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撒手科龙 希望长虹赵勇能接手

　　吊带裤是顾雏军接受西方观念熏陶的结果，大号眼镜框则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接受旧式传统教育的遗留物，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却害苦了他。在中国这个人脉社会里，他没有扎好根基，却胆敢以自己的理论对抗所有的非议。

　　顾雏军曾不止一次地对手下人感叹：“没有科龙的格林柯尔系，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系统；没有科龙的顾雏军，也只是一个三流企业家了。”

　  文·本刊记者 张小平/图·本刊记者 梁海松

　　顾雏军有三样东西很难改变：吊带裤、大号眼镜框和他的倔脾气。

　　自从2005年5月5日科龙电器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后，面对危机一向高调回击的顾雏军，却显得格外沉默和谨慎。他现在想什么？他现在做什么？经过种种努力，《英才》于近期两次见到了正身陷审查风暴漩涡中的顾雏军。

　　2005年7月19日中午的酷暑中，顾雏军穿着一身严实的深蓝色西装，出现在北京一家酒楼。他领着几个朋友，穿过幽暗的旋转楼梯来到二楼的包厢。包厢的名字有点意思：“点江山”、“定乾坤”、“主沉浮”……这是顾雏军常来的地方。

　　那天他推开的是“主沉浮”包厢。这可能是一种冥冥之中的巧合——在数年时间内，顾雏军以一种“指点江山”的气概，在国内一口气并购了十数家家电和汽车企业，并一度成为“一言定乾坤”的行业霸主。但在今天，他已经被抛到风口浪尖，无法再主宰自己的沉浮。

　　而在5天之前的2005年7月14日下午，我们与顾雏军还有一次偶遇。坐在贵宾楼三层的咖啡厅内，望着窗外长安街的车水马龙，顾雏军情绪低沉，我们分明能看到，痛苦和沮丧在他的脸上一寸一寸地扩散，并最终瓦解了他眼里的凌厉和自信，一头花白的头发显得愈发刺眼。他几次强行关掉桌上的录音机，坚持不能接受采访。他甚至摇着手对摄影记者说：“你别拍了，我今天这落魄相，岂不和现在科龙的形象一样了？”

　　但即使处在崩溃边缘，顾雏军仍然拒绝任何反思。《英才》杂志在4年时间内，曾与他有过数次晤面。巧合的是，每次见面时，他都正高悬在舆论的风口浪尖：第一次是在2001年底，媒体把顾雏军的“顾氏循环理论”批得一无是处，但他不屑一顾地说：“没人可以说三道四”；第二次是在2004年10月，他已经变成侵吞国有资产的“典型代表”，面对种种非议时他觉得不可思议：“我做企业，干卿何事”；而这一次见面，他口里反复念叨的是科龙三年内做到的四个指标：销售收入从43亿到85亿，出口从6700万美元到4.17亿美元，税收从2.1亿到5.6亿，雇员从2万人到3.5万人。他数次从沉痛中抬起头来反问：“我把企业做得这么大，我到底错在哪里？”但对当前许多敏感问题，顾雏军仍守口如瓶，他强调说：“我正在接受调查，现在不能说话。”

　　吊带裤是顾雏军接受西方观念熏陶的结果，大号眼镜框则是他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接受旧式传统教育的遗留物，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却害苦了他。在中国这个人脉社会里，他没有扎好根基，却胆敢以自己的理论对抗所有的非议。

　　三个小时后，酒楼其他的客人早已纷纷离去，包厢外长长的走廊显得寂静而空荡。顾雏军也起身告辞，消失在楼梯口的背影显得孤单而沉重。陪同人员解释，他马上要飞到“想买科龙的那个企业所在的城市去了”。他接着说：“等顾总卖了科龙，他会还清所有的借款，不欠国家一分钱的，然后他可能去国外某所大学做教授。”顾雏军本人曾希望，自己和科龙的经历以后能够成为中国企业的经典案例，让大家都来讨论民营企业家生存环境的问题。

　　但事情也许与顾雏军本人的意愿完全相反——会有人相信他曾经有过的“英雄梦”吗？有人说：“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也好，撒开这一切以后，顾雏军有时间去好好想想这些道理。

　　关于立案调查

　　“任何企业三个月不贷一分钱，它必死无疑。”

　　屋漏偏遭连夜雨。自从科龙电器接到证监会立案调查的通知后，各种问题接踵而来：各大银行马上只收不贷、供应商压缩甚至不再供货、代理经销商开始变得分外谨慎、三个高价独董一起辞职，后来又有两个律师和一个会计师站出来企图通过收集投票权从而罢免顾雏军董事的职务……

