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回应经济热点：必须把资本市场退市制度搞好

　　中国金融博物馆

　　2018年6月28日晚，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先生应邀专程来上海并购博物馆做一场关于重组的演讲，300位来自各地并购届人士现场聆听。博物馆根据现场录音整理实录，未经作者确认。鼓励转发，请标明博物馆版权。

　　王巍：

　　我们筹备了半年想做一个中国并购大师的讲坛。中国并购公会已经成立了16年，每年评选中国并购人物，多年来大概有70多个并购人物入选，进入并购博物馆名人堂的有20位。这20位并购人物都愿意到并购博物馆来做一次讲演。我们特别有幸，今天邀请了曾在2010年当选中国并购人物的黄奇帆先生开场。他当时是重庆的市长，提出了全新的国资重组的模式，全国各地仿效者非常多，而且成效非常大，将重庆的重组经验带向全国视野。

　　博物馆大厅有个并购钟，10亿人民币以下并购交易在这儿敲钟，为并购成功上市来鸣钟，已经有几十个企业敲钟了。这是全球唯一一个并购鸣钟庆典的仪式。今天特别邀请黄奇帆市长和马德伦行长，一起来为我们的并购大师讲堂开讲而鸣钟。请大家用你的相机来记录这样一个时刻，有请二位。【全场掌声】

并购大师讲堂开场

　　王巍：

　　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国金融博物馆的王巍，感谢各位从全国各地赶来、上海地区的朋友，有几位坐飞机北京、海南、深圳、厦门专门赶过来的，让我非常感动。他们在酷暑的夏天来到上海，就是希望聆听尊敬的黄奇帆市长的讲演。

　　黄奇帆市长是老朋友，过去几十年来他活跃在中国改革第一线，不仅仅是理论和观念创新，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操盘手。他在上海浦东，在上海工业系统工作期间，特别是在重庆这16年里，重庆从当年的一个山城变成今天内陆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城市。很多朋友都在微博、微信看到了黄奇帆市长这么多年许多引起广泛关注的言论，他已经成了全国企业家的“网红”。

　　“并购大师讲堂”已经筹备了半年之久，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黄奇帆市长，为我们并购人物讲堂来做第一场讲演。从博物馆立场上看，重要人物、重要观念和重要事件才推动了历史，黄奇帆市长他既有历史观念，又是一个重要人物，同时他又推动一系列重组改革创造了许多资源优化配置的成功案例。所以请黄奇帆市长来这里做第一场讲演是名至实归。

　　黄市长上个月来并购博物馆时谈到了当年邓小平来上海访问时的一些情景，我们也把部分资料放在了博物馆。我代表大家欢迎黄奇帆市长从这一段讲起。

　　黄奇帆市长：很高兴今天晚上来中国金融博物馆上海并购馆，在并购方面做一个讲座。应王巍同志的要求，把邓小平老人家有关金融的一段重要论述做一个回顾。

【邓小平在上海的金融观点】

　　1991年2月18日应该是年初四的早上，邓小平视察浦东，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和上海的一些领导参加汇报，我们浦东开发办的主任、副主任作为工作人员陪同在一起。当朱镕基汇报上海浦东开发的一个战略叫“金融先行、基础铺路、贸易兴市、东西联动”，这么一个十六字方针的时候，邓小平老人家插了一段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要从上海抓起。这件事要很长的时间，但现在就要起步。”老人家当时脱口而出讲了这么一段话，我当时听了是非常的震撼。我当时凭我的知识敏感，觉得这是一个有时代意义的、标志性的、里程碑意义的一段金融方面的指示，我当然就把它记下来了。

　　老人家这一段话寥寥几句，应该说有四层含义：

　　一是说明了金融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二是指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方法，要抓好金融这个关键环节；

　　三是指出了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未来的方向，货币最终要走向自由兑换。中国的金融在世界真正的地位就是中国的人民币能在世界上自由兑换的时候，这是金融强国实现的标志。大家要知道1990年、1991年中国的货币根本连贸易项下都没有自由兑换，一切都是管制的。在那个时刻小平能够非常深邃的、高瞻远瞩的讲了今后货币要自由兑换，他是从上海过去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从这个角度说起的，实际上小平这个话说了以后5年，到1996年中国人民币在贸易项下实现了自由兑换。

　　现在又经过了20多年，中国人民币逐渐国际化，跨境人民币的交易量越来越大，结算量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的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也有一些的国家把我们的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再过若干年，当有一天中国人民币在资本项下也能够自由兑换的时候，当有一天人民币不仅成为贸易清算、结算的货币，而且成为资本项下自由兑换的货币，成为各个国家的储备货币，成为世界各国货币中的一种锚货币的时候，小平老人家的目标就实现了。老人家说这件事要很长时间，我相信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5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时候，这个货币目标也一定能实现。

　　四是老人家这段话里讲了上海应该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要从上海抓起，这段话对于90年代初期的上海是不得了的重要，是非常大的思想振动、思想开放。因为1990年前后任何国内报纸没有一篇文字会说上海是国家的金融中心，上海人自己内部研究，但从来不敢在报纸上去说要成为金融中心的想法。

　　因为那时候计划经济，一切金融出自北京。市场化的地方中心，大家会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思想的僵化也好，禁锢也好，在当时包括我们这些当时的局长，脑子里都是不敢提上海成为国家金融中心。尽管会有这种想法，社科院、研究室内部讨论会有，但从来没有文字。

　　在这个意义上讲，老人家这段话给上海思想带来极大的解放。老人家的话讲了不久，上海各种报纸开始讨论上海金融中心的问题，到了1992年上海党代会正式通过了把上海建成我们国家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三中心的目标”，后来又加了一个航运中心等等。老人家这段话对上海、对中国、对我们所有的金融工作者，对于我们不搞金融的经济工作者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金融博物馆把老人家这段话放着十分重要。

