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了荷马传统的人

　　

希腊作家卡赞扎基斯创作的《希腊人佐尔巴斯》和《基督最后的诱惑》都曾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奥斯卡奖。今年是他逝世50周年，如同鲁迅一样，卡赞扎基斯经历了毕生的挣扎和内省，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

　　希腊作家尼科斯·卡赞扎基斯（Νikos Kazantzakis）的名字对很多人来说，也许还很陌生，但是提起《基督的最后诱惑》、《希腊人佐尔巴斯》（也译作《希腊人左巴传奇》、《希腊人左巴的生活和历史》）这些作品，却可以说全世界都耳熟能详。他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尽管没有最终获奖，但是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却世所公认。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曾经将他视作“复兴了荷马传统的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被视作希腊文学和文化的骄傲。他还曾经两次来访中国，在《中国纪行》当中可以看到在他眼中20年间中国的变化。

　　今年是卡赞扎基斯逝世50周年，希腊将今年定为“卡赞扎基斯年”，在希腊本土和世界各地都有各种纪念活动。12月14日在北京的中山音乐堂，希腊萨洛尼卡国家交响乐团举行的尼科斯·卡赞扎基斯献礼音乐会，就是全球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在我国举行的“希腊文化年”的重头节目。而从15日开始，在北京的希腊文化中心，还将举行他的作品和生平展。

　　“希腊文化年”的文化特使瓦西里斯·罗（Vasilis Louras）和《希腊人佐尔巴斯》、《苦行》、《中国纪行》等中译本译者李成贵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讲述了希腊人卡赞扎基斯的生活与历史，以及他和中国的渊源。

　　“希腊的鲁迅”

　　“卡赞扎基斯就是希腊的鲁迅”，曾经长期担任新华社驻希腊首席记者的李成贵快言快语地给卡赞扎基斯做了一个定位。就像鲁迅身体力行地推广白话文一样，卡赞扎基斯对于推广现代希腊语，功不可没。在卡赞扎基斯生活的年代，希腊和20世纪初的中国一样，经历着“今古之争”，古典的希腊语，“他们叫做‘官方语’的，非常难，只有社会上层的一些人能掌握，也需要变成类似我们的‘白话文’的语言，也就是‘民间语’，来让更多的人都能够掌握”。

　　1964年，25岁的李成贵被送到了阿尔巴尼亚学习，那时他学习的就是现代希腊语。瓦西里斯也指出，“现代希腊文和古代希腊文完全不同，虽然前者是从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懂得前者不一定就能完全理解后者，而精通后者的人也不能迅速理解前者”。卡赞扎基斯所有的作品，都是用简明晓畅的现代希腊语写作的，不但有小说，还有戏剧和诗歌，“人们热爱他的作品，现在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希腊学生上课使用的教材，所以说他促进了现代希腊语的发展”。瓦西里斯认为，对于所有的希腊人来说，卡赞扎基斯都是非常值得纪念的。

　　而之所以将卡赞扎基斯称作“希腊的鲁迅”，在李成贵看来，除了用作品推广现代语言，还有他的思考所达到的深度和力度。卡赞扎基斯生于克里特岛，经历了希腊从土耳其独立出来的革命战争，早年在雅典学习法律，后来到巴黎学习哲学，之后又在瑞士、前苏联等国研习马克思的思想。他的长篇史诗《奥德修纪》，续写的是荷马的同名史诗，不过在他的笔下，这个奥德修已经有了极为现代的意义——参加工人革命，与佛陀、基督、堂·吉诃德等形象对话。其中充满了他对希腊现实与人的命运、人性的思考。

　　后来的《希腊人佐尔巴斯》更是用佐尔巴斯这个老工人形象，直指人们灵魂的深处，“那是个我行我素的人，不认什么等级贵贱，人就是人，全世界都一样，反对欺诈，热爱自由”。这部小说因为取材于卡赞扎基斯的家乡克里特，“被克里特岛的人看作是当时最好的一部进行中的历史，”瓦西里斯回忆道，“当然，那个时代的希腊已经不复存在，但卡赞扎基斯写出来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希腊，那个时代的生活和思想，一看就觉得，克里特岛就是他写的那样。”

