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为基建投资与老动能正名：打压基建投资行不通

　　为基建投资与“老动能”正名！——兼论中国经验将助中国战胜特朗普贸易战

　　杜建国（独立学者，专注产业经济发展）

　　近日，国家发改委审议通过了吉林省长春市第三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这是时隔整整一年后，发改委首次批复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而仅仅在一年前，2017年8月，已通过了批复并已开始施工的包头地铁被强令停工，理由是防范地方债风险，此后，暂停了所有城市轨道交通的审批。

（长春轨道交通规划）

　　也是在近日，铁总宣布今年铁路基建投资将会超过八千亿元，而仅仅在年初，铁总还说过今年铁路投资只有七千多亿元。现在是在明显地追加投资。

　　这是要通过大上基建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明确信号。

　　在中国，打压基建投资是行不通的。很遗憾，中国近年来却陷入了一个悲剧性（或喜剧性）的循环，一会儿打压基建投资一会儿又靠基建投资救急，这一幕反复出现，已成为常态。

　　准确地说，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越来呈现出如下面貌：一看经济有所起色、好转、回暖，就马上打压基建投资，将其污名化为粗放低效、加大债务风险；然后放言要靠新动能来拉动经济，可是，新动能纯属镜花水月，作用有限；等新动能失效经济下滑，则又不得不再次加速基建投资，靠老办法、老动能来解救自己。

　　下面我们来详细观察一下这一循环、轮回。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风雨飘摇，中国果断推出一揽子计划（基建投资是里面的重头之一）拉动经济（俗称“四万亿”），很快令中国经济止跌回升，星耀全球。中国逐渐有与美国平起平坐之感，也始自当时。

　　就在中国正通过四万亿拉开了与西方竞争对手的差距的时候，令人难以理喻的是，中国舆论领域却迅猛地掀起了一股贬低、丑化、诋毁四万亿的浪潮，将四万亿以及基建投资贬得一无是处，同时夸大其负面作用。在舆论压力下，中国政府于2010年四季度终止了四万亿计划，转而反其道行之，开始大搞紧缩，包括压制基建投资。

　　在全球尚未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的大背景下，紧缩政策见效明显，中国经济很快放缓。到2012年5月，经济已经下滑得很厉害了，这时候政府又不得不出台了小规模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

　　“（2012年）5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需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会议还明确指出，要‘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会后，中央以及地方的新一轮基建投资开启了序幕。”（见笔者观察者网专稿《谁让《纽约时报》们误判中国2012年经济政策？》）

　　但是，这次拉动政策的弹药用量很少，2012年中国经济增速为仅仅为7.8%，二十多年来首次跌破8%。转过年来经济很快便又陷入下行，2013年6月，发生了“钱荒事件”，现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一位专家当时甚至鼓动中国政府“不要怕硬着陆”。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政府拒绝了“不要怕硬着陆”的忽 悠，7月中旬，政府终于不再放任经济下滑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拉动政策，经济开始有所好转（见笔者2013年观察者网专稿《中国经济企稳回升靠的是什么？》）。

　　此后至今，一直是类似场景的反复上演。

　　2014年下半年，经济形势又变得很不妙了，于是不敢“保持定力”了，猛上基建投资来挽回局势。在10月16日到11月5日这21天的时间里，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复了16条铁路和5个机场共21个基建项目，这些项目总投资达6933.74亿元（《国家发改委21天内批复16条铁路5个机场 发力稳增长》）。

　　据报道，还没到12月，累计铁路投资额度就已经超过9000亿元，这比四万亿时期的8400亿的铁路投资峰值还要高（《10月中旬来超25条铁路项目获批 累计投资额九千亿》，新京报2014年11月24日）。

　　当年年末，“中国密集批准了基建投资超十万亿元，其中2015年开工的超过七万亿”，大量外媒纷纷以“中国走回头路来稳定经济增长”之类的标题来报道此事。

　　货币政策方面，也不得不由持续紧缩变为“开闸放水”，2014年11月22日央行实行全面降息，2015年2月5日开始全面降准。上次全面降准和降息还是在2012年5月和7月。

　　遗憾的是，这些补救措施来得太晚了。2015年的经济，现在想来都后怕。进入2015年后，不光经济增速下滑严重，而且发生了股灾，随后又是人民币大幅度贬值、外汇储备大幅度缩水。