　　1992年，负责整理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郑必坚同志到浦东调研，我在陪同他考察过程中讲到：“‘南方谈话’发表后，广大干部群众深受教育和鼓舞。‘南方讲话’内容很全面，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时讲的内容基本都有了，但其中有关金融的一段话没有反应出来。”郑必坚同志问我：“是什么内容？”我便把小平同志视察时关于金融发展的话复述了一遍。郑必坚同志说：“这段话很重要。在整理‘南方讲话’时，我们也在寻找小平同志关于金融发展的论述，但没有找到。你复述的这段话，对上了。”于是，郑必坚同志要我把小平同志这段话整理出来。为郑重起见，郑必坚同志回到北京后，很快就通知上海市委办公厅，要求把小平同志这段话的内容传真过去。遵照上海市委的要求，我凭自己当时的记录，很快把这段话写成文字，并由市委办公厅转给了郑必坚同志。后来，郑必坚同志告诉我，他收到这段话后，先送给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朱镕基同志翻阅了自己的笔记本，予以了确认。然后，郑必坚同志又把这段话给了王瑞林同志，请他呈送小平同志审阅。小平同志看后表示，他的确说过这段话，并仔细地在“金融很重要，是经济的核心”这句话中，“经济”的前面加上了“现代”两个字。后来，这段话补充进《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一文，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6页。

　　我今天讲这一段话一方面改革开放40周年，历史过程中很多重要的细节，很重要的时刻，我觉得大家回忆一下，特别是像博物馆里面把这些放在那里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我今天把两个件捐赠给博物馆，一个是当年我们参加向小平同志汇报浦东开发的时候，现场一幅照片，十分珍贵。第二个是1993年，我根据回忆写了一篇小平同志关于金融发展论断的见证体会的文章，以及一段文字说明，一起捐赠给博物馆。【全场掌声】

　　下面就言归正传。作为并购大讲堂今天的主题当然是讲并购，讲资产重组、资产并购。在工作过程中，在企业和地方发展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瓶颈乃至危机。如果运用重组的思维方法，逢凶化吉、摆脱困境，那无疑是一大幸事。人生和事业在不断重组，不断解决难题之间跌宕起伏，就会化育成生命的乐章，奏响重组的旋律。可以从中深刻领悟到重组的妙趣与真谛。重组的真谛是资源优化配置，重组的妙趣在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重组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凝结着智慧的结晶、思维的张力和经验的积累，是管理者心路历程中最愉悦的篇章。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

　　“重组”二字真是奇妙。“千里为重”，意指空间的转换和历史的邃远；“组”，“糸”旁指“丝绳”，“且”部为“加力”，寓意抓住主干，理清乱麻。两个字组合起来，就是站在历史和战略的高度，发挥聪明才智，抓住问题主线，对事物构成要素重新进行排列组合，形成最优解决方案。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写到：“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其中，“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的统一性是有条件的。”站在这样的哲学高度理解重组，就是通过改变事物的联系方式和运作条件，使其内部结构优化，进而使运动的方式、运动的轨迹朝着理想的方向和预期的目标转化。

　　无论是词源学考证，还是哲学辩证思考，都告诉我们，重组是一个广泛适用的概念，世间万事万物都是可以重组的。

　　深化改革需要重组。所谓改革，就抓住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牛鼻子”，通过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方式来提升综合效率。实际上，改革就是重组，重组也是一种改革，改革与重组异曲同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两个概念。我们处在一个深刻转型的时代，原有体制弊端尚未根除，新生市场机制有待发育，如何破解长周期、大面积、反复出现的历史遗留问题？如何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产生的新矛盾、新问题？如何依托现有条件，着力解决现实的问题，实现预期目标？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重组的思维和办法，通过边界条件的调整变化，使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支“看的见的手”协调配合、相得益彰。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离不开重组。经济发展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本质上都是通过经济要素、创新驱动、资产结构、股权结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方面的经营运作，促进资源配置最优化和整体功能最大化。这里面包含诸多重组操作，包括资产重组、组织重组、管理重组、资源重组、要素重组、权利重组等等。其目的，都是通过重组达到“1+1>2”或“5-2>3”的效果。可以说，人类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的、技术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都会涉及到重组。大千世界，没有什么不可以重组。

　　重组的道路千万条，重组的方式千万种，但困难面前，如何抽丝剥茧、条分缕析，迅速找到最合适的重组路径，从而实现问题的解决、发展的突破呢？这就需要把握重组的一般规律，明白重组的目的、条件、方法和注意事项。

　　重组的五种目的

　　一个企业负责人或者政府官员日常需要处理的事项中，绝大部分用常规方法就可以处理，不需要重组。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想重组，为了重组而重组，那是自寻烦恼。重组历来是问题导向的，是有明确目的的。一般在五种情况下，要启动重组思维：

　　一是实现超常规发展，需要重组思维。企业要想迅速扩大规模、占领市场，获取战略机会，地方要想加快发展、弯道超车，一般的方法往往是不行的，这时候需要转换思路，考虑重组的方法来推动。

　　二是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要有创新的重组思维。一些问题由来已久，长周期存在，你的前任、前任的前任都没有解决，一定是在传统的坐标体系内无解的。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用重组的办法解决它。

　　三是解决广泛存在的问题，要有独特的重组思维。因为既然是一个普遍问题，甲想解决，乙也想解决，大家都想解决，但又没有想出好的办法，就说明常规的办法解决不了，应该创新重组。

　　四是遇上爆发性、危机性、冲撞性的尖锐问题时，也需要重组思维。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在新时期、新形势、新条件下谋求新的突破，延续并不断增强竞争力，就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尤其是金融危机之时，常规的办法一般不大管用，必须用重组来摆脱危机，用重组来抓住机遇。

　　五是全球化背景下优化资源配置，需要有重组的思维。经济全球化使资源配置的范围超越了国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要素的最佳组合和资源的最优利用。一个地方要想分享全球化红利，就必须运用重组的思维，在全球化范围内对资源要素进行优化配置，这样才能更好的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化发展。