　　在卡赞扎基斯的作品当中，让全世界都熟悉的除了《希腊人佐尔巴斯》之外，还有《基督最后的诱惑》。这两部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都拿过奥斯卡奖，影响巨大。《基督最后的诱惑》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对犹大这个形象的重新阐释，引来了无数争议。1988年，马丁·斯科塞斯的这部电影在全世界都成为焦点，甚至还曾经在法国发生过针对这部影片的爆炸事件。如今这部电影和小说都已经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可惜彼时卡赞扎基斯墓木已拱，不能亲见他的思考和挣扎，和后世引起的风波。挣扎和内省事实上是卡赞扎基斯毕生都在经历的，在新出版的《中国纪行》当中还收录了类似他的“沉思录”的《苦行》，然而这部作品却总是被当作文艺作品而非思考录，他的夫人海伦·卡赞扎基斯在后记里描写卡赞扎基斯当时的痛苦：“没有一个人把它看成是探索和恐惧的呐喊。因为没有一个人内心有这种呐喊。”而这种痛苦，大概也是鲁迅曾经面对的吧。

　　与中国的多舛渊源

　　1935年，卡赞扎基斯第一次来到中国，“中国对他来说，是一个理想当中的地方”，李成贵这样认为。传说中的东方对于这个始终寻找灵魂宁静的人充满了吸引力，在他第一次旅行的游记当中，他写道：“绘画、雕刻、诗歌、公德、激情、爱水、爱女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在第一次旅行当中，胡适邀请他共进宴席，李成贵认为这是非常有意味的事情，两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聚在一起。而卡赞扎基斯第二次来中国是在1957年，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在他逝世之后，周总理还经常派中国的外交人员去希腊看望他的遗孀海伦。“他一直打算要写一本《20年之后》的书，可惜只留下一些笔记，就病逝了。”李成贵相当惋惜。

　　尽管他在中国旅行期间，受到极高的礼遇，他的作品却很晚才译介进来，而且命运可谓多舛。李成贵和他的十几个同学，是新中国第一批被派出国学习希腊语的一代，“那时候希腊和中国还没建交，只能去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学，那些国家有希腊族，能学到现代希腊语，还有在莫斯科学古代希腊语的，后来就没怎么用上”。1968年回到国内，李成贵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他在阿尔巴尼亚学的希腊文学和历史没用上，“结果去了天津新港，那会儿进口贸易大多通过希腊船来进行，我专门去给国际海员俱乐部当翻译。1973年，我接收了一条希腊的船，船上有好多希腊语的书，《苦行》和《希腊人佐尔巴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在船上，当时就觉得特别好。虽然1973年看到了书，但是当时“肯定没有出版的条件了，也没时间翻译”，“到了1983年、1984年有时间翻译出来了，但是一直没法出”。到了2003年，李成贵才自费出版了这本在西方影响巨大的《希腊人佐尔巴斯》，《苦行》则要到2007年才借着“希腊文化年”的东风问世。“30年了，这书才出来。”李成贵言语之间十分感慨。

　　目前在中国，据李成贵了解，卡赞扎基斯的中文译本除了他的译作，还有《基督最后的诱惑》、《自由或死亡》、《基督重返十字架》等寥寥几本，卡氏还有诸多小说、戏剧、诗歌都未曾翻译过来。而且除了他的译作之外，其余的都是从其他译本转译而来，董乐山、傅惟慈当年翻译过来，在《读书》上引发巨大争议的《基督最后的诱惑》是译自英文版，而王振基的《自由或死亡》则是翻译自法文版。“我觉得从其他语言转译过来的，还是有缺憾，希腊语的意味丧失了很多”，李成贵谈起翻译的问题，一语三叹。希腊语是边缘中的边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中国能翻译希腊语的人现在加起来不超过10个”。李成贵肯定了这个说法，而且笑道，“大部分都是我的同学”。如今，他和他的同学们都已经老去，卡赞扎基斯和其他的希腊作家，似乎正在加速离我们远去。

　　Profile人物档案

　　尼科斯·卡赞扎基斯：1883年生于希腊克里特岛，1957年病逝于德国。著有《基督最后的诱惑》、《希腊人佐尔巴斯》、《上帝的臣民》等小说，以及《奥德修纪》等长诗，还有《卡博狄斯特里亚斯》等剧本，还用现代希腊文翻译但丁的《神曲》等经典名著，希腊出版的《卡赞扎基斯全集》共二十六卷。他曾经在希腊组织过一个左翼政党，担任过内阁部长，后来辞职，毕生在苦思的同时追求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正如他的遗作《一生的总结》当中所言：“祖先，给我下道命令吧。——做尽你所可能做到的！——祖先，这不够啊。再给下道命令吧。——做你所不能做到的！”

周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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