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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钟伟
多年来，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这样匪夷所思的新闻：父母让年幼的孩子辍学，给注重义务教育的地方政府一怒而告上法庭；每到中考时节，不少家长人心惶惶和托关系或许以重金，希望孩子能挤进省市重点或区重点中学；而高考发榜之后，总也少不了家长流泪对着子女高考录取通知书，却送不起子女入学的凄凉。中国教育体制这个坚固的计划堡垒怎么了？
在我看来，教育乱收费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
先说政府的教育投入，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成败始终攸关国家兴衰。早在1987年中国就制定了《9年义务教育法》，在1995年又出台《教育法》，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始终离4%的法定教育投入目标至少还有1000亿左右的缺口。我们的东亚邻居莫不视教育为立国之本，而俄罗斯虽然今非昔比，但目前教育经费的投入甚至超过了军费！
再说教育经费的投入结构，中国社会整个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快速浓缩版”，这使得各级政府支出总是捉襟见肘，但教育经费毕竟得到了优先保障，有限的经费没有用在刀刃上，才是问题的症结！结构性问题有两大特征，一是吃“教育饭”的人太多，其中大部分并不上讲台传道授业解惑，以现今中国的大学为例，全部教职工编制中，有一半上得讲台就不错了！二是本末倒置，重高等教育，轻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对学龄前教育熟视无睹，这样的重末轻本恐怕是在地球上的奇观。这折射出和中国国运不相适应的“精英教育”思路，中国的将来恐怕不仅仅靠少量精英，更靠大量朴实无华的普罗大众。
然后看看高等教育如何呢？一言以蔽之，好大喜功，官大于学。病之一在于各种打造一流名校、重金扶持各种人才工程花费过巨，造成高校之间的苦乐不均；病之二在于重规模甚于质量，严进宽出，使得中国博士生教育规模迅速赶超了美国；病之三在于僵化国办忽视民办，使得高等教育体系呈现“国办精英教育”的不和谐特征；病之四在于高校人浮于事，上得讲台做得科研的教师太少，吃教育饭不办教育事的人太多；病之五在于高校录取，从招生指标到录取分数带有过于浓烈的地区歧视色彩；病之六在于商人化的学者太多，学者化的官员企业家剧增，教学科研成果泛滥，宁愿坐冷板凳者日少，大学有斯文扫地的危险。目前若要维持子女4年制本科教育，大致要花掉普通城镇家庭5-10年的全部积蓄，贫困家庭面对入学通知书一愁莫展，已是司空见惯。
再看看义务教育如何呢？小学和中学教育的腐败程度，绝对烈于高等教育，并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病之一在于学龄前教育无人问津，导致收费昂贵，人到中年的父母叫苦不迭；病之二在于普及教育阶段竟然还有省市重点小学中学，导致家长协同子女，或挑灯夜战，或捐钱托官，只为子女能上中小学名校，其花费绝不亚于4年本科；病之三在于分数不够钱来凑，本身是件无耻的事情，而其竟然能冠冕堂皇地“阳光化”，即所谓数以万计的“择校费”，这些费用用到哪里去了恐怕只有天知道；病之四在于各种课外加课巧立名目，批量化昂贵地生产高分低能儿，使得中学教育成为对孩子的折磨而不是培养。在此我再次强调一个常识性的话题，那就是，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各校应按学生数量平均分配教育资源，取缔各种形式的中考和辅导班，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农村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不能仅仅是家长的义务，而不是各级政府的义务！2005年，中央政府对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的1400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中小学生实行“两免一补”政策。但这仍然是远远不够的，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问题需要500亿元左右，这是目前的中国国力能够承担的。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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