　　以上是从方法角度讲了五种抽象的归纳，具体到了你生活、工作中你稍微想象一下，哪些是属于这一类，哪些是属于那一类，总之跟这五类有关的有时间的、历史的、空间的、广泛的方面，有突发的、超常规的，有整个国家边界条件变化了、开放了，这时候你都需要有重组的思维，想清楚怎么解决问题。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关于重组绝不是抽象的无事找事，为重组而重组，一定是问题导向的，围绕着解决某个问题而去重组，而问题有五种性质，这五种性质问题碰上了你就要启动重组的思维。【全场掌声】

　　推进重组的五种方法

　　遇上了上述五种问题你怎么去解决呢？重组的手段、方法，从哲学意义上或者方法论意义上有哪几类方法呢？大体有五种：

　　第一个边界条件法。调整边界，调整你工作的环境、边界。毛主席说过，事物一切都是矛盾的一种运动，任何一种矛盾有内因和外因。内因起主要作用，外因起转化的作用。一切的矛盾都因为外因条件的变化带动了内因的调整，内因随着外因而变化，最后使矛盾这种运动转为那种运动，这就是事物运动的基本规则。在这个意义上，你这个公司也罢，单位也罢，你要解决的某个事项也罢，它在某种边界条件下它是这么样的运动。当你把边界条件一改变，那么很重要的经济结构也好，企业运行状态也好，都会变化。

　　我们现在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经济，当你把供给侧的边界条件、供给条件调整变化了，经济运营的质量、效益和结构也会变化。比如说“三去一降一补”里面有一个“降”，降什么？降成本，降成本降哪个成本？降物流成本、税费成本、融资利息成本、劳动力供应的成本，还有降各种资源要素的成本。当你把这五种成本都降低了，那整个经济结构就会变，运行质量和效益都会提高。

　　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边界条件下运行的，调整边界条件往往能改变企业的运营环境，实现优劣的转化。比如，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冗余人员多，负债率高、社会负担重等问题，一个企业可能有90%以上的负债率，50%以上的冗员，还承担着各种社会负担，这样的企业老总肯定不好当。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企业发展边界的调整，通过实行下岗再就业，消除企业冗员、剥离企业债务等方式、使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实际上，国企边界调整后，许多优秀企业就脱颖而出了。

　　第二，资源优化配置。即在市场情况下，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各种要素的利用效率，取得更大的收益。包括企业上市，垃圾股重组，各种大小集团合并强强联合，或者优势企业与弱势企业的合并，这不是为合并而合并，而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资源优化重组，很重要的是要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参与配置资源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好处，实现多赢。

　　第三，利益分配法。简单的讲，就是切蛋糕的方法，通过改变利益分配方式或者分配比例来进行重组，提高效率。利益蛋糕本来是这么分配的，现在为了局面和新目的，把这个蛋糕重新划分后形成分配格局，从而实现资源重新整合，化解一定的矛盾，解决一定的问题。

　　第四，机制变革法。就是对企业内部或者系统内部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组不仅仅需要外部条件的改变，同样需要内部体制机制的优化。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事业单位改制等都属于这一类重组。

　　第五，管理措施调整法。比如对不适应工作要求的管理层进行调整，启用懂市场、会管理、善经营的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对管理方法进行更新，或者出台新的政策措施，调动各方积极性，促进企业高效规范运营。

　　在经济领域有一系列体现上述重组方法的案例场景，比如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即对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及其资源进行重组整合，表现为产业链条上的纵向合并或并购。又比如企业业务流程的水平整合，也就是将企业的研发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加工，物流配送的某一个环节外包出去，搞“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搞软件开发和外包服务等等。都表现为企业的横向合作或并购，现在惠普，IBM等跨国巨头，都是自己控制研发设计、营销网络等核心环节，把零部件加工、物流、结算环节外包给各种代工企业、物流企业和财务公司，自己的业务不到30%。再比如金融资本、产业资本之间的整合重组。包括上市融资、股权转让、招商引资、引进战略投资者进行股权投资等等，主要体现为资本结构的变化。企业债务重组也属于这种范畴。再比如组织结构的调整重组。包括管理链的整合重组，如精简管理环节以提高管理效率，包括管理层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更换，乃至整个领导管理团队的更换。还有依托信息化的产业链重组，比如，我国正在推进的“互联网+”行动，通过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来创造新的发展生态。比如，“德国工业4.0”，借助先进智能技术在制造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管理等关键环节渗透应用，加快推进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和服务化延伸。这些业务流程再造和产业链优化升级，实质上也是重组。

　　以上说的是重组的五种方法和一些应用场景，下面介绍一个具体的案例，京东方重庆液晶面板的项目。

　　2014年的时候，当时我考虑到重庆有6000万台电脑，还有2亿台手机，消耗大量的液晶面板，但是这个液晶面板重庆一平方米也不生产，液晶面板跟集成电路一样是高科技核心产业。我们中国在2014、2015年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2000多亿美元，每年进口的液晶面板1700亿美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搞好这个项目，对重庆、对整个国家都是有战略意义的。当时，中国最好的液晶面板企业就是北京京东方，我跟王东升2014年9月晚上通了一个电话，我说你现在是中国最好的液晶面板企业，你这10年艰苦奋斗形成了上万个专利，在世界前10位的液晶面板企业你已经排在第四、第五位了（2014年），现在他已经到了第二、第三位了。我说你有技术，我这儿有市场，我们合作是资源优化配置，你到我这儿来生产液晶面板100%就在重庆销掉了，运都不要运。他说，你有市场，我有技术，也能生产出来，但是一个项目要340亿的投资，我现在这个公司筹不起这个钱。我说你是个上市公司，你这个钱我们可以向重庆企业定向增发的方式来解决。由市场化方式来解决资金，当时他的股价是2块多一股，我说你增发100亿股，由重庆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出200亿予以购买。你拿到了200多亿后，再从银行这边贷款140多亿就形成340亿，这个项目资金就有了。所以我们这么商量完以后，三个月内把这个资金都解决了。2014年底就开工，到了2016年竣工。340亿的钱一年多时间就把它竣工了，然后投产。这个企业厂房是1平方公里，施工的场景是非常壮观。这个项目竣工后能够带动几百亿的产值，也有几十亿的利润。它还会推动上游，液晶面板贴在玻璃上，玻璃也要生产，上游产业可带动上百亿，下游方面，一块面板出来了就是一个电视机70%的价值，稍微配套一下就是上百万台电视机的显示器终端等消费品出来了。所以他形成一个产业链，一个项目可以带动六七百亿。这个项目显然是成功的。2016年初，总书记去视察重庆的时候看了这个项目，表扬这个项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典型案例。【全场掌声】

