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性别者的生存自白：身体器官不能决定我的性别

是长期被忽视和歧视的一个人群。

他们生为男性或女性，

却认为自己本应是另一种性别。

据估计，亚太地区有0.3%的人口是跨性别，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按平均比例推算，跨性别者就有400多万。

2017年11月，首份《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

超过十分之一的跨性别者曾尝试过自杀，

而中国普通人口中，

自杀的人十万个里面数据是七个！

2018年8月，全国跨性别热线正式成立，

免费为跨性别者提供心理支持和信息咨询，

目前一共有7位接线员，

他们本人都是跨性别者，

我们采访了这些接线员们，

听他们讲述了这个群体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撰文 | 倪蒹葭

在接触这个议题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身边原来有着那么多的跨性别者。

2012年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整个亚太地区有0.3%的成年人口是跨性别，总数在900万到950万之间。保守估计，中国大陆大约有400万人，认为自己生来就生错了身体，想要变成另外一个性别。

跨性别有3种情况：跨性别女性（生来是男性、认为自己是女性），跨性别男性（生来是女性、认为自己是男性），性别酷儿（认为自己不完全属于男性或女性）。

他们遭受家庭暴力，被同龄人排斥，找不到工作，得不到正规的医疗救助。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尝试过自残，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尝试过自杀。

有的人历尽千辛万苦，隐姓埋名，试图融入主流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对于他们而言，过去的性别和过去的人生一样，仿佛一场噩梦。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自己，但是他们决定，自己的人生要自己做主，自己的幸福要自己想办法去追求。

▍ “父母让我选，要么离开这个家，

 要么留下来继续做他们的儿子” 

核桃，21岁，重庆人

全国跨性别热线发起人

以下为核桃自述：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想要变成女生，是6岁那年穿姐姐的裙子。

青春期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一直生活在纠结和困惑中。只要我一个人在家，我就忍不住会去翻妈妈的衣柜，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女生的样子。

那个时候很鄙视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社会上所说的“变态”。

直到19岁，来北京林业大学念书，我第一次在生活中真实地接触到跨性别者。

她是一名程序员，我差点分辨不出她原本的性别。我才发现原来一个男生跨性别变成女生，也可以这么漂亮，也可以拥有很正当的职业，生活得自由而平凡。

那一刻我特别激动，困惑我十几年的事情，突然有了答案：我是一名男跨女的跨性别者。而且我可以以一个跨性别者的身份，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我当时还住在男生宿舍，但是马上开始按照一个女性去打扮自己，买衣服、假发、化妆品，学着做一个女生。

穿着女装的我，在校园和大街上通行无阻，这更增添了我的信心。然而我没有想到的是，最不能接纳我的人，竟然是我的父母。

家里爆发了剧烈的冲突，甚至发生了一些肢体暴力。为了说服父母，我带我妈去重庆最好的一家医院看临床心理科，让医生来告诉她，跨性别不是病。医生还告诉她，有的人到了40多岁，仍然想去做手术。

然而，从医院回家后，父母变得比之前更加绝望和崩溃。我妈妈情绪尤其激动，甚至说想跟我同归于尽。

最后他们给我一个选择：要么从这个家里出去，要么留下来继续做他们的儿子。

我没有办法，很快地收拾了行李，离家出走了。一走就是将近一年。

这一年里，他们到处找我，甚至半夜12点来敲我的门，逼我回家。我就到处逃。

大学没有办法继续念下去了，经济来源也断了，我只能断断续续打零工。很辛苦，但是我坚持想要做一个女生，开始使用一些激素来促进性别转变。

没有专业的医生指导，我就自己摸索激素的剂量，觉得不舒服了就减一点，觉得自己还OK就加一点。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很危险、对自己身体也挺不负责的。

2017年11月，有一个回家的机会，我就回去住了三天。大概是太久没有回去了，父母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微妙的改变，不再像以前那么强硬了。他们认为我是他们的儿子，我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女儿。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亲人，只是表述的方式不太一样。

我面试了四家公司，有三家没有问到性别问题，目前有了一份全职工作，在一家NGO做短视频的编导。

今年8月，在原本一个北京跨性别热线的基础上，我联合各地的机构，成立了全国跨性别热线。

大多数跨性别会遇到的问题：抑郁、家庭暴力、激素使用、找工作……我都经历过。我尝过别人对跨性别者的冷眼和敌意，不希望其他的跨性别者还要继续遭受这种冷眼和敌意。

▍ “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让你明白，

 我就是我呢？” 

