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投行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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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入世之后，外资投行竞相加快了在中国内地的布局，试图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分得一杯羹，在内地各个资本市场上，到处可见这些“大鳄”们活跃的身影。然而，各家外资投行都有其不同的目标，力争在自己涉足的领域中取得竞争优势

　　□ 袁铭良

　　2004年6月末，因“向监管层和公司提供了虚假的信息”，花旗环球金融亚洲有限公司中国投资银行业务副董事长任克英与北京办事处董事颜庆华被公司停职；该公司亚洲区主席梁伯韬将接手中国投行部门的工作。尽管花旗集团声称此事与客户无关，并强调由于集团在内地还没有投行办公室，上述高管停职事件不会对中国业务造成任何负面影响，但任克英的停职实质上已对花旗构成一定影响，其中国投行团队的士气与在华声誉均可能因此受损，不利于花旗今后争取大型国有企业上市项目。

　　“任克英事件”冲击花旗中国业务

　　为了扭转1999年中海油境外上市未遂后的不利局面，花旗集团先后于 2001年5月、8月聘请“红筹股之父”——时任法国巴黎百富勤副主席的梁伯韬和美国第六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中国业务主管任克英，分别出任所罗门美邦亚太区主席和副主席，希望能够在拥有分销渠道的同时，掌握获得内地业务必要的人脉关系。

　　任克英在投资银行界以关系广阔、性情豪爽著称，上任后，她协助花旗在华接连获得中国人寿、中国网通、民生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大宗海外上市承销权。其中，2003年12月，花旗出任联席协调人的中国人寿IPO成功集资35亿美元——成为当年全球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募交易；网通、民生银行和建设银行则计划于2004年下半年或2005年初分别在境外集资15亿美元、10亿美元与50亿美元。

　　由于花旗集团作为主承销商无法与华润上华科技就最终发行价达成一致，华润上华规模为6.83亿港元的IPO计划被搁置，花旗因此遭受了一次挫折。值得注意的是，花旗于2004年6月初对大中华区投资银行业务的高层人士进行重大调整——宣布原花旗香港区总裁韦嘉暄接替施瑞德成为新一任的花旗中国区总裁，她还将兼任花旗大中华区环球企业及投资银行业务主管；原花旗台湾区总裁陈子政则兼任大中华区GCIB首席运营官。现驻香港的花旗企业与投行亚太区总部也将随之迁往上海。

　　投资银行竞相“攀越长城”

　　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国际投资银行正在迈向其中国战略的纵深阶段，即将拓展目标指向了市场潜力更为巨大的沪深A股市场

　　与其他行业的跨国公司相似，欧美投资银行在企业文化和员工招聘中也十分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但投行内的“团队合作”通常围绕着业务组中的个别明星银行家而展开，体现在下属对主管人士的全力配合与支持。对于花旗环球金融的竞争对手而言，任克英的停职极有可能成为其中国业务赶超花旗的契机。

　　1997年以来，出于深化国企改革的整体考虑，中国政府主管部门调整了某些政策，将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重心从债务市场转移到兼具提升公司治理结构的股权市场。随着沪深A、B股市场的同步发展，H股、红筹股的发行和交易成为国际投资银行争夺的热点。2000年，中国境外售股总额创下了 22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在海外筹资舞台向香港和纽约两地股市转移的过程中，外资投行的中国业务优势也逐步转向法国巴黎百富勤、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公司。在此期间，涌现出诸如梁伯韬、刘二飞、李小加、张红力、孙玮与徐子望等杰出的本地投资银行家。

　　中国正式加入WTO后，国际投资银行正在迈向其中国战略的纵深阶段，即将拓展目标指向了市场潜力更为巨大的沪深A股市场。除了二级市场的QFII业务之外，外资投行们期望超越过去的跨境交易，提供内地证券承销与企业并购等服务。第一波士顿前CEO麦晋桁、摩根士丹利董事长兼CEO裴熙亮、高盛董事长兼CEO汉克.保尔森、美林董事长兼CEO斯坦利.奥尼尔与摩根大通掌门人威廉.哈里森等人预计，从长远来看，中国内地股市将发展成熟，并逐渐取代香港和纽约，成为内地大型企业的首选上市地。