　　我讲这个案例里面使用重组的方法，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实现了招商引资，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一个地方一个产业链集群的诞生。这里讲了三种资源优化配置的方法：你有技术，我有市场这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资金不足，我这边出钱，但是用了你的上市公司资源定向增发，一旦增发完毕以后，重庆这个项目是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政府那些企业只不过是买了100亿股，，买了200亿股的股票，这是又一种资源配置。这200亿股票过了两年、三年全流通可以退出，退出时京东方的股价提高了，企业收回了本金还能赚一百多亿元，市政府决定拿赚来的钱又跟京东方搞一个柔性液晶面板的项目，这个项目要460亿。这个项目就不搞定向增发了，因为把这赚来的一百多亿元和京东方作为投入共同出资300亿，总投资额460亿，最近开工了。这是第三个资源优化配置。

　　我讲这段话意思，现代招商引资也好，收购兼并也好，或者产业结构调整也好，要有重组的思维，要有资源配置的思维，要站在顶层进行设计。设计了让对方、合作方和自己能够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家大欢喜，这个时候与其说招他的商，也可以说他在利用你的条件，大家互相合作，合作两赢。

　　重组的五个注意事项

　　不管遇到哪种情况，也不管用什么方法进行重组，都要把握五个要点：

　　其一，不能把重组搞成群众运动。一定要明白，重组是领导者的事情，不是群众运动。重组是有一定权利、资源、资金、实力的领导人之间相互默契的行动。你的企业去收购另一个企业，一定是你这个企业的领导跟那个企业领导讨论，资源优化配置一定是有权利的人做的决策。

　　其二，重组要讲时机、讲机遇。可能这个时点重组能够成功，而且成本低。那个时点重组虽然也能成功，但是成本可能提高一倍。再换一个时点重组，同样的方法，没准就失败了。所以要择机而行，果断处置。

　　其三，重组一定要尽可能照应方方面面的利益，重组的各方应该是多赢的。在讨论ST重组时，我谈过一个“四边形法则”。简单讲，ST企业的重组一定涉及四类主体：一是把企业搞的一塌糊涂的原大股东；二是新的战略投资者、新的大股东，或者说战略重组方；三是散户股民；四是ST公司的债权人。这四个方面要利益互补，四方共赢。不能把全部坏账叫战略投资者背，否则人家就不愿重组了；不能赖账，让银行消化，那银行不会干；也不能欺负股民，影响社会稳定。当然也不能让原来的大股东净身出户，股权受冲击。这里面，有各个方面积极性的调动问题，要义在以“多赢”为行为准则。

　　其四，重组必须是在阳光下作业，合乎法律，合乎市场规则，合乎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变成几个有权利的人搞阴谋诡计，然后赚了一把钱，把社会给坑了，利己害人，这是行不通的。

　　其五，重组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你有三元钱的资本，可以杠杆三倍做九到十元钱的重组，但若拿出全部老本，1：10的高杠杆、高负债去做一件事，就得不偿失了。很容易一个问题没解决，就把你拖到另一个问题中去。甚至陷入到意想不到的债务危机中，这个时候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应该冷静再冷静，审时度势。

　　重组者需要具备五个方面的素质

　　如何熟练掌握并运用这个重组法则呢？我的体会，一个好的重组推动者，要有五个方面的素质：

　　一是善于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一个好的重组者，一定要有较为全面的知识素养，知晓我们身处这个世界各种现象内在的逻辑关系。还要受过案例的训练，而不是死记硬背，重组是不能有框框的，根据遇到的问题来想措施，想方法，想哪个方法最好，想有没有后遗症。如果有后遗症，用什么措施来预防？有时很可能和其他案例异曲同工，但是正如苏格拉底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

　　二是善于化繁为简。古人说：“大道至简”。把复杂的问题切割成几个简单的问题，然后一个个地解决，解决以后，叠加起来又互为前提。最后，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是简单化并不是去违反游戏规则。比如我们谈到银行重组的案例，如果把银行资本金充足问题跟不良资产问题搅在一起，把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理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搅在一起，就会理不清，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因为不良资产不处理，资本金算不清，战略投资者也不会来。但如果资本金不到位去处理不良资产也很难，因为资本金到位后，银行存贷规模可以扩大，100亿做成200亿，同样30亿不良资产在100亿里占30%，在200亿里占15%，银行的信用状况就出现了优化。所以资本金充足是使银行可以合规合法做大做强的基础，但不良债务的处理又是资本金补充，吸引战略投资者的前提和条件。由此看，重组要善于把复杂问题分解成几个简单问题，这几个简单问题是一个不能分割、互为前提的整体，每个简单问题都要用有力的措施去实施到位，最后组装起来，就把复杂的问题解决了。有些重组不成功，往往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或者把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

　　三是运用国家各类政策。重组必须善于把国家各类政策、各类金融工具用足、用好、用活。也就是说，必须把国家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根据实际情况用到恰到好处。这些游戏规则就像万花筒。这个案例这样转，那个案例那样转，每转一次就是一个不同的图案。其实，原理差不多，区别在组合的方法不同。比如股权分置改革，国家对上市公司的政策有十几条，实际操作中，我们不能把股改跟这十几条政策完全脱开，就股改论股改，那是不容易的。反之，如果股改前后国家许可的资本市场各种制度，方法和工具弄清楚，想想当时当刻的股改状况，再提出合理的操作方案，就会使股改得到三个好的预期：一是股改后上市公司的发展肯定要好于股改前。二是股改后的总市值绝不会低于股改前的总市值。三是企业业务、管理更有前景。如果股改方案给人的感觉是有这三个好的预期，那就是成功的。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和股改方案中各种政策工具是否用足、用好有关。

