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忽视的“腹地”

    严瑜

    “没有哪座工厂是孤岛”，全球市场对每个国家都有深刻影响，各个国家应对能力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其自主程度的大小。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及其合作者史蒂文·托皮克（Steven Topik）在收入《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忙于战争，亚洲国家的纺织业遇到了难得的起飞机遇。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纺织业在印度，孟买是其龙头地区，但大阪和上海的纺织厂产量暴增，孟买却基本没有变动。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印度是殖民地国家，英国长期以来通过关税政策鼓励孟买生产较粗劣的纱，当市场机遇来临之时，孟买的工厂来不及调整。但大阪和上海的企业相对有自主性，较快地完成了调整。

    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对于亚洲国家的影响非常深刻。彭慕兰的博士论文、曾获1994年费正清奖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揭示了近代中国被迫进入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之后的深刻变化。他指出，列强环伺改变了近代中国的国策，这种致力于工业化的变化，使一些地区快速发展，另一些地区则被抛弃，从而引发了深刻的社会结构调整，这是相当部分基层民众容易接受革命思潮的重要原因。

    彭慕兰这一研究以大运河与黄河交汇的山东、河南、河北交界区域（取名为“黄运”）为主要对象，这一区域处于京汉线、陇海线、津浦线三条铁路线围成的三角地带。以前这一区域曾因为地处大运河咽喉地带而颇为繁华，也是传统帝国治理黄河的重点地区，国家对治水的公共投入较多。晚清帝国和民国为了应对帝国主义的压力，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沿海地区成为重点发展的地区，黄运南部则日益成为被遗忘的地区。

    国家政策对于地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晚清政权把资源更多地投向了沿海的兵工厂和新军建设，以及向西方殖民帝国的战争赔款。以往投向黄运地区的治水资金急剧减少了。所谓治水社会研究是西方中国学的一个重要论题，但近代以来的治水状况却缺少研究，彭慕兰在这一领域做了开拓，指出国家放弃了这一地区，不仅在治水方面很少投入，而且其他方面的公共服务也很薄弱。由于运河运输的衰落，木材等御寒燃料难以运入这一地区，在当地木材砍伐殆尽之后，黄运南部因为冬天御寒出现了拾荒者与看清组织之间的社会矛盾。

    近代铁路的修建，没有像以前的运河那样给黄运地区带来机遇，而是逐渐将这一地区分为北与南两个部分，北部进入了天津、青岛等城市形成的经济区域中，南部则处于边缘位置，事实上与沿海的工业化进程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一方面，国家议程的重心已经转向沿海及其他中心区域的工业化等方面，另一方面，国家在黄运南部这一被视为“腹地”的地区的传统责任（尤其是治水、救荒和维护公共秩序），基本被放弃了。随着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加大，民众的税负有所增加，无异于雪上加霜。像拾荒这样的自救活动，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但对当地民众的福利和生活的影响却很大。在国家公共投入较少与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民众收入微薄，国家公共投入的任何明显减少，或者地方政府聚敛的增加，都会严重影响其生活。政府的合法地位在这一地区的损害于是不可避免了。

    彭慕兰指出，正是那些在近代中国新的国策中无足轻重的区域，农民群起抛弃了晚清政权（以及后面的国民党政府），越来越多的人最终拥护共产主义革命。这些无足轻重的区域，以往在有关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并非研究热点。人们更愿意研究那些能够体现现代进程的议题，例如上海研究连篇累牍。但彭慕兰希望通过这一研究强调，相对于那些作为经济增长龙头的中心地区，像黄运这样的“腹地”的停滞或衰落，为后来的政治事件和巨变提供了社会基础。富裕与贫困地区都是现代世界的组成部分，国家对边缘“腹地”忽视或放弃，最后这些地区的社会变动将成为国家难以消化的巨大挑战。彭慕兰对近代中国这一治理教训的叙述，有引人深思之处。(编辑 董明洁 许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