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为人类带来平等了吗？

　　技术进步为人类带来平等了吗？

　　《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 作者：（美）格尔哈特·伦斯基 译者：关信平、陈宗显、谢晋宇 版本：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1月

　　格尔哈特·伦斯基（Gerhard Lenski，1924—2015），美国社会学家，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荣休教授，以其对宗教社会学、社会不平等和生态进化论等方面的贡献而闻名。

　　人类彼此间的不平等多么令人触目，从摩奴法典到圣经，从保罗到亚当·斯密，从洛克到马克思，古往今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思想家都曾讨论过这一问题。

　　这些理论家大体分为两派，保守派认为不平等既是必然的，又是公正的。进步派则认为，不平等既不必然，也不公正。双方对人性是自私还是利他，社会是合作还是冲突，提出了不同的假设，并各自建立起逻辑自洽的理论。

　　在《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一书中，格尔哈特·伦斯基试图综合这两种看似冲突的理论，通过广泛利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资料，观察和比较各种社会类型（如采集狩猎社会、园耕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中的不平等现象，从两种理论中取出各自符合经验事实的部分，构建一个新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的不平等。

　　伦斯基认为从原始社会到现代，随着技术进步，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在农业社会达到峰值，进入工业社会，这种趋势则有所逆转，“各社会之间的不平等的最终根源是技术进步”。

　　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分配中起作用

　　比起关注阶级、种姓、等级、地位这些不平等的结果或表象，伦斯基更在意的是一个社会中的分配动力学，即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分配的过程中起作用——那些人们都想要却又稀缺的好东西到底是怎么分配到不同人的？这一过程又为什么存在着不平等？

　　伦斯基认为分配过程由两项原则主导：第一项是“生存原则”，即“人们在分享劳动产品时，首先要保证让那些为社会所必需的或者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能够生存和延续生产力”；第二项原则是“权力主导原则”，即在满足第一原则之后，“权力将决定社会层面上几乎所有剩余产品的分配”。

　　在狩猎采集社会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存原则”。

　　人类存在着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狩猎采集社会当中，直到一万年前，某些地区才进入简单园耕社会。技术传播十分缓慢，在“地理大发现”以后，仍有不少偏远地区的土著以狩猎和采集为生。人类学资料表明，这一社会类型的人在权力和财产分配上十分平等。因为食物生产和储藏技术水平非常低，衣服、居所、运输工具、武器等制作技术也很粗糙，人们仅有很少的个人财产，采集和狩猎的所得按需分配，劳动分工也还没有出现，所有人都必须辛勤劳动才能使群体勉强生存。整个群体几乎没有什么生产剩余，“权力原则”还无从起作用。

　　随着技术的发展（锄和犁、车轮、牲畜的驯化、水利系统的修建、施肥和冶金技术等发明）人类进入简单园耕社会和先进园耕社会，在维持生存外有了剩余产品可供分配，不平等也就开始加深了。一方面，人们有了管理公共财富的需求，需要更加专职化的首领，然而由于人们的疏忽，国王和酋长的个人财富和公共财富并没有明确区分，使得政治领袖抓住机会为自己攫取了大量好处，从而巩固起自己的特权。这一不平等过程唯一可能的阻碍，是国王或酋长们的官吏和随从，但他们也从被侵吞的剩余产品中分肥，站在攫取者的一边。缺乏组织的普通人民对此无能为力。另一方面，生产剩余所带来的闲暇使得频繁的战争成为可能，随着征服而来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奴。与邻居的冲突促使族群必须发展起更高效的政治组织、更有力的战时领袖，扩张所带来的剩余产品能够笼络更多同胞加入自己的队伍，强化他们的忠诚。

　　伦斯基总结道：“那些主要作为群体生活功能必须的制度就成为主要用于自我扩张和进行剥削的工具。”专制统治便建立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不像专制制度那样普遍，在园耕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立宪制度。在少数社会中存在着限制国王或酋长权力而保护平民百姓权利的制度，这样的社会中无论财富还是特权的分配都更加平等，尽管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社会越来越少。