　　四是善于用身边的条件、资源。重组要从身边做起。任何一种重组，都是基于问题的解决，困难的解决。你的身边往往就有现存的各种资源、信息和关键因素。就看你是不是慧眼独具，能否抽丝剥茧，条分缕析，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进而通过事物发展边界条件的调整，抓住关键环节，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用最大化。重组这件事，不靠天、不靠地、不靠外力、不靠运气，靠的是管理者系统的思维、正确的判断、有效的决策，因为重组的资源要素就在管理者身边。

　　五是善于在重组中把握底线思维不留后遗症。要防止在重组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引发了另一个更大的问题；要防止在重组中把现在的问题推向未来，现在的问题好像解决了，却又引发了未来的另一种性质的更严重的危机；要防止在重组中以邻为壑的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别人。例如，2000年美国为解决房地产不景气的问题，把房地产中的问题贷款重组成次级债，引发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而后，为解决金融危机问题，大量的财政透支又引发了2010年美国政府债务危机，这些都是反面教材。

　　总之，用重组、整合的心态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碰到难题、解决难题后，你常常就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重组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已经把中央许可的政策、法律限制的问题、手中可以操作的杠杆资源、老百姓能够接受的条件，都放在脑子里形成一个框，在这个框里你可以把所有的东西任意地组合，但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到了这一步，组合出来的方案，就能得到方方面面的支持和认同。

　　以上就是我的重组心得，概括起来一句话，重组的本质是资源优化配置，是体制机制的创新，重组的奥义在于“随心所欲不逾矩”，在于“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企业家而言，掌握了这个工具，就多了一种运筹财富，摆脱危机的本事；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掌握了这个工具，就多了一种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全场掌声】

王巍：

　　时间过的非常快，转眼时间70分钟。我想很多在座诸位可能跟我一样被这种非常精彩的讲演打动，而且娓娓道来非常地轻松自如。大家想一想，作为黄奇帆市长这样一个级别的人，有多少人能够脱稿演讲？而且在座都是并购专家，他今天讲的深入浅出，通过几个案例，这么轻松自如的把非常复杂的情况用非常中肯实在的语言直击核心，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这个题目叫做并购大师，所谓大师讲的是格局，就是你有了视野，你有IDEA（观念），你有操作手段，但这些东西组合到一块能不能形成格局？就是一个大师和普通人的区别。

　　像黄市长这样，他谈的一个案例京东方，像这样的情况非常独到。因为我们在西方看到很多，拥有这么大的资源之后，又这样大刀阔斧运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往往非常难，在中国拥有资源的人就不太容易办事了，是不是？无为而治了，也许他有很伟大的思想，但他基本上就不作为了。那非常有作为的人又往往远远达不到黄市长这样级别的时候已经被逆向淘汰了，所以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境界。包括黄市长谈到生态群，我想这在全球都是独特的，西方有很多重组案例它没有可操纵的政府资源，而有了政府资源的又没有市场化的动力，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

　　今天黄市长的讲演我们会整理出来，我想这是一个范本，大家可以慢慢来看。

　　接下来请几位并购专家，都是非常有成就的专家，请三位专家上台，每个人做5分钟点评，有请：中国招商证券投资银行总部董事总经理于明礼先生。

于明礼：

　　今天听了黄市长的讲演受益匪浅，尤其是我听到黄市长讲到，90年代初小平在上海确定了浦东开发和金融开放、经济开放，那么有了这么一个契机，才有1990年上海交易所建立，然后我们资本市场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

　　一会儿我也想再请黄市长对今后资本市场的发展或者说趋势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我们经历了比方说2008年金融危机，2015年股灾，但是到今天这个股市依然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到心里很着急，一会儿想请黄市长再给大家讲一讲。

　　王巍：

　　第二位有请上海并购公会副会长、利得金融董事长李兴春上台5分钟点评或提问。

李兴春：

　　今天应该说非常高兴听到黄市长的一堂演讲，这也是我今年来听到的最好的一堂课。因为大家可能都有深切的感受，黄市长这个演讲不光是说理论功底非常深厚，我觉得更难能可贵的是对具体的技术，我们这个行业的Know-How，包括最基础的，甚至是我们行业最机密的一些东西，黄市长都了如指掌，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也看到现在中国目前一些状况，学术界、理论界跟实务界的我们发现有很大的鸿沟，可能做理论的，做学术的功底非常深厚，甚至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从名校出来的。但是他们对我们企业界或者商业务实的东西可能了解就非常非常少。黄市长是难得的把这两个东西都能够融会贯通到一起，完全能够融合在一起，而且把它深入浅出的跟我们做了一个讲解。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黄市长讲的一个要点，在收购兼并过程当中的杠杆比例。因为利得在并购基金这个行业在全国是领先的，也有非常多的机构来跟我们合作做并购基金业务。在实际业务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过度的使用了杠杆，而且在收购兼并过程中过度的自信，然后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很难控制住风险。

　　黄市长给我们提出来1：3的杠杆，实际上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警示，如果能够遵守这个杠杆的要求去做事，可能我们就会从容的多，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的风险控制和安排重都会做得非常好。

　　最后我还是想提个问题，大家都知道黄市长理论功底和务实功底都非常深，请黄市长讲一讲政府现在负债这么高，而且过度的依赖土地财政，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当中怎么去化解房地产价格一直高涨的风险。我讲这两个问题是相关的，也是比较尖锐的问题，我想大家也都希望能够听到黄市长的真知灼见，谢谢大家。

　　王巍：

　　第三位请中国并购公会上海分会会长、君和资本董事长安红军。

安红军：

　　我是干了十年的投行，又在国企待了十几年，而且国企又是在世博会、上海城投这种搞城市运营的单位里面，所以对城市的运营管理有一点点心得和体会。我感觉黄市长在重庆是市长，但也是重庆这样一个大企业的董事长，而且他在这个城市里面不仅是运用他的权力在经营管理，也像一个投资银行家一样在搞资本运作。但这个比资本运作更大，利用城市的资源要素整体在运作，所以他的打法跟很多城市里面的管理者打法又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这些市场人士就感觉到特别地熟悉和亲切。这是黄市长和其他城市管理者不太一样的地方。