　　面对上述敏感问题，顾雏军一脸的无辜和痛苦。但他仍然拒绝回答任何有关问题，他说：“现在证监会正进行调查，这个时候他对科龙发表意见岂不是找死？”于是我们和顾雏军的新闻发言人进行了沟通。

　　该新闻发言人表示，其实立案调查之前还是有一些预兆的——去年7、8月，国家审计署来审，审完了以为没事就过了；后来又有广东证监会稽查局的一个巡查，也没太当回事。他介绍，这些审查是在一个大的背景下促成的，那就是因为德隆事件引起了有关部门对“一托多”公司的关注，加上“郎顾之争”，从而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那么科龙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有多大？据知情人介绍，这次证监会的确抓住了科龙的一些“把柄”：江西科龙存在挪用资金的犯规现象，并且尚有5700万未补上。而新闻发言人解释，这是江西科龙一个年轻的负责人干的，他原来是格林科尔的董事，先后拆借和挪用了26个亿，但有好多款项都是用了以后马上又还上了，其实与格林柯尔总部的关系不大，但他的行为拖累了整个公司。而这5700万，差点让顾雏军“栽了进去”——挪用资金的是江西格林柯尔，这是顾雏军的私人公司，所以曾一度被指责为侵占，但据说有关部门认定犯罪事实不够充分。

　　新闻发言人对此进行了辩解：“上市公司没有毛病那是假的，只要查，多少都有些问题。在现有的体制下，一个民营企业想发展壮大，按照常规中规中矩地去做事情，一是你做不到，二是可能机会就没了。顾总急于想做成做大一些事情，可能做了一些法律边缘的事，这实际上是逼出来的。他并没有拿一分钱回家。”

　　但对立案调查之事，有传言说背后有竞争对手在推动此事。但据接近顾雏军的人透露，顾曾在私下里说：“现在可能所有的人都很失望——自己会很失望，因为一心想做事，却这么垮了；媒体会很失望，因为他们的猜测没有得到证实；对手会很失望，因为他们拿不到科龙公司，我绝不会卖给他们。”

　　正是因为这种似乎固执的自信，顾雏军刚开始对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并没有太放在心上，但各大银行连锁反应，让他慌了手脚。新闻发言人也感叹道：“任何企业，只要你三个月不给它贷一分钱，它必死无疑。”他介绍道，其实科龙的品牌、渠道、市场等一切正常，如果目前有8个亿左右的贷款，还是能够让科龙起死回生的。顾雏军已经搭建起一个平台，可能还要三、五年才能形成有效的回馈，但突然一刀斩了过来，马上就腰折了。顾雏军一直希望政府在对民营企业进行监管的同时，也要加强保护机制，让企业在接受调查时仍能维持正常的运作。

　　对几天前两个律师和一个会计师企图收集投票权准备罢免顾雏军董事资格一事，新闻发言人斥之为“很无聊、很无知”。他说：“我们了解到，这个人很聪明，他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和一个合适的点，做出了可能对他自己产生最大效益的事情，但我们不想帮他们炒作这件事。”据说顾雏军对此更不屑一顾：“把科龙送给他，他都不敢要。”

　　顾雏军受到外界质疑最多的，是玩弄“财技”，所以招致审计所的保留意见。对此新闻发言人解释道：顾雏军正式入主科龙是2002年1月7日。2001年安达信出具了保留意见，是因为对原来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保持怀疑；2002年德勤因为刚从安达信接手，对安达信报表的起止点不敢肯定，所以也是保留意见；2003年没有意见，说明他们对科龙挺满意的；而2004年的保留意见，是为了谨慎起见。他补充说：“科龙的税收三年中从2.1亿做到5.6亿，这是最过硬的一个指标。”

　　对于郎咸平质疑的“洗大澡”一说，顾雏军在去年接受采访时曾指责道：“郎咸平他根本不懂。其实撇账的代价是很大的，意味着你三年不能配股。只有真正想做事的人才会去撇账。我做任何公司，首先是要撇账，然后才经营它。那是肯定要撇的，那么多坏账不撇怎么行？一个人想做事三年不配股，我会是一个坏人吗？”

　　关于卖掉科龙

　　顾雏军告诉长虹赵勇，你现在可以成为中国黑白家电的霸主了。

　　科龙现在的销售情景已经陷入一种持续走低的状况之中。2005年4月，科龙的销售量还增长了22%，但自从证监会宣布调查后，5月的销售量已经下降了48%，6月更是下降了70%。据最近的消息称，科龙已经停产了。

　　对顾雏军而言，也许目前惟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卖掉科龙。据接近顾雏军的人透露，顾雏军其实一直不打算卖科龙，但是十几天以前，有人告诉顾，说你的时间不多了，赶紧把科龙给卖了吧，否则将失去主动权。