　　2015年增速公布的数字是6.9%，但是，与其它指标相比，这一数字很难匹配。按照统计局的说法，2015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1%，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7%，这些指标如此之低，是如何支撑GDP增长6.9%的呢？对比2010年，上述三个领域增长分别高达23.8%、15.7%、18.3%，才带来了10.6%的GDP增长。再看2015年发电量、铁路货运量、进出口总量这三个指标，也全都是都负增长，在这三个指标都负增长的同时GDP却增长高达6.9%，这其中的链接逻辑不知是什么。

　　当时对“增长6.9为何发电量货运量却双双下降”这一矛盾，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经济升级换代了，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品在结构中占的比重更大了，同等价值的产品，生产手机比生产钢铁所需的能耗少、运力小，因此出现了发电量货运量双双下降而增长却达到了6.9%的局面。

　　这种解释貌似有理其实大谬，因为新消费品新产品与旧消费品旧产品之间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有了手机这一新消费品，依赖钢铁的旧产品的消费量（如汽车、房子）并不会因之而减少。手机+钢铁这两项的能耗、运力应该大于单纯钢铁这一项的能耗、运力，这才是符合事实与逻辑的解读。

　　危急时刻，中国政府再次祭出老法宝，靠降准降息、基建投资等老动能让经济挺过了难关。2015年8月，财政部公开讲“下一步将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提前下达2016年重大项目建设投资计划”。先是紧缩，压制增长，压制基建投资，结果等形势不好了，又不得不重新捡起投资这个老法宝，甚至把明年的项目挪用到今年来救急。

　　在以基建投资为代表的拉动政策的作用下，2016年经济开始好转，尤其是到四季度回暖的形势已经很明朗。2016年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包括住房、工业、商业、基建等）同比名义增长只有可怜的9.0%，而这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则高达20.9%。可以说，经济很大程度上就是靠基建投资强行拉动起来的。

　　这时候，本来只要顺势而为趁热打铁，2017增速较大幅度地高于2016是没问题的，可是，2017增速目标竟然比2016年定得还要低，从2016年的6.5-7%降为6.5%上下。

　　2017年，经济才刚刚回暖、走出低谷，就急忙给经济踩刹车（本文开始提到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不予批复就是例证），对此好多人大惑不解。

　　可是，即便如此，中国经济2017年增速仍旧达到了6.9%，终于止住了自2010年以来GDP增速年年下滑的趋势，首次转为回升。当初若继续趁热打铁踩油门而不是踩刹车，那么2017年增速恢复到8%上下是没问题的。

　　2017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给2018年定的总基调是继续紧缩、踩刹车，具体主要目标为去杠杆（即货币紧缩政策）。

　　不料，2018年风云突变。

　　一方面经济增速下滑。8月14日统计局公布了1—7月份的数据。1-7月份，全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5798亿元，同比增长只有可怜的5.5%。2012年之前的前十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速每年高达25%，现在只剩可怜的5.5%了。如前所述，本来经过2014——2016年的低谷后，中国经济在2016年四季度已经开始回暖，若趁热打铁，那么2017年增速可以达到8%上下，2018年也可以继续保持好势头。

　　可是，经济稍有起色时，又大搞去杠杆，唯恐经济高增长了（央行官员、经济学者徐诺金将这种观念与做法称之为“恐高症”——恐惧经济高速增长）。

　　统计局网站明确指出：“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快速回落是导致投资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1-7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5.7%，增速比上半年和去年同期分别回落1.6和15.2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挑起了贸易摩擦，国际竞争的压力空前加大。近期官方重要会议明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7月31日政治局会议）。在此压力与背景下，官方不得不改弦更张，不再强调去杠杆了，而是改称“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甚至明确承认“去杠杆初见成效，我国进入稳杠杆阶段”（7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同时，开始为基建投资开绿灯，“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7月31日政治局会议）。

　　这是政府首次将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列入“三去一降一补”中“补短板”的重要内容，又回到了貌似拙朴无华但是却又无比实用有效的老路子上了。