　　有一个小故事，我十几年前去重庆，那时候还在投行，去重庆做项目。这是重庆的出租车司机跟我讲的，黄市长在重庆采取了很多措施，上至企业，下至老百姓都是受益匪浅，评价非常高。他说：你哪里来的？我刚从机场到市区，我说：我是上海来的。他说：我们市长是上海来的，是不是老乡啊？对。我说：怎么样啊？他说：非常好。我说：你别拍马屁啊。他说：真的。我说：你举个例子。他说：黄市长一来，就把重庆的大桥收费给取下了。因为重庆桥很多，因为是山城，那时候大桥都是收费的。我说：取消了是财政收入减少了，怎么是好事呢？他说：这个收费一旦取消，本身交通的堵塞就没了，畅通了以后很多人就买车了，以前大家买车觉得成本很高，还要收过桥费，又堵的这么厉害，不愿意买车。现在买车，把汽车行业带动起来了，重庆有长安这些汽车厂。还有江北那些地以前不值钱，没人去，说这个桥不收费，去的人很多，有的人去旅游，有的人去买房，把当地的房子也带起来了，整体一旦上去之后税收又上去了，这多好啊，一举多得，说还是你们上海人聪明，有办法，这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讲的很生动的案例。

　　最后我也提一个敏感的问题，大家也知道东北是我们共和国的长子，也是老的工业基地。东北又不缺资源，煤、铁、森林、黑土地都不缺，人才也不缺，我们王会长是东北人的杰出代表，这么优秀。而且建国初期东北为我们国家的发展成长也做了很大的贡献，但这些年，包括我们国家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振兴东北，但现在效果都不明显。而东北三省GDP一直在我们国家排名后面几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不能用一些资产重组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也请黄市长给开个药方，谢谢。

　　王巍：

　　好，接下来有三个问题就留给黄市长来回答一下。

　　黄奇帆市长关于资本市场发展问题的解答

　　根据提问回答这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大家关心的资本市场发展，我首先要说的，中国资本市场当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是不能急，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年轻的、发展中的一个市场。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浦东开发的时候）成立，到现在28年。如果大家想1990年中国资本市场上市的股票只有老八股（8个），那时候每天的交易量是现在不能想的，我印象1990年那一年一共交易20多亿，到1991年达到100多亿。我讲这段话意思，我们是从那个原始状态逐渐起来的，到现在每天上海证券交易所一两千亿，加上深交所差不多两三千亿，这个规模应该说发展很快。

　　那时候的交易信息系统也没建立，最初发股票，发的是认购证，年纪大一点的都知道，1991年的时候发了100万张认购证，靠认购证发放买股票，这是最初的时候。二级市场怎么买股票呢？是在上海文化广场，那个文化广场是万人会场，把那个长板凳，长的座椅都拿掉，放上百个电视机，每个电视机前面放一个小方凳，股民们就坐在那里跟柜台之间大家买卖股票，相当于每一个群就等于现在的门市部。其实那时候都很原始，要从那个时候到现在20多年时间发展到这一步，非常不容易。大家还真不能把人家一两百年发展的历史压缩到二十多年要求一样的高，眼界一样的到位，这是一个过程，大家要理解。要看到这个过程中许多的法制在健全，监督在加强，信息披露的要求在完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机制体制也在逐渐的建立。

　　上市发行的方法也在围绕注册制不断地进行调研推进，今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还研究过注册制，提出到2020年的时候争取条件成熟了把它推出来。这是一个历史进程，以历史的眼光，对一个历史性的事情不能用一时一度的波折或者起起伏伏来要求，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大家对中国股市当然要充满信心。这个充满信心不是光说一些鼓励的话，而是要有一种信念。因为资本市场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有利于中国金融结构的调整，有利于资金优化配置，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老百姓财富保值增值。

　　资本市场有助于老百姓自己的资金通过私募基金也好，通过共同基金也好，或者通过自己的直接投资也好，在资本市场上能够追逐一定的利润。当然有的人说，我炒股炒了几年总是亏，这个有各种原因。但是资本市场的大数法则，从好的企业来说，几十年发展过程来说，总之资本是会增值的，这个增值的比例会大大超过GDP的增长率，在这一点上大家看《21世纪资本论》那本书，实际上就是在讲一个原理，资本追逐利润，增长率高于GDP的增长率等等，总的来说是有利于老百姓增加收益的一个路径。

　　当然资本市场也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措施，是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因为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都是公众公司，是一种公有制企业的一种实现形式。早在约20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当然是公有制很好的一种实现形式。不管怎么说资本市场怎么发展，证券市场怎么发展，都是我们党，我们国家高度重视的。去年金融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就深刻指出：中国资本市场还是中国金融系统的一个短板，把它给搞好。

　　那么怎么能够把中国资本市场更好的搞好呢？我也多次说过，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措施，八种，十种，十几种，大家一般说的我都认为是合理的，其中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关键措施就是必须要把资本市场的退市制度搞好。大家想一想退市制度起什么作用？很多制度有的属于主干根基的制度，有的属于树干树枝的制度，有的属于枝枝叶叶的制度。退市制度其实是根基性的、主干性的制度。人如果活着有吃就有拉，有进就有出。如果没有这个生理的进出，人是活不了几天的。呼吸也是一呼一吸，饮食也是一进一出，总的意思，这是一个常态。