　　最具戏剧性的是，顾决定卖科龙时打的第一个电话，竟然是给赵勇的。而就在数年之前，顾雏军曾亲自跑到长虹去找倪润峰，企图说服倪润峰把长虹卖给自己，以便成就中国黑白家电霸主的梦想。后来倪润峰退了，他又去找赵勇，鼓动赵勇和自己一起干。想不到这次却是顾雏军去找赵勇谈卖科龙的事情。

　　赵勇当时在国外，但第二天就马上给顾雏军回了电话。电话里顾雏军对赵勇说，我决定卖科龙了，你现在可以成为中国黑白家电的霸主了，你干不干？赵勇立即安排自己的副手从四川绵阳飞到了北京。他们在北京首都机场找了一个房间，足足谈了两个小时。从来都是四处收购企业的顾雏军，是第一次出卖自己名下的公司。

　　知情人分析，顾雏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科龙再不卖掉就卖不出价了，到时很有可能被有关部门接手进行破产重组，变得“一钱不值”。也许顾担心的是，科龙最终会被他昔日的对手以很便宜的价格从政府手上买去。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科龙可能会以高于净资产以上的价格出售，而且据说将在近期最后签订协议。

　　有消息称，除了江西科龙挪用后未归还的5700万，另外格林科尔还借了7.59亿，因此，只要顾雏军把科龙卖到八九个亿，就可以把全部的钱还了。新闻发言人说：“科龙现在停产的情况下还能卖出那么多钱来，这公司会是一个坏公司吗？顾总把钱全还上了，还能说他是一个坏人吗？”把全部欠债还清据说是顾雏军目前最在乎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为顾雏军大概算出一笔账：如果科龙以8亿的价格卖掉，那么只能够还债之用，他剩下的就只有亚星、美菱、襄轴及香港上市公司的股权，另外还拥有天津工厂、英国公司、法国管件厂等，共约1亿美元的股权。他最终亏了7000万美元。

　　顾雏军曾不止一次地对手下人感叹：“科龙是所有公司里最有灵魂的、最闪光的、最耀眼的一个企业。有了科龙，我可以和伊莱克斯的老板平起平坐。没有科龙的格林柯尔系，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系统；没有科龙的顾雏军，也只是一个三流企业家了。”

　　关于收购

　　“美的或格力如果有一天玩完了，可以再买一家，就变成世界第一了。”

　　顾雏军的收购战略，曾让外界眼花缭乱、难以看懂。顾本人曾在去年底对《英才》做过耐心的解释。

　　收购了那么多生产线，如果开工不足怎么办？顾雏军解释道：“这个是先有鸡后有蛋的问题，你没有生产线就没有人找你订货。伊莱克斯和我们谈，打算把欧洲的产能关掉一半，转到我们这里来生产。2004年9月到2005年9月有150万台冰箱的订单，全球除了科龙以外，没有谁可以接这个订单。”

　　顾雏军认为冰箱生产线投资过大，建新的生产线不如收购旧的生产线。他心里算过一笔账：“我花1000万买回来，一年生产15万台，按10年计算，平均一台摊销的成本是7元钱；如果是新的生产线，花了5000万，一台摊销的成本是30元钱。你一台多了25元，根本就没办法卖了。我把所有的旧线全买了，看你怎么和我竞争？你买新线，就得每台比我贵3美元。阿里斯顿有一条新线，也是当旧线卖给我的；杭州西泠三条线有两条是新线，其中一条是从来没用过的，但也是当旧线卖的；上菱冰箱三条线，有两条是很好的线。我用新线生产高档冰箱，用旧线生产大众一点的冰箱。”

　　科龙卖得最好的地区是美国、欧洲，最大的客户是伊莱克斯、惠普、GE、梅泰克等。顾一向夸口科龙不像长虹，在海外没有一单坏账。对2004年年报中多达4个多亿的应收款，他的新闻发言人解释道：“那是很正常的，一般还款期为6个多月，有些还没有到期。”

　　根据科龙提供的数据显示，3年的时间科龙的外销创造了5亿元的利润。冰箱的内销外销都是盈利的，但空调内销亏得厉害。之所以一直坚持不懈，是为了上规模。因为生产300万台可能亏本，但做到600万台就可能盈利了，而2004年空调的盈亏点在450万台左右。

　　顾雏军一直津津乐道的，是他残酷的成本控制战略。他标榜，光管理费用就从4亿降到了2亿。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顾雏军突然进军汽车行业，竟然是耐不住寂寞后的冲动之举。他曾对业内的朋友说：“我们原来一直在等，比如说美的或格力，如果有一天玩完了，我可以再买一家，就变成世界第一了。但在等待的过程中，已经没什么可做了，所以我们去做了汽车。”顾对国内汽车行业靠低价竞争的手段感到可悲，他认为自己有海外经验，完全可以把汽车在海外也打开市场。