　　近年来舍弃“老动能”，倡导“新动能”，结果，“新动能”虽然名声显赫但是华而不实不顶用，最后关头还是得靠“老动能”来补台、救急；一旦经济好转回暖了，便又把老动能丢在一边，再抬高新动能，然后再变糟再向老动能救急。2010年以来总是这样循环、轮回、折腾，造成了如下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与反差：

　　中国一面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利于自己的资金与技术帮助其它国家建设基础设施，一面却已压制自己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当特朗普对中国的基础建设羡慕不已并想以中国为榜样重振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时，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却被媒体与经济学家贬得一文不值，扣上了“粗放低效”、“过剩产能”、“重复建设”、“加剧债务危机”、“不可持续”等一些列罪名；不光美国，现在日本官员也大力招商引资，要建中国产业园，吸引中国投资。从日本到美国，全世界都在学中国，大上工业与基建投资，荒唐的是，现在反倒是中国自己最鄙弃自己的成功经验与劳动成果，把本国的工业化与基建贬斥为“过剩”的“僵尸”。

　　“僵尸”啊！这得有多大的仇，才能用这样的词汇来攻击中国工业、中国企业、中国技术？

　　近年来，中国财经媒体的舆论主流就是贬低、丑化中国过去的高增长的成功经验。本来，投资拉动经济是经济常识，可是，在中国舆论，投资竟然被弃之如敝履，尤其是基建投资更是沦为众矢之的。中国的高增长，本来是又快又好，既有数量又有质量（当然也不是说毫无瑕疵），结果被丑化贬低为“粗放低效”、“光有数量没有质量”（我早在2012与2013年就通过《别低估中国的高度制造业》《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等文章得出这一结论了）。

　　在贬低“老动能”的同时，这类舆论又鼓吹什么能带来“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消费拉动、第三产业拉动、创新驱动之类的华而不实的新名堂。

　　再来具体看一下几年下来这套新名堂、新理论的实际效果。

　　“越鼓吹消费拉动，消费总量提升就越慢。荒唐的事不止一件。2016年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只有9.0%，比一季度回落1.7个百分点，这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则高达20.9%，也就是说，2016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得以维持6.7%，很大程度上是求助于传统的‘铁公基’这张牌的结果。可见，贬斥投资的‘消费驱动’根本经不起实践检验，根本无法促进经济增长；‘消费驱动’不见效，最后关头，不得不靠大量增加基建投资来拉高增速。越是鼓吹消费拉动，越贬低基建投资，最后却是越要指靠基建投资来挽救危局，来把自己拖出泥潭。”（摘自我2016年观察者网专稿《警钟：居民收入跑输GDP 降速提质行不通》）

　　2018年1-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只有区区9.3%。反倒是被嘲笑为片面依靠“投资拉动”的“四万亿”年代（2008、2009、20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却分别高达22%、15.9%、18.8%。消费拉动这一套，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全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至于创新驱动，伴随着经济增速下滑，中国的科技研发经费的增速也在快速下滑。2012年之前，中国科技研发经费每年增长20%以上，近年来都跌落到不足10%了，而研发经费增速的下滑，必然影响科技创新的成果。

　　如“消费驱动”一样，片面强调“创新驱动”的结果也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悖论。这两年乍一看科技成果很多，其实大都是过去的巨大投入到今天才开花结果的。我早在2012年与2013年的系列文章中就指出了如下事实：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其实有力地推进了科技进步而不是相反；将增长、将投资与科技创新割裂、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增长与投资最有力地推动了科技创新，创新又将带动投资（否则就不是有实用价值的创新），如上马新式芯片制造工厂就一次性需要几百亿元的投资；若经济增速与投资增速明显下降，那么科技研发活动将会因此而受到明显拖累；降低速度，只会导致质量随之降低而不是提高。

　　强调一下，笔者绝不是反对加强科技创新，而是反对那种将科技创新与增长、投资对立起来的伪经济学观点。

　　与此同时，在工业、基建、投资遭到诋毁与嘲弄的同时，六年来传统的金融集资诈骗却披上了“金融 创新”“互联网金融”的外衣，被当作新生事物而得到鼓励大行其道。近期，各地的p2p诈骗平台密集垮台，受害者如此之众，从反面证明当前流行的“创新驱动”论的荒谬（笔者发表在北大商业评论杂志2012年第5期上的文章《经济犯罪免死理由不成立——金融改革不会消除“吴英式骗局”》准确地预见到：若对吴英免死、放纵集资诈骗，将会带来巨大危害。）。