　　如果看成熟的资本市场，80年代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3000个左右，到2000年还是3000个。2008年金融危机前是3000个左右，过了10年（2018年）现在也3000个，大家稍微想一下30年里每年都在增加两三百个上市公司。那10年就该两三千个，30年该七八千个，加在一起应该1万个，那他怎么现在还只有3000个呢？每年新增的上市公司和退市的大体1比1，每年退市两三百个公司中，主动退市的，董事会、上市公司自己撤下来的和被勒令退市的大体也是1比1。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是3000个，10年前也是3000个。10年前（2008年）美国GDP是12万亿美元，这3000个上市公司的市值大概等于12万亿，就1比1。现在它也是3000个，但美国GDP已经到20万亿美元，现在这3000个总市值约21万亿美元。这样一来，这些上市公司的估值就增高了，所以拥有这3000个上市公司的人，10年前是12万亿的市值，现在是21万亿的市值，美国股市指数也从10年前的6千点，上升到25000点，翻了二番。

　　我们现在出了一个问题，90年代到现在20几年时间退市一共退的全部有名可点的100多个，一年退个几个，20多年退100个。但我们这20年上市深圳的、上海的，一板、二板、三板各种各样的，我们差不多上市公司总的算账上万个，每年总是在上市，上市总是觉得很艰难，还有几百个压在那边，关键是为什么上不去？一上多就觉得资金给抽走了，股市就掉下来，掉到一定阶段难受了就暂停上市等等。

　　这10几年周而复始，上市、暂停再上市，再重复上市，再暂停，已经有七八次之多了，这方面关键的问题是退市制度没建好。如果把退市制度强有力的法制化建立了，那么上市IPO也就问题不那么大了。上市以后万一出问题就退市，凡属欺诈性的、造假性上市的就退市。如果上市的时候没有造假，但是它在正常发展过程中每年要出级季报、年报的时间造假，也一样勒令退市。如果上市公司以后效益连续多年不能达到上市公司标准也要退市等等，总之这其实是一个法制化的，在世界各个成熟市场都能做到一件事，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做到，我绝对相信到2020年以后这件事会解决掉。

　　大家注意最近证监会在刘士余领导下已经大大加强了退市纪律、退市制度的安排，已经有那么一批企业在退市，这件事万事开头难，逐渐就会形成惯例，这件事做好了，注册制一定能顺理成章的出台，再配之以其它各种制度的完善，包括信息披露制度、稽察制度以及各种管理到位。我绝对相信中国证监会领导下各个条线一起努力，中国的资本市场一定会健康发展。

　　黄奇帆市长关于政府债务问题的看法

　　第二件事大家讲到了政府债务。我个人认为，这件事要从总量、结构、用途、信用四个方面进行比较  我个人认为通过比较，就能认识到中国政府债务尽管是有一定的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有较大问题，但是对这个问题绝不要杞人忧天，把它看的太大、太重。首先我们横向看，与世界各大国比较，不算高。我们中国政府目前全部债务，地方政府20多万亿，中央政府十二、三万亿，加在一起30多万亿，是我们GDP的40%几。大家有时候挑剔或者认真判断了以后说，地方政府可能有一批隐性债务，没在正常统计反映出来，这个潜在的隐性债务也是风险，应该把它算出来。这话也对，我们把它加进去，加个几万亿，也就是到40万亿，GDP的50%而已。美国政府的债务去年年底是21万亿美元，是他们GDP的100%多一点。再有日本政府债务大家知道有多少？日本政府全部的债务是它的GDP的180%，接近200%。我们50%，人家180%天天也这么过日子，好像也没有昏倒。讲这个话的意思是，对这件事要淡定一点。当然我们不希望政府的债务50变60、变70、变80，所以现在把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的提出来，人大、政协都监督政府、党中央和国务院都对地方政府进行严格要求，这样使得一些不负责的地方乱搞债务的行为能够被阻止，能够被追责，这一个好的事情。

　　其次是债务的结构也不同，大家知道刚才说美国有21万亿美元的债务。但是知不知道这20万亿是联邦政府债务，什么叫联邦政府债务？美国50个州政府或者50个州下面几千个市政府、乡政府都不算的，就联邦政府，就相当于只算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债，31个省的政府债不算。我有一次跟美国的议会里管财政拨款委员会的议员，他是一个主任议员（财政拨款委员会主任）。我问他美国政府地方政府债都不算，光算联邦政府的，那地方政府这么多，最后出问题怎么办？他说地方政府债不管它有多少，即使破产与联邦政府也不相干，美国法律就这样，所以我们不算。当年有个非常有名的演员在加州做州长是施瓦辛格，他就是遇上了加州财政破产。还有前几年也遇上过底特律破产，是密西根州下面的一个市，它也是财政停摆，政府破产。

　　第三是债务的用途。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不是拿来吃、喝、用、消费或者养老、医疗、补贴，去了就回不来的。中国地方政府的债85%是用在地方搞基础设施路、沟、桥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投资环境，用历史的眼光，长周期看这个问题，你修了高速公路，修了桥，修了地铁，只要不是豆腐渣工程，修了以后是可以几十年使用的，总之是有价值的，哪怕这几年不那么样升值，效益不高。一旦经济发展了，这些路利用率高了就会有价值，这是一个。

　　美国的政府债都是用于消费类的，不是基础设施投资，你去看现在美国的电讯、高速公路、铁路、地铁、机场等基础设施。20年几乎没变化、没进步。20年前你到美国去，90年代你觉得他手机非常好，现在跟那个时候一个样基本没改变过，这方面中国变的多，所以我们花钱多，主要花在基础上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上。

　　第四是地方政府有土地财政作为债务的信用，地方政府除了把财政税收作为还债能力的信用基础外，往往还有个抵押品即土地储备。中国城市化过程发展迅速。现在是50平方公里的城市，20年以后可能变80平方公里，新增的30平方公里里面至少有15平方公里是可以用来土地批租的，就是2万多亩地。1亩地如果卖500万，2万多亩地还真是卖1000亿。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地方政府的债的确有一部份是用土地抵押着。抵押着的土地如果以后永远不再开发，当然这个抵押物归零，但是毕竟中国许多城市还处在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些东西是有资源价值可以作为债务信用平衡的。我们不能历史虚无主义的评价土地财政。没有土地财政，没有90年从上海开始的土地批租，没有这20多年的土地批租，中国的城市化不会有这么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要知道这20多年全国土地批租从1990年到现在一共批租收入了30多万亿，房产商出了30多万亿买了地，至少花六、七十万亿把房子建好，写字楼，商铺，住宅建设后形成了城市化，政府拿着这30多万亿就把几百个城市的基础设施搞起来了，它真是一个伟大的推进。