　　对于收购资金从哪里来的质疑，新闻发言人坚称大部分是顾自己筹集的钱。“顾总先后向国内投资了1.7亿美元，你们可以到国家外汇局去查。另外格林柯尔还向银行贷了7.59亿元。”对第一桶金，半年前顾雏军曾对《英才》做出解释：“我去国外，从来没有读过书或打过工，一出去就是做老板。我以制冷剂的专利权入股，而且是大股东，占60%多的股份。”

　　有的人有10分的力气，只做8分的事情，有的人却做12分的事情，顾雏军无疑属于第二者。有人这样评价顾：“兜里只要有一块钱，他就会想着如何去收购企业。”顾雏军在去年接受采访时，被问到什么叫冒险时，他回答说：“收购科龙就是冒险，当时香港所有的朋友都劝我别买，但我感觉自己有能力把它做好。”

　　新闻发言人替他解释：“这首先和顾总的个性有关，但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抓住了时机你就可以快跑。当时他在全国收购零散的生产线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他在买破铜烂铁，等他买到一半时，很多人明白了，他在建一堵围墙。等别人明白过来时，机会已经没了。”但他也觉得，如果战线不是铺得太长，给自己留一些余地，就不会在危机来临时手足无措了。

　　对于其他几家收购企业的现状，很多媒体进行了悲观性的报道，但科龙方面却有另外一种版本的介绍：“美菱是国企改制的样板。当地政府领导曾当面夸奖道，美菱改制过程中，一是没有发生上街游行，二是保证了20%的增长，三是基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2004年顾总抽出了两个月时间专门来襄轴解决问题，它停产两年了，但很快恢复生产。2004年2.8亿销售额，2005年销售额将达到5亿。亚星2003年持平，2004年1—6月增长30%……没有一个企业在当地有负面消息的，所有当地政府对科龙的评价都非常高。”

　　关于个人危机

　　顾雏军认为自己比唐万新好多了，因为他可以把所有的欠债都还上。

　　放着稻草人不做，却宁愿成为众矢之的的草靶子。顾雏军拒绝任何反思。他曾不止一次私下里说：“我没有什么反省的地方，我没有错，科龙公司没有错。即使科龙公司在运营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也是可以解决的啊？怎么可以让一个公司就这么死亡了？这是对社会财富的巨大摧残。”

　　而《英才》去年采访顾雏军时，他抱怨道：“舆论在妖魔化我。我买的公司都是坏公司，谁也不要的。我呕心沥血把他们弄成这样，弄好了后谁都想抢着要。很多人说我圈钱，你说我一生要花多少钱？我1.7亿美元的存款利息也有300多万美元，我不是穷人啊。”顾雏军当时曾透露，2005年的愿望是把科龙私有化，在股票比较低的时候买回来。他说：“根本就不想掏上市公司的钱。一个很有前途的公司，为什么要上市呢？”

　　在关系就是生产力的社会里，顾雏军显得有些不入流：“我并不需要向这个社会奉承什么，因为我是为这个社会创造财富的。在当地政府，我从来不请他们吃饭，我觉得我做好科龙，应该你来请我吃饭才对啊。”顾雏军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做企业，让他拍马屁他干不了。

　　千里堤溃，始于蚁穴。但他有自己固守的原则：“我不是政治家，我只会做企业。家电是利润微薄的产业，需要你用100%的努力去做它才能做好，如果你再花50%的精力去干别的事，去防范本来不应该由我来防范的风险，那你就干不好这个企业。”

　　对此次面临绝境，顾雏军一度表现得极为悲观。他甚至把自己比喻成“企业界的孙志刚”，言下之意，希望此次科龙之变也能带来某些东西的改变。

　　据他身边人介绍，顾雏军在决定卖科龙的那个晚上，根本睡不着觉，一度伤心而落泪。他怎么都想不明白，科龙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他曾悲叹道：“现在媒体铺天盖地地批判我，都把我当坏人，可是我从来没干过坏事。我明明做的事比你多，你却有资格来骂我？即使我做了一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事情，那也不用置我于死地啊。”顾雏军曾有过一个比喻：“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假设限速是120公里，但我开到了119.9公里，这难道有错？”他觉得，从1998年回国创业到现在，自己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理想的破灭。

　　记得去年和顾雏军聊天时，他曾万分惋惜唐万新，但他没想到的是，现在自己却被媒体喻为“唐万新第二”。顾雏军拒绝这种类比，认为自己比唐万新好多了，因为他没有欠那么多钱，他把自己在科龙的股份出售了以后，可以把所有的欠债都还上。他很自信地对周围的人打包票：“我可能会只身一人离开中国，但我不会欠国家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