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与所处时代的暧昧关系

赵瑜

每一个小说家都逃离不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因为，小说家需要无限逼真的道具来建筑他们所需要场景。而关于小说的主题，不论是对现实赞美还是批判，大多需要借助于与时代密切的词语来表达，也就是说，小说家开始写作的那一瞬间，便被他所处的时代绑架。

这就有了趣味，这趣味特指小说家与时代的关系，很暧昧，无法清晰简单地梳理，只能用具体的作品来分析。

比如有些小说家的作品，过了几年以后，读者会抛弃它。因为，写作者过于依赖他身边的事物，他们对生活的判断浮浅。如果一个小说家总是试图写一些在当下便正确的主题，他作品难免被读者抛弃。

而同理，如果一个小说家的作品，过了很多年，仍然被读者所追捧，那么，可以基本判定，这个小说家洞穿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睁一只眼和他处的时代调情，而闭一只眼逃离他所处的时代的束缚，用恒久的眼光打量他身边的人与事，所以，他才能写出跨时代的作品。

近日我重读余华再版的中篇集《河边的错误》，便有重温余华的八零年代的触摸感。在《河边的错误》这部中篇小说中，余华杀了四个人。这篇小说的结构，很像是韩国的电影《杀人回忆》，缺陷是，文学性稍显不足，尤其结尾，几乎是败笔。作为小说家的余华，在故事的末尾过于写实了，差不多，他抄袭了当时一个新闻事件的结局。

说到底，小说还是要高于生活。在《河边的错误》中，高于生活的部分并不多，多数细节都是对生活的复制，所以，作为阅读者，我能在多年以后的阅读中，轻易地捕捉到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词语属性。在这篇小说中，我注意的时代痕迹如下：街道的宽度，故事中必然要出现的一个疯子，寡居的幺四婆婆她不信任其他人，关于疯子与幺四婆婆乱伦的隐喻，集体宿舍的门卫，以及热爱看热闹的孩子……

这些细节既属于余华，也属于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作家。是的，这是他们这一代小说家们共同的资源。不同的是，余华在这部小说里找到了这些片断，以及这些词语背后所呈现的判断。在这部小说中，有人被杀，有自杀，有人主动杀人。有人疯掉了，而又有人为了避开惩罚，假装疯掉了。

这些细节，除了当时的人情世故的气味以外，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法律的诸多任性随意的地方。所有这些细节的铺陈，均是小说家与他所处的时代的暧昧关系的体现。

而余华是如何利用这样的暧昧关系，越过这时代的荒诞的呢？放弃单一的判断标准。也就是说，作为小说家，他主动放弃了他的主动参与感。他将自己贴到了他所写的人物身上，这些人物分别是刑警队长马哲，幺四婆婆，以及被马哲怀疑的一些人。余华的做法是每一个小说家都应该记取的常识，但有一点需要强调，不做判断，并不是没有判断。这两个词语之间的差距千万里。“不做判断”是小说家耐心地将故事有节奏有结构地呈现，而让读者在自己领悟的时候想到故事的走向和主题判断，这里的“不做判断”是有了判断，但是这个判断是超过小说家所处的时代的是非观的，这个判断未必就正确，所以，小说家在这样的时候，不刻意呈现观点，而是强化人物自身的内心，贴合人物和他所处的时代，让他们的观点或对或错，都要符合事件的逻辑，这便是恒久的叙事真理。相比较而言，“没有判断”其实是小说家将自己融化在了他所处的时代中，十分努力地倾倒在时代的怀抱里，轻佻着赞美时代，同时也赞美时代号角下的所有的对的事情。这样的“没有判断”其实就是一种放弃抵抗时代的平庸，从而放弃了人性的常态。

优秀的小说家一定要具备常识，知道什么是速朽的判断，从而尽量在作品远离这些轻浅的内容。这应该是余华他们这一批先锋作家在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便意识到的问题。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一批先锋作家虽然不再先锋和前卫，但是，他们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更加有人文情怀，更有厚重的指向。

