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打工者仍将短缺

　　解决打工者短缺办法：(1)扩大打工者年龄范围，吸引35岁以上农村劳动力；(2)取消住房、教育等歧视性政策；(3)提升工资水平；(4)提高劳动效率

　　文｜史晓霞(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2004年，中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因为这个一直被假定为“无 限供给”的资源似乎一夜之间具有了稀缺性。东莞宣告缺工，温州宣告缺工，莆田宣告缺工，就连对劳动力最不挑剔的新疆棉花农场主人，在2004年的拾花季节里也因为找不到足够的人手，只能看着丰收的田野忧心如焚。

　　“缺工”的消息刚刚爆出时，很多人并不相信，认为不过是个别地区、个别工种因为信息不畅而暂时招不到工人。但是，随着各地劳动部门调查报告的不断公布，用工短缺现象的真实面目才逐渐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实际情况是，这一情景甚至并不限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湖南和江西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短缺现象；供不应求的也并非主要是技能型工人，据东莞市劳动局负责人介绍，东莞用工缺口的70%是普通工人。

　　2004年9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课题组发布《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承认用工“短缺在局部地区客观存在，普通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女工相对短缺。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的企业缺工尤为严重。”

　　关于用工短缺的原因，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基于对原因的不同理解，人们对未来用工短缺现象是否会持续下去的预期也各不相同。本人认为用工短缺主要是因为农民工的供给受到人口总量的限制，2004年一些偶然的宏观因素则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这次用工短缺牵涉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许多基本方面，所以它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遇到人口“天花板”

　　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提法，中国有8亿农民(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仍显示乡村人口约有8亿)，人均土地只有一亩多一点，相对于4亿人的城镇地区，这应该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储备库，怎么能够说已经不足以供应城镇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了呢？

　　8亿农民这个数字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因为它并不能真实地反映农村劳动力的储备情况。首先必须搞清楚，这个数字统计的不是在乡村居住的人口，更不是在乡村工作的人口，而是户口所在地在乡村的人口。

　　众所周知，在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之下，农村户口的人想要获得城镇户口要么通过考上好的大学，要么通过挣到足够的钱买下城镇地区的房子。而占转移劳动力绝大多数的普通打工者不可能符合这两个条件，所以他们虽然在城镇单位工作，却仍然被统计在“乡村人口”中。要得到比较真实的“乡村人口”存量，需要把这一部分人以及跟随他们在城镇地区生活的子女、家属从“8亿”中减掉。

　　那么应该减掉多少呢？直接获取普通打工者人数的准确统计数字非常困难，我们只能根据多方面的信息进行一个大致的猜测。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提供的资料，2003年11月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到9800万，而且这个数字一直以每年5%的增长率稳步增长。照此推算，2004年外出务工农民应该已经超过1亿。其他统计口径得到的数字更大。

　　2004年初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26个城市2000多家企业的调查表明农民工占企业员工总数的59.8%。因为这项调查覆盖的行业和地区范围都相当广泛，所以基本可以相信它代表了整个城镇地区的员工性质分布状况。根据年鉴数据推算，2004年城镇地区就业人员人数约为2.89亿，那么农民工的数量就达到1.73亿。1.73亿包括的还只是在城镇工作的乡村劳动者，而没有包括这些劳动者的子女和家属。如果加上子女家属，“乡村人口”中的伪“乡村人口”不会低于2亿。这样看来，实际的乡村人口不是“8亿”而是不足“6亿”。

　　当然，6亿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必须明白这不是一个劳动力的数字，而是“人口”的数字。毋庸赘述，18岁以下的孩子和60岁以上的老人是不可能构成劳动力供给的一部分的(童工不合法)。事实上，外出打工的农民绝大多数年龄在35岁以下，35岁以上的城镇本地人找工作都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外地人了。有可能构成农民工供给的也就只有18岁到35岁的乡村人口。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为“乡村人口”的总数为7.84亿，其中13岁到30岁的人口有2.35亿，这一部分人口到2005年刚好在18岁到35岁之间，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死亡，2005年潜在的农民工最多只有2.35亿，这其中还包括了读书的孩子，孕育的妇女(每年约有1000万?2000万)，患病或残疾人口等非劳动力，以及乡镇企业职工、乡村服务业从业者等。减掉这些非劳动力和二、三产业劳动力，再减去已经在城镇地区工作的农民工1.73亿，余下的劳动力比例已经非常小了。