　　农业社会是迄今为止最不平等的社会

　　伦斯基认为：“强力既是统治权的基础，也是分配制度的基础。”因为：“生存是绝大多数人的首要目标，果真如此，操纵人们生死的能力就是权力最有效的基础。”“虽然人们不会为了微小的得失而诉诸武力革命，但当关系到对社会全部剩余产品的控制时，这种前景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随着技术进步，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这为社会产出更多的剩余，也为通过强力掠取几乎全部剩余提供了条件。

　　犁的发明，耕种新作物，驯化新动物，利用水力等新能源以及无数的技术和知识进步，使得“人类劳动总产品中的一小部分就能使人生存并具有生产力，余下的大多数可以用于其他目的”。驯化的马、车轮、冶炼等技术的进步使得骑兵、战车、城堡、盔甲等军事技术得到发展，从而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分裂——能控制足够人力或拥有足够财富的人就能通过生产新的武器装备，掌握压倒性的权力，而一般人则不再能够像其他人那样武装自己，这为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提供了条件。

　　在所有的农业社会中，权力、特权和荣誉的分配都极不平等，对这些社会的历史稍加研究就会发现，政府制度是社会不平等的首要来源，即以国家名义行使权力之人的行动是社会不平等增加的主要原因。对于农业社会的统治者来说，“国家是统治者可以用来为自己谋利的一份财产”。“他们对把我们叫做‘公共财产’的东西变成私人的这点，既不觉得不妥，也不觉得不道德。”“财产主要是由权利构成，而不是实物构成的。”通过行使税收、进贡、劳役，统治者对其领土范围内的所有土地和产业都有实质的所有权，尽管这些权利有大小之别。

　　总有一小撮人与国王共享政治权力，这部分被称为“执政阶级”的人一般不会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其财富和统治者加起来却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一半或更多。“在前市场社会，财富是尾随权力而来的”。距离权力中心稍远但仍能分享利益的阶层包括侍从、商人、僧侣，而农民、手工业者、贱民和被遗弃者则处在地位逐渐降低的底层。统治者和执政阶级间会争夺权力，他们发动的战争全然是为了自己的党派利益，农民革命成功的机会很少，即便成功也无法改变社会的基本结构，只是成功的集团取代了原来的统治者而已，各阶层间的不平等没有多大改变，其程度也仅仅取决于执政阶级剥削的意愿与技巧。

　　工业社会为削弱不平等创造了条件

　　随着技术进步不平等程度逐渐加深符合“分配二原则”的逻辑结果，然而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其不平等程度却减弱了。政治不平等减少了，政治权力更广泛地分布在人民当中，政权虽然仍为精英掌握，在制定政策时他们却不得不考虑底层民众的利益。从财富分配上看，不平等也有所减弱，农业社会中前2%的人口至少掌握一半以上的国民财富，工业社会中这一数值降到了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

　　不平等趋势逆转所代表的不是原来的假设错了，而是那高度一般化的理论忽略了某些其他影响因素。

　　首先，由于技术的进步、专门知识的发展，身居高位、发号施令的人不再能理解他们下属的所有工作了。除非政治权威愿意并能够牺牲效率，否则他们不可能像农业社会那样，而必须依靠授予别人权威或者依赖市场手段进行统治，这就导致了权力和特权的分散。在相对份额上的让步，因经济发展带来的绝对份额的增长而变得可以接受。

　　其次，人类知识的巨大扩展产生了一大批不易替代的技术工人，这些人的谈判能力要强于那些没有技术含量又有大量后备军的单纯体力劳动者，加上他们工作的效率与动力取决于收入和健康程度，并不像农民那样只满足于维持生存，这也使财富分配比农业社会更加平等。

　　再次，虽然政治权力的斗争本质上是“零和游戏”，但是在工业社会中，战争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将所有人都卷入进去，这一趋势具有一种平等效应，而军事活动只限于少数人的情况下，不平等是最显著的。

　　最后，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文字更加普及，教育也随之扩大，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能更好地联结起来，新的民主意识形态的产生和扩散发挥了作用，“国家是人民公仆”的观念取代“君权神授”成为了普遍信念。

　　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逆转了不平等的趋势，虽然不能说技术进步会使民主成为必然，但工业化确实创造了有利于民主生长的条件，也为人类社会更趋平等的未来创造了希望。□张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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