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太医口袋里的遗事

　　陈存仁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版有人把《我的医务生涯》的作者陈存仁称为末代太医，陈存仁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名医，所编纂的《中国药学大典》在中医历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要事，同时作者又兼任专栏作家，其应邀在香港销路最大的《星岛晚报》开辟 “津津有味谭”的专栏，在上世纪40年代的香港广受欢迎。

　　对比作者的《银圆时代的生活史》、《抗战时代的生活史》两本书，《我的医务生涯》的民间色彩更加浓郁，如“心中有鬼，鬼即出现”、“送丧归来，糟鬼鞭打”这样类似的民间果报的标题，纯粹用个人视角串连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的切面。

　　作者是个掌故通，叙述里带有点老江湖自矜的口气，写老上海的书可谓多矣，但陈氏的上海既不妖娆也不风花雪月，他的上海是实打实的“银圆时代”，是那个时代真实的市民生活剪影。比如他举的一个例子，初恋女友爱丽斯的照片被南京路宝记照相馆挂在橱窗里，爱丽斯母亲认为大家闺秀的照片不该被公开挂出来，遂与照相店交涉。照相馆老板认为现在挂的几张，一张是陆小曼的，一张是唐瑛的，和这些人列在一起，反而显得高贵，坚决不肯撤下。结果就打起了肖像权的官司，当时人的观念，把未婚女子的照片临街展示，这本身就是有碍风化的。新旧两种伦理观念争锋相对，陈氏的叙述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去研究上海的风化史与市民观念的转型。

　　作者对那个时代的上海生活规则，人情世态，烂熟于心，讲起这些行医的掌故来，也多少有些章回小说的文艺气息。作为郎中的社会交往，三教九流，影星名士，都有接触，所以行医本身反倒成为一种见闻驳杂的职业，是在悬壶济世过程中的望闻问切，这种职业也成为作者对人观察的一个便利，这或许是阿城力荐陈存仁的原因。用阿城的话，有常识的人不易得，通识则更不易得。陈存仁在上海，乃是有通识的人，讲着不可还原的老上海已经消逝的记忆，读者自然读得津津有味。

　　很多上海的人物，在作者笔下也有另一番的感觉与味道，如提到少帅张学良，作者所见到的少帅“面目黧黑，身材瘦削”，“我观察他的出言谈吐，发现他的神经衰落到极点，他虽然戒了鸦片，但体力消失殆尽”，于是作者开了人参和鹿茸的方子，片刻间属下则以两箱东北人参示众，都是天字号的吉林老山人参，这些描写少帅难免会有点儿土军阀的习气，作者借机调侃了下，“真是英雄见惯亦常人”。

　　本书里还提到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轶闻，陆小曼犯有严重的胃病，当时座中有名为翁瑞午的世家弟子，以推拿为其治病，成为徐宅常客。徐志摩后因飞机遇难身亡，陆小曼即与翁瑞午同居，经济困难。1949年后，两人的经济全靠翁瑞午香港亲友的资助，翁瑞午又结识未成年女子，导致对方怀孕，锒铛入狱，陆小曼进入中国书画院当任画师，两人自此分开，翁瑞午自此有了“陆放翁”的戏称。

　　再结合陆小曼自己的说法：“我与翁最初绝无苟且瓜葛……但是由于旧病更甚，翁医治更频，他又作为老友劝慰，在我家长住不归，年长日久，遂委身矣。但我向他约法三章：不许他抛弃发妻，我们不正式结婚。我对翁其实并无爱情，只有感情。”（王亦令《忆陆小曼》），本书所道的姑且可存一说，至少提供另一种亲历的说法，让事件更加完整。

　　若真要挑刺的话，本书的骨架与血肉来比，稍有点枯瘦，这种文体本身的形成，似乎也有着一种“游医视角”的传统，好比《老残游记》，也是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将整个社会的弊端暴露出来。悬壶的后面是一台流动的“DV”，将各种阶层的病态与现状暴露出来，本书可算是这类的“游医札记”的模式了，但由于当时媒介的规范，一不小心写成通俗掌故札记了，迎合读者的文字占据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