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新版负面清单:机遇与挑战共存
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强化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将为中国本土企业同时带来发展机会与竞争压力,也将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完善。
张建平 晏银晨
张建平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晏银晨 商务部研究院实习生
在逆全球化现象日渐明显的形势下,中国日前发布并即将实行的新版《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是我国在投资准入具体制度上的进一步重大改革,是新一轮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强化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将为中国本土企业同时带来发展机会与竞争压力,也将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与完善。
从国际角度看,负面清单的缩短有利于深化国际投资合作,推进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包容精神,为“一带一路”国家到中国投资、分享中国这个大市场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缩短负面清单将强化市场竞争
负面清单的缩短有利于促进更大范围内的中外企业竞争,从而推动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运行产生阶段性变化,传统人口红利弱化、传统发展动能衰减,国际分工与合作的低成本优势逐渐丧失。缩短负面清单、扩大外资准入将会强化市场竞争,刺激本土企业通过开放和创新以提高企业和产品竞争力,有效促进供给侧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增外资在中国65%投向服务业,近35%投向中高端制造业,外资在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
当然,外资的进入势必对我国本土企业带来竞争压力。我国本土企业需要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提高企业发展水平与素质,从而在宏观层面培育出新的国际竞争优势。
鉴于目前中国很多制造业和服务业规模不断成长壮大,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而坚持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道路也与我国“十三五“的发展理念相符,因此,这次扩大对外资的市场准入不会对我国相关产业发展构成显著冲击。
缩短负面清单将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经济体制改革
负面清单的缩短也将促进我国政府职能加速改革。一方面,政府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和审批、核准职能减少,意味着简政放权,政府的角色将更多地从事前监管切换到事中事后的监管模式,形成政府职能聚焦制定规则、服务企业、发挥裁判员角色的新机制。
另一方面,引进外资的关键在于创造公平、透明、便利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因此政策的成功施行也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提高效率、明晰管理手续、简政放权,将政府职责的重心从微观管理和直接干预逐渐过渡到宏观调控与市场监管,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外资监管方面,更需要完善监管体系,既不能过度约束、以审代管,也不能忽视监管不足所引致的风险。因此,针对新开放的外资准入领域,我国政府需要梳理并根据实际情况修订外资管理及行业法律法规。
同时,要积极发挥11个自贸试验区和北京服务贸易开放试点的先行先试的功能和作用,加快贯彻落实新版负面清单,激发外资企业投资积极性。
缩短清单将推进全球化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采取负面清单的外资管理模式,而我国新版负面清单长度已接近世界主要经济体,符合国际发展趋势。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中国通过扩大外资准入,坚定地表明了推进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的决心,践行“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化进程。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于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意义重大。新版的负面清单中,显著扩大的服务业开放是一大亮点。负面清单对中间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比重将产生显著影响,意即现代服务业提供流程更加细化,容许并鼓励更多国家参与,紧密联系各国服务业,推进区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
新版负面清单通过放宽更多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将会激励外资以商业存在的方式在中国提供产品和服务,降低信息技术、金融、商务等服务业的贸易成本和外部不确定性,从而推动服务贸易量的上升。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细分与和现代服务业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将为世界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以“开放合作、市场运作”为原则。负面清单的透明性特点能够进一步促进市场开放和自由化,减少权力寻租,为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更友好的投资环境,加速资本、市场、服务、人才在“一带一路”区域和世界范围内进行最佳配置和流动。
“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要引导中国企业走出去,也要为“一带一路”国家创造资本进入中国的机遇。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的缩短为更多的外国企业提供了分享中国广阔市场的机会,为外企带来高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也为中国深化改革、推动新一轮的高水准对外开放积累了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万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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