Kelly，北京人，29岁

跨性别热线的早期接线员

以下为Kelly自述：

我是属于婴孩时期、在刚有性别意识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女生的人。

小时候，父母会开玩笑地问，你是男生女生？我就会说，我是女生。父母当然是大笑，我就觉得很烦恼。

我有时候会强烈感觉到，人是有灵魂的。 可是人们常常只凭肉眼去评判他人，看到一个人的外表，听到ta的声音，就说，啊，这是一个男生。

有时候真的很无奈：我到底该做什么才能让你知道，这才是我呢？

2009年，国家出台了跨性别法规，20岁以上的人可以进行性别重置手术。那一年我读大三，成为了第一个通过他们审批的人。所以我在21岁的时候做了手术，也顺利改掉了身份证上的性别。

当时的审批标准是，要做性别重置手术，你必须要喜欢异性，而且要证明已经坚持想做手术5年以上。

证据的话我很好找，直接把小学的评价手册翻出来，复印了一张给医生。小时候写作文，题目是《我的梦想》，我当着全班的面，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女生，老师就把这件事写在评价手册上了。

我的问题是，一个女生落到男生的身体里，该怎么办？我要找个方式生活，想个办法把自己的人生找回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其实不是很理解那些“性别酷儿”。在学术分类上，他们也属于跨性别者，“酷儿”们认为自己并不完全属于男性或女性，50%是男性，50%是女性，或者并不认为自己有一个固定的性别。

对于我这样的跨性别者来说，悖论就在于，我对自己的性别认同没有灰色地带。我认为我自己就是一个100%的女性，只是生错了身体。

我希望大众不要因此误解为我们跨性别者就是一群“不男不女”的人。实际上，恰好相反，我认识的跨性别者，为了过上自己想要的普通生活，都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代价。

他们做什么工作的都有，有饺子店打工的，有程序员，有香店老板……他们认识到自己是谁，没有任何退缩，认真地去生活。我觉得很美，很感动。

我自己现在也在一家普通公司上班，做人力资源的兼职。身边的同事，几乎没有人知道我过去的生理性别是男性。

我在准备申请出国留学，将来做性别方面的研究。也是因为想要为这个群体被更多人认知尽一份力，这样的话，我自己受到的苦至少没有白费。

 ▍“我是跨性别者中最幸运的那0.1%” 

Hitomi，19岁，中日混血

北京跨性别热线创始人

以下为Hitomi自述：

我生理性别是女性，自我认同的性别是男性。

我1999年在日本出生，有个双胞胎姐姐，父亲是日本人，母亲是中国人。我3岁时父母离异，我跟着妈妈来到了北京，在北京长大。

13岁时，我第一次跟家里人说，觉得自己是个跨性别者。妈妈并没有当回事，说你青春期了，有这种想法很正常，过两天就好了。

我只好对母亲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因此跟母亲的关系变得不是很好。母亲也发现我挺痛苦的，她就去跟各种人聊过，花了一年半时间接受真正的我。

后来母亲主动跟我说：“我不管你是不是跨性别，父母都是希望孩子幸福快乐。我不知道你的幸福是什么，那你就自己去找。作为母亲，我只能去帮助你，只要你自己幸福就好”。

我的高中是北京的一所国际学校，跟老师说明之后，老师就问那我该管你叫he（他）,还是she（她）, 我说那就叫he吧。

上游泳课的时候，我就使用老师的更衣室，是不分性别的。学校也有无性别洗手间可以使用。

在学校，我还可以参加男生的体育队，跟男生一起打棒球，一起去旅游，一起打比赛。所以即使表明了跨性别者的身份，我的高中生活，过得还是非常开心。

这么幸运的人非常的少，别说高中能过得幸福快乐，连被父母能接受的跨性别，其实都非常的少。

可能这和我是女跨男、不是男跨女也有关。对于跨性别者来说，女跨男的人，在经历性别转换期时，遇到的尴尬和排斥要比男跨女少得多。

我的妈妈是一家医疗平台公司的董事。有些跨性别者，会因为外表改变了，但身份证上的性别没有修改，找工作遇到困难。但我妈妈决定，她在的公司不会因为跨性别，去否定一个面试者。

生为跨性别，不是我的选择，可是怎么面对，只有自己可以选择。我自己并不是勇敢的，所以选择和父母一起去面对，和朋友、老师一起去面对。

我觉得跨性别者在国内获取相关信息的途径特别少，2015年12月，我就和两位跨性别者朋友一起创办了北京跨性别热线。

主要是想要倾听和陪伴那些感到沮丧、孤独的跨性别者。我们会分享跨性别信息，也尽量解答多数人对这个群体的困惑。比如，我们该如何和跨性别朋友们交往？和Ta们交往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有些人觉得改变穿着打扮，就可以了，有的人觉得一定要做手术。对我们来说，是在找回自己，找回的程度不一样。