　　至于鼓吹第三产业驱动，这纯粹是为了贬低中国的工业化而编造出来的理论，对其批驳可参阅我2013年的文章《第三产业占比高未必是好事》、2017年文章《克服实体经济困难 还得靠中国经验》等。

　　大家都知道，贵州过去是中国最穷、经济最落后的省份，那时候，贵州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远高于第二产业即工业；近十年来，贵州经济表现抢眼，大上投资，以“工业强省”与“大交通战略”为核心突破口，一举扭转了贵州的落后局面，工业比重日益增加。我不明白，中国的媒体人与经济学家为何对这铁一样的现实视若无睹，依旧鼓吹什么消费拉动、第三产业驱动。

　　笔者并非是事后诸葛，比如早在2012年，笔者就撰文《中国应继续用投资拉动经济》（中国企业报2012年7月31日），明确批驳了那些贬低投资、贬低基建的流行观点（林毅夫教授也很早就对消费驱动论进行了批驳）。六年多过去了，好不夸张地说，笔者的观点完全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而那些花里胡哨、有名无实、似是而非的“创新驱动论”、“消费拉动论”、“第三产业拉动论”则不止一次地实践被证明是错误的、失败的。

　　最后，笔者再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下有关投资与基建投资的常识。

　　第一、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与主要因素。消费拉动、创新驱动等都是媒体流行概念，任何严肃的经济学著作里都不认可这样的说法。投资与消费，是正相关关系，投资增速快，消费总量增速也快；投资增速慢，消费总量增速也慢。

　　第二、基建投资，不光能在当时拉动经济增长，而且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成后又能持续促进整个经济体运转效率的提高。

　　第三，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兼有有力推动技术进步的功能。

　　第四，基建投资不光具有投资功能，同时也兼具扩大需求的功能，在全球经济低迷、外部需求疲软或贸易战的背景下，更应该发挥基建投资的这一作用。

　　第五，目前，一方面中国基建缺口依旧不小，一方面中国同时拥有资金、技术与人力这三个条件，应该抓紧时机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7月26日，在山南市川藏铁路拉林段施工现场，李克强总理在了解工程进展情时明确指出：“这条川藏大通道对西藏发展和生态保护等意义重大，也有助于培育西藏发展新动能，是看准要干的事，要加快全面开工建设。目前中西部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推动有效投资补短板，不仅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也可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乌鲁木齐已经开工的地铁，2017年被强行停工，甚至一度传闻遭到回填。难道乌鲁木齐不需要地铁？乌鲁木齐现在常住人口已经有四百多万，机动车保有量截止2018年3月已经超过了107万辆，属于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最高的城市之一，地面交通拥堵严重。对此，修建地铁完全是必要而急需的，可是，竟然也被下马了。

　　当然，并不仅仅是中西部地区，东部发达地区尽管经过了几十年的快速建设，但是基建缺口依旧存在。东北与关内的高铁大通道为何至今没能建成？北煤南运一直紧张，为何不多建重载铁路？保定天津为何至今不通铁路？两广间交通不畅的局面为何至今未能根本改观？

　　缺口还多的是。

　　抓紧干吧。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要树立理论自信与道路自信，要重视并继承发扬中国经济发展既有的成功经验，要避免受那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观念的误导；要敢于承认：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全球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才是既有速度也有质量、又快又好的。……以往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或手段，如货币的、财政的、产业的、基建的、地方政府的，等等，虽然有瑕疵、有不足、并不可不免地带有副作用，但是其利是远大于其弊的，这些政策、措施未来仍旧可以继续发挥其作用，当然，要尽可能地做到趋其利避其害。”（拙文《克服实体经济困难 还得靠中国经验》）

　　只要中国无比庞大的国内需求被调动起来，只要中国有十年前出台“四万亿”时那样的决心，只要中国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忽冷忽热、尽量减少一味猛踩刹车最后又不得不猛踩油门那样的折腾，那么，中国必将战胜由蛮不讲理的无赖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摩擦挑战。

责任编辑：万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