不论是近年余华的《第七天》还是苏童的《黄雀记》以及近两年刚刚出版《望春风》的格非，他们这一批在上世纪八十年中后期成长起来的所谓先锋作家，他们的作品突破了他们创作那一批作品的时代，在社会变革迅速的当下，他们的作品可以反复阅读，他们冲破了时代的束缚，将他们与时代的关系经营得非常得当。

在余华最新再版的小说集《河边的错误》中，有一篇中篇小说叫做《古典爱情》相当聊斋，这大概是一部向蒲松龄致敬的小说，不仅是语言还是故事本身，都充满了逃离时代的个人趣味。然而，正因为是余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创作的，所以，哪怕他将小说的时空转移到了古代的某一段时间，仍然可以看出余华的用心。《古典爱情》是余华的另类作品，借一个进京赶考的柳生的爱情遭遇来呈现人性最疼痛的部分。小说中最让人惊心动魄的部分是饥荒年月的“菜人”，所谓菜人，便是把人肉当作菜来卖。为了让人肉好吃，那些人往往是活着切掉胳膊或腿来卖。而救过柳生性命的姑娘惠竟也被当作了“菜人”，恰逢柳生又一次进京赶考，他身上所带的钱正是当年惠赠给他的，他用这钱救下了已经被割了一条有的“惠”姑娘，然后让她完整地死了，并埋了她。

重述这一段故事非常艰难，因为，在饥荒年代，为了让一个姑娘死得有全尸，而不惜花掉自己全部的积蓄，这是人性的光芒。

这篇小说的结尾部分是神来之笔，也是聊斋之笔，余华写了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抵达和还原的故事，那便是，柳生在夜晚的时候又遇到了已经离世的惠姑娘，然后他觉得惠姑娘一定是自己活了，从坟里逃了出来。于是，他想确定一下，他当年埋下的坟是不是已经空了，哪知，他打开坟，发现他的惠姑娘仍在里面，让他惊讶的是，惠姑娘的伤已经自愈了，肤色红润，像是活着时一样美艳。只是可惜的是，等到了晚上，柳生再见到惠姑娘的时候，惠姑娘却抹泪向他告别，说，小女本来已经生还了，只是被公子发现了，这下生还不成了。

小说在这里结束了，几乎是一个悲剧。

而只要熟悉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便可以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反思文革，到反思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各种值得反思的文学领域层出。对于现实主义创作的试探和触碰，让小说家们有了自由的耕地。然而，时代总会有它的局限，尽管上世纪八十年代相对自由开放，却仍然有一些历史或现实区域是小说家们禁止创作的，比如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关于这个领域，别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有些档案仍然在尘封，而这个时候，余华的这部《古典爱情》中关于饥荒的描述不能不说是一种曲折的现实主义，余华借用一个虚化的时空外壳，一个爱情故事的切片，来反映饥荒一旦发生时人性的丑恶。

重读一九八十年代余华的小说作品，会对一九六零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作家生出敬意，他们在小说创作之前，在思想认识上，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表面上，他们和他们所处的时代精神契合，他们在小说中奔跑，气喘吁吁地嘲讽宽厚待他们的时代。实际上，他们已经超脱了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精神的触角早已经撕破了暧昧的窗纱，他们将自己的写作视野放在了二十年以后，或者是更远的未来。所以，他们经过时间的淘洗，依然闪着光芒。

重读余华，也有不尽满意的地方。总觉得余华是属于长篇小说的，而中短篇小说里的余华相比较平庸一些。然而，不论是天才的长篇小说还是更加温和的中篇小说，余华都打破了他与时代的单一的歌颂关系。作为小说家的余华，他与他所处的时代是暧昧的。

而本质上，每一个写小说的人，都应该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可以亲密，可以疏远。可以热烈，可以冷静。可以旁观，可以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