　　揭开8亿农民的面纱，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工的供给的确遇到了人口“天花板”，至少在现在的经济和制度条件下，增长的余地已经显著小于前几年了。

　　宏观因素的综合作用

　　用工短缺偏偏挑在2004年爆发，除了人口约束的逐渐趋紧之外，宏观因素也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宏观因素中最重要的是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国内的投资扩张，从而导致对低技能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增加。

　　珠三角和长三角一带的加工制造企业往年存在这样一种用工习惯，就是赶一批订单招一批人，订单做完，就把工人遣散，被遣散的工人于是就可以被其他有订单的企业雇用。这样一来，一定量的机器设备需求的总劳工人数就比较少。但是，2004年是全球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一年，带动我国的外贸订单激增，企业因没有订单而设备闲置时间减少，那么同样的资本存量吸收的劳动力也大大增加。

　　此外，2003和2004两年国内投资扩张速度很快，2002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比上年增长17.1%，而此后的2003年增长率就达到30%强，2004年1月?6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长31%，其中制造业的增长达到42%。这自然带动对劳动力需求的迅速增长。

　　综合这两种因素，劳动力需求增长非常快，如深圳，近3年来对外来工的需求每年增长10%。其他地区，尤其一些刚刚发展起来的内陆工业园区，因为基数小，增长率应大大超过10%。需求的增加，遇到供给增长空间缩小，突如其来的用工短缺就不难理解了。

　　对2005年的预测

　　一旦明白用工短缺出现的原因，分析它是否能够持续就有了理论基础。要知道2005年用工短缺会不会继续存在，只需要分析关键变量在2005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首先，人口约束在2005年不会得到缓解，道理很简单，因为人口是过去生育的结果，除非大规模的国际迁入发生(这不太可能)，实际人口状况与按照过去的人口数字推算的结果不会相差太远。前文我们已经分析过，2005年稍微有一点可能出去(即无非农就业，且身体健康，不孕育孩子)，而还没出去的适龄人口在总的适龄农村人口中比例将非常小，不会高于20%，从绝对量上看不会多于5000万。而且这20%中没有扣除种田必需的劳动力。由此看，希望通过农民工供给的增加来解决用工短缺问题并不现实。

　　其次，不能依靠宏观因素的变化减少对农民工的需求。国内投资扩张，虽然被人认定为过热，但仍然是国民经济强劲增长的象征和基础，所以农民工短缺难以成为政府实施收缩性的政策的强势理由。虽然如此，解决用工短缺的突破口仍然存在。

　　它存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扩大打工者的年龄范围，吸引35岁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参加到城镇劳动大军中来。因为35岁以上的人口对住房、子女教育，以及他们对土地权利的保留能力都有比较高的要求，所以要吸引他们，城镇要取消在外来人口的住房、子女教育方面的歧视性政策，农村要稳定土地产权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但是企业能否接受大龄员工，大龄劳动力能否摆脱对乡村的依赖仍然是一个问题。所以短时间内不能预期这个方面的措施会起到显著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企业会自行调节生产和技术，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农民工的短缺，企业之间(或地区之间)的竞争会使工资上升，工作条件改善，这虽然对打工者的供给影响不大，但是对企业的成本会有显著的影响。特别是“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企业，利润率本来很低，不过5%?10%，同时这些企业又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资成本的上升会给企业的总成本造成很大影响。一些效率不高的企业会因此亏损关门，仍然留在市场上的企业会在技术上动脑筋，以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按照供求规律，如果市场调节没有摩擦，仅仅工资上升就足以瞬间解决用工短缺的问题，不管供给是否有弹性。但是现实中市场调节是有摩擦的，例如由于信息不完全，企业主不能意识到劳动供给面发生的变化，坚持不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或者即使增加工资之后亏损了，却把亏损当成短期现象，采取观望态度，而不退出市场或者改进技术。再例如，技术更新需要一定的周期，短期内劳动密集型企业还将会是经济的主体。如果这些摩擦足够大，仍然不能预期短期内劳动力需求会有相应的减少。

　　综上所述，用工短缺现象解决的速度，依赖于制度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速度。不能排除在即将到来的2005年企业迅速做出反应，甚至反应过头的可能性，但是从常识判断，可能性比较小，所以用工短缺在2005年持续存在的概率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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