　　摩根士丹利：投行优势突出 研究与债券业务落后

　　目前，摩根士丹利的中国业务涉及证券承销、企业并购、直接投资、房地产基金与不良资产处理等领域

　　毫无疑问，摩根士丹利在过去10年中始终致力于拓展中国业务，尽管该公司对本地合资伙伴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管理与业务几乎没有控制权，但借助中金公司独特的背景与网络资源，摩根士丹利获得了其他欧美竞争者难以企及的优势，无论是在华业务的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处于市场领先地位。双方合作完成过多宗标志性交易，其中包括国企有史以来最大的海外上市项目——2000年10月中国联通56.5亿美元的IPO。目前，摩根士丹利的中国业务涉及证券承销、企业并购、直接投资、房地产基金与不良资产处理等领域。

　　在摩根士丹利中国业务联席主管、董事总经理吴长根与竺稼的率领下，该公司中国投行业务表现积极：过去10年中，该公司的在华收入增长了12倍；同期，来自内地的银行家团队规模达40人。摩根士丹利还准备将上海办事处A股分析师的数量从现有的5人扩大到12—14人，以推动QFII业务。

　　2004年上半年，在一系列交易的推动下，摩根士丹利在亚洲(日本除外)股票发行市场上独占鳌头。该公司参与了包括平安保险18.4亿美元的 IPO、中海集运集资9.85亿美元的首次上市、中国铝业3.99亿美元的后续发行和英国石油10亿美元中石油股票的出售交易。目前，排在摩根士丹利发行日程上的公司还有国电集团(预计筹资5亿美元)与51job.com(募集约9000 万美元)等。2004年7月，在英国超市集团特易购(Tesco)斥资2.6亿美元收购中国连锁零售商乐购50%股权的交易中，摩根士丹利出任特易购的财务顾问。

　　摩根士丹利在投资上海、香港房地产项目、收购不良资产与参股内地民营企业方面已投入约6亿美元的自有与客户资金。该公司早在1993年已开始在中国进行长期直接投资——介入了包括平安保险、南孚电池、蒙牛乳业、恒安国际与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等行业龙头企业。2004年6月，该公司推动其参与投资的蒙牛乳业在香港成功上市，获得206倍的散户投资者认购，净筹资约9.21亿港元。目前，摩根士丹利正洽购内地第三大家电零售商永乐的股份，计划协助该公司明年在纽约和香港两地上市，筹资最多可达10亿美元。

　　由于目前中国只允许商业银行从事债券发行与衍生产品交易，花旗、摩根大通、汇丰、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与瑞银集团等全能银行，因此占据了有利位置。摩根士丹利国际主席、全球总裁柳浩思担心在债券资本市场领域落后于对手，希望外资券商也能参与内地债券业务。

　　尽管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经济师谢国忠在宏观经济领域声誉卓著，但该公司服务于QFII的中国股票研究团队方面实力较弱，自中国研究部主管何显鸿被美林挖走后，该公司现在的A股研究由分析师娄冈牵头进行。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的娄冈曾在上海夏商投资服务公司、邓普顿资产管理公司与LG证券有限公司工作，在媒体和业界缺乏知名度。2004 年7月，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亚洲股票研究部主管汪佐澧过档汇丰企业与投资银行，出任全球行业与公司研究负责人。之前，汪佐澧曾任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的政治秘书，他的离职对于摩根士丹利亚太区研究部而言损失不小。

　　与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文礼信所宣称的不同，该公司在华的不良资产收购团队并不是“非常有经验”：曾任JP摩根北京首席代表的摩根士丹利资产(中国)公司主席蓝德彰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时对中国历史素有研究，但上任前没有从事过坏帐处理业务；其招募的明史课程进修生霍华德.斯奈德同样缺乏专业经验。因此，在与中方合作者KTH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金丰德资产管理公司关系恶化后，合资凯利资产服务有限公司的不良资产处理速度已明显放缓，2004年1—4月仅处理了7000万元坏帐(2003年凯利处置了8亿元坏帐)。

　　为了在华提升品牌形象，摩根士丹利除了在本地的《财经》杂志上刊登广告外，还于2003年3月25日在国际投资银行中率先发布中文公司网站(www.morganstanleychina.com)，向大中华区客户提供包括融资、并购、公司治理、金融市场、资产配置的信息与分析师的研究及见解。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该网站除了在摩根士丹利全球与亚太地区管理层介绍方面内容详尽外，在关键的公司业务动态与中国市场分析方面资讯极少，并没有充分发挥与客户信息交流与互动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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