　　如果说中国80年代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和土地使用权“两权分离”搞了承包制，焕发亿万农民积极性的话，90年代初城市化发展中的土地批租也是两权分离，把国有的城市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把使用权70年批租给企业市场化运作。随后形成了几十万亿的土地收入，这个收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大家仔细分析这个原理是符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发明的原理，就是政府控制的资源市场化运作形成资源优化配置的一套原理。

　　我讲段话的意思，是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到我们历史性的进步，市场化的进步。当然也要看到任何发展过程，如果一根筋的推动，也会走向极端，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有了这些问题，人是活的，可以与时俱进的调整解决这些问题。

　　黄奇帆市长关于东北振兴问题的建议

　　第三个问题讲到了东北，我是觉得东北这段时间出现的困难，也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如果要用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的眼光看，有那么几十年东北很辉煌，有那么几十年东北有点箫条，起起伏伏，的确有很多次了。有的时候是内陆地区困难多，闯关东跑到东北去反而能致富。有的时候孔雀东南飞，南方地区发展了，东北的人也跑到南方去，这是市场现象出现的这种流动是好事，绝不要用计划经济眼光去阻拦，阻拦是阻拦不住的，市场本身有它的要素流动配置的方式。

　　东北要振兴，关键是按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做好，落实工作。

　　一是抓好“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僵尸企业，降税费、降利息、降物流成本。为现有的困难企业摆脱困境、补短板。

　　二是抓好交通枢纽。东北交通基础条件总体上不错，由于地理位置的格局，内循环为主。怎么形成国际、国内枢纽型的大交通很值得深入研究。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东北的航空、铁路、高铁或者高速公路，包括航运，总之一切和国际国内联通的大交通、大枢纽，一定要大手笔规划好。

　　三是抓好产业链集群。不管国企还是民企，凡属想抓好的重要产业，都要围绕着产业链形成集群，就是刚才说的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和纵向垂直整合的产业集群。如果有100个产品，100个行业，要集中精力做东北资源优势集中的，人才资源集中的5个、10个、20个，把这些有条件干的集群搞起来。要干就要产业链集群化的干，包括上、中、下的产业链集群、生产性服务业集群，并形成效率高、成本低的金融、物流配套企业。不管是服务贸易，电子工业，智能工业，还是装备工业和其他资源性工业，只要属于重点发展的都要围绕集群方式开展工作，这是现代区域竞争很重要的一块。

　　四是抓好创新驱动。东北地区大专院校富集，科研院所集中，军工企业中集聚着大量科研人才，要激发活力，推动知识产权转化为生产力，这方面大有作为。

　　五是抓好非公经济发展，要改善投资环境，减少审批环节，形成税费、融资、物流和劳动力等五种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使得东北地区企业数量能够日益增加。企业增加必定带来各方面的人力资源的集中。万商云集的过程也是成千上万人群往东北集中的过程。东北本身的人群也会减少流出。

　　我对东北的情况调研不够，今天你们突然出个题，我也就是姑妄说之，不一定说得对，就讲这些。

　　王巍：

　　2010年我们曾经给黄市长颁发中国并购人物。当时他是市长，不方便参加我们的会，所以我们把这个杯今天补发一下，我们由当时中国并购公会副会长费国平代表中国并购公会把2010年中国并购人物的杯补发给黄市长。

费国平：

　　特别感谢，黄市长让我等了很久了，终于今天有一机会穿越回去给您补上这个奖杯。虽然是摆拍，我这个感触还挺多。归纳起来一句话，用这两年时髦的词儿，听您刚才讲的，再回去看，如果中国每一届、每一个地方的政府都能够做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美经济冲突就不是个事儿了。谢谢！

　　王巍：

　　我现在给黄市长两个文件。这是博物馆给黄市长刚才捐赠的邓小平照片及珍贵史料的捐赠证书。另外一件是宋代交子的复制品，宋代交子是中国发行的全球第一张纸币（1024年），这是中国对全球金融的伟大贡献。

王巍：

　　有请刚才三位点评嘉宾上台，我们赠送博物馆三个纪念礼品。三张丝巾，第一张丝巾是当年盛宣怀签字的湖广铁路债券复制品，这个事情导致了当年的辛亥革命。一个是贝字丝巾，上面是88个带贝字的汉字，贝壳是中国早期货币，每个含有贝字的汉字都与财富有关。最后一个是交子复刻品的丝巾。我们把这些礼品送给今天三位点评嘉宾，感谢你们。【全场掌声】

　　感谢各位领导与嘉宾百忙之中来到并购博物馆参加今天的井冈山革命金融展开展仪式、并购鸣钟典礼及并购大师讲堂，感谢大家对博物馆的支持！同时也非常感谢招商证券和中国并购公会上分会的大力支持！

　　全球首家以并购金融为主题的博物馆，于2015年11月4日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并购协会的见证下，于上海普陀并购金融聚集区举行开业仪式。展示面积2600平方米，以金融启蒙教育与金融普惠为宗旨与发展目标，致力于引导民众正确认识金融，接受金融教育、熟悉金融知识、防范金融风险、打造健康的金融生态。是中国金融博物馆集团开设的第五家博物馆。

　　并购博物馆划分为四个区域，展览区、演讲厅、艺术中心及咖啡区。博物馆秉承金融启蒙与金融创新的原则，不断捕捉日新月异的并购创新，通过“并购的来龙去脉”、“并购改变社会”、“中国并购的里程碑”、“苏州河畔金融史”和“中国并购的未来”等展厅再现产业重组、并购技术与金融创新的风云变化，让参观者，包括更多来到长风的企业家、金融家和创业者现场感受金融在生活中的变化，理解并购带来的颠覆力量。

责任编辑：陈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