于祖国，属于人民。在最初的时候，这种情感是真诚的，高尚的。虽然在今天想来女排姑娘们带来的那种喜悦和激情已经恍若隔世了。

　　慢慢的，这种情感开始消退，成绩成为衡量训练的唯一标志，成为像政绩一样的东西。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中，成绩变得至关重要。虽然技术本身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但一切都是为了比赛的成绩。运动员本人是被隐藏在这些成绩后面的。成绩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民族的。何智丽事件和马家军的突起与瓦解是这种体制最富戏剧性的表现。1987年在印度新德里举办的第3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代表团教练组决定，在半决赛中中国运动员何智丽和管建华的比赛中，让管胜出。但在比赛进行中，不听话的何智丽却一举击败了管建华。在那个下午，没有人去理睬何智丽，也没有人对她进行指点，在晚上的决赛中也是如此。在有着悠久让球历史的中国乒乓球队里，何的这种做法是大逆不道的。事实上，她后来也不得不远走日本。马家军的历史就更是如此，马俊仁的训练方法严酷但富有成效，也将这种金牌至上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如果刻薄一点说，在这个时候，运动员是金牌的工具，他们是谁，运动是否给他们带来快乐并不重要。他们只是教练手中的行货，是教练成就、政绩的标志。运动员自己也是这样看待自己所从事的运动的。他们奋斗的唯一目标，成功的唯一标志就是金牌。对体育界整体而言，其他的一切都要为奖牌服务。这就是举国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