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数据造假的病理及后果分析

金融关点

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关浣非

责编：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6期）

2017年年初，辽宁省领导自曝2011年到2014年，省辖市、县财政存在数据造假行为,且呈现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手段多样等特点，虚增金额和比例从2011年至2014年呈逐年上升趋势。并表示，2016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没有完成预期目标，主要原因是过去一个时期，经济发展思路一度背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导致经济数据含有水分。但辽宁自曝大面积经济数据造假，已是造假期间时任省委书记王珉被调查之后了。

2018年年初，天津滨海新区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宣布，滨海新区2016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由10002万亿元调整为6654万亿元，缩水约33.5%，缩水幅度达3348亿元。

2018年1月3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开承认财政和经济数据大幅造假。经审计部门核算后，内蒙古调减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30亿元人民币，占总量的26.3%；核减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00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0%。这相当于呼和浩特当年的GDP总量。

经济数据造假，这是中国存在多年的一个顽疾，如去年中央巡视组就已查出，吉林和内蒙古经济数据造假。这里不细究辽宁、内蒙古、天津2016年经济数据造假规模有多大，只想提出这样一系列问题：在有《统计法》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些官员仍敢于数据造假？为什么现在这些省份自曝过往的经济数据造假？有没有可能遏制住这种经济数据造假现象？数据造假危害究竟有多大？

经济数据造假如何成为可能？

不能否认的是，经济数据造假首先与政治生态有一定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下级官员的考核主要集中在GDP增长方面，一些官员为了自己升迁、迎合上级需要，或者是局部利益，把经济数据当成了可以随意揉捏的玩具泥，需要大时就可以大，需要小时就可以小，需要圆时可以圆，需要扁时可以扁，以致出现了一副对联调侃这一怪象：上联是“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马到成功”，下联是“下级骗上级，层层掺水，水到渠成”，横批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

不要说心术不正的人，就是心态正常的人对一件只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却未必会带来责任和风险的事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也是不难揣测的。而在一些特殊的政治环境下，经济数据造假不仅是一件心照不宣的事，更变成了一种攀比和竞赛，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那场“大跃进”，经济数据造假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另外，粗放的统计方式、统计手段也给一些官员造假提供了可能。中国的统计制度是分级核算，这样的统计方式无疑给经济数据造假提供了相当大的可能空间。

经济数据造假现象还同数据造假不会对社会运行秩序、人们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和不良影响的观念有关，人们通常只会关心自己眼前利益的得失，不会去关注那些自己根本理不清头绪的经济数据的真伪。

经济数据造假危害几何？

关于经济数据造假的危害很多人已有讨论，最主要的应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污染政治生态。经济数据造假既是一种政治生态的结果，也会污染政治生态，如果这种表面上看仅存在于政府工作某一领域的弄虚作假现象蔓延开的话，不难想象全社会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乱象。

二是会影响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上情不能下达和下情不能上达是影响施政效率的两个重要问题，任何政府的决策都离不开充足的数据基础，不实的数据会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带来怎样的影响不难想象。

三是经济数据，尤其财政数据造假，不但影响到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规模，同时也会降低市县政府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会造成坐吃山空、捉襟见肘的窘境，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国家财政内外交困的局面。经济数据造假虽然不是老百姓导致的，但最后倒霉的一定是老百姓。

四是经济数据造假必然会影响投资者对当地经济、财政、金融风险的判断，造成相关投资的不当决策，降低投资效率。

地方为何自曝家丑？

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省份自曝过往的经济数据造假，其背后的考虑可能各不相同，一个正面的主要原因是十九大报告确立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经济导向目标，以往长期存在的“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和考核机制都将因此而改变，地方政府因此主动做了经济数据管理上的修正。

有的是地方领导人更换后，新人不想为前任或前前任背黑锅，故主动摊开问题，免得一段时间以后说不清责任，这也是多年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的“前任现象”，即问题都是前任领导留下的。

有的是想与上级博弈，以保既得利益之不失，或者能谋求更多利益。如营改增之后，原归地方的营业税变成了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增值税，虚报产值意味着要自己贴钱上缴中央财税，这种“吹牛皮上税”的事地方是不会愿意干的。自2017年以来，各地方表外融资渠道大幅收窄（PPP、政府购买、产业基金和平台融资等），从金融领域能获得的资金明显减少，不少地区入不敷出的窘境显著加剧，需要依赖中央财政返还补助和财政补贴，而未来4年又进入地方债偿债高峰期，因此不得不自曝家丑，以争取未来更多的地方政府债发行额度和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等支持。

还有一种情况是因长期经济数据造假，寅吃卯粮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雪地里孩子”的游戏无法继续下去了，因而不得不老实交代底牌。从制度层面上看，2017年6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对中国于2019年实行GDP统一核算作出了部署，即各省份的GDP数据届时将由国家统计部门进行核算，不再由省级统计局负责。如果此前地方政府有所虚报，而交由国家统计局核算后出现和此前较大的数据差异的话，那地方可能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数据造假何时休？

那么，这种数据造假现象究竟何时能够休矣？

政府诚信是现代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3月7日到辽宁人大代表团参加座谈时表示，经济数据造假，不仅影响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策，而且严重败坏党的思想路线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应像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一样，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清除在官场存在多年的经济数据造假现象。此风不可长，必须坚决刹住！

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规则的严密程度，进一步清晰《统计法》及其他法律法规中经济数据造假、怂恿经济数据造假、对经济数据造假失察罪责所应承担的法律处罚规定，提高执法、执纪的严肃性及惩罚力度，对经济数据造假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该问责的问责，该入罪的入罪，在法律的基础上遏制经济数据造假现象继续发生。

同时要调整和改革对官员的政绩考核和任用办法，围绕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建立全新的考核体系和考核办法，让政府官场彻底摒弃急功近利文化，让妄想通过造假而谋求高职者永无出头之日。为此，要建立官员介入、干预统计活动的记录追踪控制体系，层层确立经济数据未受外力扰乱的责任确定制度。对官员离任的审计应包括其任职期经济数据真实性一项，并应建立永久承担责任的制度。

而统计部门要致力改革和完善现行的统计制度和办法。除了扩大经济数据的采集范围和延长触角下伸的深度，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应用日益广泛的今天，要前瞻性地对这些技术的应用作出部署，充分发挥这些技术在信息采集、比对、甄别、校正方面的功能。在金融活动渗透范围与日俱增的情况下，统计部门要积极与其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合作建立数据采集及比对机制，建立多维的经济数据确真系统，通过对影响GDP总量的各部门基础因子和相关变量的复核及倒推计算，确定有关数据的真伪。与此同时，要注意发挥政府有关部门和专业机构、金融机构对数据独有的过滤和制衡作用，如税务部门对数据的验证和对造假者的惩治功能，发挥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对企业、对一定区域经济数据失真的阻止和反惩作用。而在一些时间节点上，要特别留意季末、半年末和年末企业、行业、地区的经济数据变化情况及趋势，及时地发现异常状况，及时地进行印证和矫正。

最后，对于公开承认经济数据造假的辽宁、天津、内蒙古政府，恐怕需要有个说法，对谁主导的造假、应当承担什么责任要有所交代，如果不了了之，那经济数据造假之风就难以自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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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6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