高中毕业后，我要去美国念大学，2017年6月就把跨性别热线的工作移交给了Kelly。我的初衷就是希望一直有接线员把这件事做下去。

对于某个个人遇到的困难而言，热线的作用有限。但是只要热线存在下去，就能告诉跨性别者，你不是孤独的。

2014年12月18日，李银河在博客上首次公开自己和一位跨性别者之间的恋情。这位跨性别者出生时的生理性别为女性，一时之间，许多人误会李银河是同性恋。

李银河花了极大气力向大家解释，她是异性恋，而她的恋人其实是男性，是一名女跨男的跨性别男性。

十几年来，“跨性别”的议题在中国又一次大规模地走入公众的视野之中。

上一次“跨性别”引起如此轰动，是1990年代，著名舞蹈家金星公开接受了变性手术，生理上从一名男性变成了一名女性。

二十年过去了，跨性别者在中国的生存处境依旧举步维艰。公众对他们的兴趣更多的是猎奇。

“我们是些小丑，是性的客体，是无数小说中神秘不可捉摸的人物。我们是精神病患者，是凶手，是充斥电影的犯罪天才。观众们很少亲眼看到跨性别者的真实面容。他们听不到我们的声音，看不到我们书写的文字。”

许多跨性别者因此学会了更好地隐藏自己。在一次采访中，我和面前的跨性别女性聊了一个多小时，才猛然发现她就是我大学时就见过的一位学长。现在，她身边很多人都不知道她的跨性别身份，过去渐渐成为秘密。

对于跨性别者而言，对自己性别最焦虑的时间段，一般都是青春期。然而，就我们现在的医疗和法律资源而言，对18岁以下的跨性别者的援助和引导，恰恰最受限。

最主要的使用方式是“自行阅读说明书或查询资料”（72%）和“参照朋友的意见”（66%），因此有不少安全隐患。

他们无法进行手术的原因，最主要有三个：经济条件不允许，父母不同意，年龄未满20周岁。

近九成的原生家庭不能完全接受跨性别孩子。853位曾向父母或监护人表达自己身份诉求的受访者中，十个人里面只有一个，能被父母完全接受。

Kelly接过的热线电话里，就有一位被迫走了极端的跨性别女性。当初她和家人说明情况之后，家人立刻强行把在国外念书的她带回国，剪了她的长发，要求她接受各种心理治疗、精神治疗。

为了阻拦她去泰国做性别重置手术，父母没收了她的护照。等了大半年之后，她等不下去了，“我已经23岁了。”

今年10月23号，她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动了手术。从打麻药到切下睾丸，都是一个人，最后因为止不住血，朋友赶来送她去了医院，才抢救回了她的生命。

核桃接过一个年仅13岁的跨性别者的电话。“ta已经开始偷偷服用激素，并急于想得到父母的认同。因为青春期正是发育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焦虑，但正规医院的激素指导，只针对20岁以上的成年人。”

“我们明白要说服来访者停止吃药，那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服他定期去检查自己的身体。”

目前，全国跨性别热线一共有7个接线员，分布在北京、合肥、武汉、广州、苏州5个城市，还有一位在美国。每周接到的热线来访是5-7位，来访者可以选择语音或文字聊天的形式。

“要成为热线的接线员，首先要是一名跨性别者， 才能对求助感同身受，并且要已经走出了性别困惑期。”核桃说。

“我们不会去回答，‘我是不是跨性别者’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是分享跨性别的信息，以陪伴和倾听为主”。

Vera Anderson/WireImage

我们通常都会怕，变成自己和这个社会无法想象的人。

但实际上跨性别者，也能对我们的社会做出优秀的贡献。国内有舞蹈家金星，国外有《黑客帝国》的导演沃卓斯基姐妹。

跨性别曾经被学术界认为是一种“性别认同疾患”。然而，今年6月18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 ）正式发表了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版》，首次把 “性别不一致”（Gender Incongruence）从精神病中除名，接着改列于性健康的章节中。

核桃的朋友知道她是跨性别者之后，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最开始，人们只知道自然数：1、2、3。后来，人们发现了1.2、1.3这样的小数。再后来，小数也不够用了，有了像π这样的无理数。

“我知道在新疆一个不到一万人的小镇上，也有一个跨性别者，周围的人对他不太友善，幸运的是，他妈妈认为，他的特别是与生俱来的一个礼物”，核桃说。

一开始，我们的性别只分为男和女，但是也许大自然还塑造了更多的可能。我们可以去坦诚地接受更多的可能。

就像电影《熔炉》里说的那样：“我们勇敢发声，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被世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