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中国还不到弱化竞争的时候(2)

　　竞争政策要适时代替产业政策

　　《中国经营报》：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像中国、日本、韩国这种政府经济主导能力强的国家必然会产生这种状况？

　　金碚：这就是一个时机问题，这个转折在什么时候是需要把握的。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产业政策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参与是很有用的，国家用制定产业政策的办法来推动竞争力的增强也是有效果的。但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在一个时点上，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会被竞争政策所替代，竞争政策会越来越重要。中国现在有没有到这个时候是值得思考的。欧洲最早提出国际间要协调竞争政策，中国国内的竞争力源泉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相应的变化。比如在劳动力市场，我们原来选择的是终身雇佣，改革开放后打破铁饭碗、双向选择，使劳动力市场越来越有弹性。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竞争政策的问题，劳工政策怎样在中国现阶段才能保持不影响竞争力的前提下使企业更文明、更富有社会责任。因为如果时机把握不好，反而会适得其反。

　　所谓的竞争政策就是指在公平的标准规则下竞争。对于我们来说，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提高，资源成本价格上升、出口退税减少、本币升值等等，这些是不是企业都能承受，有哪些企业能够承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而企业竞争力的强弱会反过来影响到你的政策意图能否实现，比如《劳动合同法》的本意是提高劳动者的权益，如果在企业能够保持很强的竞争力的前提下没有问题，但如果伤害到企业竞争力的话，很多人反而会没有工作，使劳动者的就业更难。这个政策的关键是一国的劳动力市场能否保持弹性。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它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但保持了劳动市场的弹性，招聘和解雇的成本都很低，但工资很高。所以，不能以降低劳动市场弹性为代价来实行《劳动合同法》，那样会大大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这里需要非常科学、客观地判断中国现在的形势，根据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情况来看，竞争力的源泉发生转变是一件大事，在低成本的要素逐渐向要素价格提高转变的情况下，必须要给企业一个消化、适应的时间。任何一个好的政策在极短时间内公布、执行，企业都会承受不了。企业需要有个适应环境，创造新的竞争力要素的过程。不然的结果就是在很多行业中只有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能够生存下来。

　　《中国经营报》：现在中国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可以说是非常少的。即使中国这么大力度地扶持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依然不强。

　　金碚：企业的形成过程与企业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关系，企业有没有创新的动机最重要。中国那些经过打压冒出来的企业（如汽车行业的奇瑞、吉利等）竞争力就很强。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政府的政策着眼点和市场的作用力如果是一个方向，好处是可以释放出强大的力量，坏处是让竞争不公平。但一个成熟的经济必须依靠公平的竞争，政府的政策应该是市场有可能发生问题时的平衡器。市场如果是让强者更强，政府的责任就应该是反过来扶持中小企业，去平衡市场的力量。一个原则就是，如果市场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做了，市场不能做的事政府再去做。

　　中国的现状远远不是这样子，但现在很难判断好坏，因为中国的政府不是经济学上的政府，它的行为实际上是一个企业。企业的逻辑是只要法律不禁止就都可以去干，是创新的；政府的正常逻辑是只有法律让干的事情才能干，是不能创新的。中国的政府是创新型的政府，有高度的企业行为，所以地区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地方政府创造出收入后才有财政收入、才能做一些想做的事情，这同国外发达国家是不同的。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也仰仗于此。对国家来讲，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竞争秩序和竞争政策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构建竞争秩序比制定产业政策要困难得多，产业政策是差异化政策、歧视性政策，鼓励谁、限制谁都比较容易，只是涉及了经济体中很小的局部。而竞争政策的制定是相对比较难的，是面对所有的企业。现在中国还处于不发达阶段，确实还需要产业政策，但是中国一定要从主要依靠优惠政策、歧视性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倾向，转化到主要依靠公平竞争的道路上来。公平就意味着尽可能少的优惠，让大家面对同样的竞争环境。不然所有的企业都会因为规则不一样而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样企业就自然而然将很大的精力放在争取优惠政策本身，而没有更多的精力去搞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产业政策的危险性就在这个地方。

　　《中国经营报》：即使中国的有些企业在国际上已经具备很强的竞争力了，但是创新能力却似乎特别差，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金碚：中国企业从整体创新能力来讲，整体创新的成效并不少，特别是商业创新，但真正缺乏的是技术创新，这从长远来讲是限制竞争力发展的。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各方面的原因，比如制度原因。在国有企业竞争压力不强、管理者的眼界不远的情况下很难有技术创新。中国的企业领导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就一定会更换，那他为什么要用巨大的投资去完成一个几十年后才能产生作用的技术创新？也许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经历过工业革命的阶段，导致中国真正具有实业抱负的企业家很少，但从机制上讲是有创新动机的。总之构建一个竞争的环境是最根本的，我们以好莱坞为例，美国是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国家，但是为什么他们的电影业那么发达，就是靠竞争。

　　《中国经营报》：你觉得未来中国的企业最具备竞争力的应该是在哪一方面？改革三十年后，中国企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未来三十年，中国企业想真正崛起的话应该具备哪些因素？

　　金碚：从中短期来看，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可能会表现为若干种企业形态，不能否认在一定时间内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仍然是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代表，这个格局已经形成了，但他的弱点也是明显的；第二类是会出现一部分民营的或者混合经济体的企业，这种企业真正的主导者套用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的说法应该是一批“企业人”，不是企业家，也不是职业经理人；第三，中国需要有一个让中小企业做大的竞争秩序，这个秩序不是说要有稳固的大企业，让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界限分明，而是让小企业有做大的机会，要有这样的竞争秩序。美国现在的大企业都是从小企业做起的，因为社会给予了他们这样的环境，使他们不断有小企业做大，这种由小变大的企业是有很大的竞争力的，无论是谷歌还是微软。小企业有强大的创新动机，美国提供了让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够实现的环境，及容忍失败的文化和机制。所以从远期来看，真正有竞争力的是那些从小企业做大的大企业。

　　中国在文化特质上是有很多接近于美国人的地方，从经济学上来讲就是都具有经济人行为。发展经济学有一个基本原理，就是一个社会文化能否具有经济人行为是很重要的，即如果你有机会挣更多的钱，你会不会更加努力去工作？这是中国和美国人共同认可的，而不同于其他很多国家的理念，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东南亚经商成功的大多是华人的原因。（《中国经营报》助理研究员慕蓉根据录音整理初稿）

　　中国经营报记者：陈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