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中江湖 “革命派”的改革

　　囊中江湖 “革命派”的改革

　　羽戈

　　称康有为领导改革，也许有些争议。而今有一种论调，坚决否定康有为之于戊戌变法的领袖地位，认为当时康有为官止于五品，仅受光绪皇帝召见一次（1898年6月16日），所上奏折，据邝兆江先生考证，“只有3折被采用，6折部分被采用，其余皆落空”，最关键的是，他与光绪皇帝的关系，并不像以往所判定的那么密切，光绪赏识他的才学，爱读他编写的书，不过只把他当作智库或宣传型人才，故而既未大用，亦非重用，变法初期，还下旨让他到上海督办《时务报》，并置于孙家鼐治下（1898年7月26日），这即便谈不上疏远或放逐，却也显示了他在光绪心中的地位，绝非心膂股肱，举足轻重……如此种种，哪里该是一个领袖所享受的待遇呢？

　　这些都是事实，毋庸置辩。我想推敲的是“领导”或“领袖”二字。如果仅仅将戊戌变法视作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的一场政治运动，结合帝制社会权力运作的逻辑，那么领导人只能是光绪皇帝，但是，一旦开始追问，光绪的变法思想从何而来，大清朝野的变法风气从何而来，康有为的作用便呼之欲出，如变法期间梁启超致夏曾佑信中所云：“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大约南海先生所进《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两书，日流览，因摩出电力……”要言之，康有为对于戊戌变法的最大贡献，可谓造势或开风气，他所扮演的角色，可比作设计师或吹鼓手。须知国事之成败，有时正在于一个“势”字，相比借势、顺势，造势往往更难，因此价值更大，老话说时势造英雄，殊不知还有一种英雄，能造时势，康有为及其同志，便属后者。就此而言，称他为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未尝不可。

　　书生造势，唯舌与笔，“一言而兴邦”“一支笔可抵三千毛瑟枪”云云，虽嫌夸张，却充分呈现了舌与笔的巨大力量，其力量，表现为观念，激发于人心。具体说来，康有为们的造势手段，包括上书、开学堂、办报纸、编书籍等，此外还有一种，即成立各种学会，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等，这一招极具杀伤力，不仅因为抱团或结社易于成势，还得注意这些学会所网罗的人物。拿1895年成立的强学会（北京强学会和上海强学会）来说，晚清政坛各路大佬、庶几一网打尽，张之洞、翁同龢、李鸿藻等均表支持，李鸿章欲捐款而遭拒绝，当时尚属后起之秀的袁世凯则是会员之一。不管这些人愿意出钱还是出力，有他们站台，便可成就人气和人心——所谓造势，营造的是舆论，开启的是风气，撼动的正是人心。

　　与此相应，时人对康有为的评价，不论赞美或批判，要点几乎都是风气与人心。1898年4月14日，汪大燮给汪康年写信，谈到康有为在保国会的演讲，“自始至终无非国家将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须发愤。然从无一言说到办法，亦无一言说到发愤之所从。”并引用张元济对康有为的观感：“谓其意在耸动人心，使其思乱，其如何发愤，如何办法，其势不能告人……”戊戌变法爆发之后，张元济致信汪康年，转而为康有为辩护：“……康固非平正之人，然风气之开，不可谓非彼力。”再看彼时针对康有为的种种批评之辞：“惑世诬民，非圣无法”“摇惑人心，混淆国是”“煽惑人心，致于众怒”等，关键词都是“人心”。联系造势与人心的关系，这正可以回答为什么说康有为是造势者。

　　然而，康有为对戊戌变法的贡献，仅止于造势二字。他擅长的是呐喊，缺乏的则是汪大燮信中所云的“办法”，用我们更熟悉的语言来讲，可谓长于空谈，拙于实干。这背后的原因，第一在于康有为及其同志大都是青年书生，并无多少政治经验，试看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论定，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教育家，与其说是实行者，不如说是理想者（《南海康先生传》），这种人，进入政治实践，不免举步维艰；第二在于康有为的政治立场，模仿梁启超的语气，在戊戌变法启动之前，与其说康有为是改革派，不如说是“革命派”——“革命派”不是不能为改革造势，因为没有革命的压力，则无改革的动力，其政治效应也许优于改革派的造势——甚至在变法过程当中，康有为、谭嗣同等人本性难移，依然在使用“革命派”的话语和思维模式，以此来推行改革，必将流于激切与专断，失败的结局早已注定。

　　试举两例。先说话语。康有为受光绪召见之时，在朝房与荣禄相遇，荣禄问道：“固知法当变矣，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他忿然答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另一种说法的口气略微温和：“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曹孟其《说林》）梁启超《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引用了“日本中央报载有邹某之言”：“……荣禄尝询康以变法之方。康曰：变法不难，三日足矣。荣问何故，康曰：但将二品以上官尽行杀了，可矣。”尽管他随后表示否定，我却以为，以康有为的思想和性情，这么说一点都不奇怪。以杀人来变法，以武力来夺权，正合乎康有为、谭嗣同当时的思路。这一思路的尽头，便是康、谭筹划的“围园劫后”，园即颐和园，后即慈禧太后（据说杨深秀也曾言“得三千杆毛瑟枪围颐和园”，看来真是物以类聚）。只是如此一来，这到底是改革呢，还是革命——改革与革命的一大区别，恰在于对暴力的依赖和运用？

　　再说政策。康有为设计的改革蓝图，最核心的一条，即“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叫“开制度局”，出自他所起草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上清帝第六书》）。制度局是他的发明，在其同志笔下，有时叫“议政处”，有时叫“立法院”，光绪所采纳的说法，叫“开懋勤殿”。不管叫什么名目，设置这一名为政治咨询、实为政治决策的机构，目的非常明确：夺权，以此架空军机处，就像当年雍正皇帝用军机处架空内阁一样。这个想法，只能说看上去很美，事实上毫无操作空间。假如光绪占据权力优势，不妨大刀阔斧，除旧布新，问题在于，此时他处于劣势，因而最可行的集权策略，应是蚕食，一步一步挤压对手，而非鲸吞，企图一口吃个胖子，不幸的是，这个狂躁的皇帝，遭遇一帮激进的臣子，选择了后一种玩法，结果非但没有吃下对手，反而噎死了自己——开懋勤殿一向被视为光绪与慈禧决裂、引爆戊戌政变的导火索。

　　回头再说康有为。他的改革路线，特色即求快、求大，试图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对于具体事宜，则斥之为“琐碎拾遗，终无当也”。这一点，连其弟康广仁都不以为然，他在致何易中信中写道：“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从这五个“太”字来看，显然与改革的宗旨相违。改革讲究渐进，日拱一卒，康有为则在急进，一炮将军；改革讲究谈判和妥协，康有为动辄以杀人威胁对方；改革好比把钉子钉进硬木板，要一寸一寸来敲，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康有为根本不是敲钉子的料，他手里拿的是大砍刀……所以说，戊戌变法是一场以革命方式推行的改革——如果不嫌危言耸听的话，不妨断言，这是一场披上了改革外衣的革命——改革失败的最大原因，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关海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