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选：富豪不应是守财奴

　　本报记者　谢 岚

　　2007年10月10日，英国人胡润第九次发布了其编制的“百富榜”。

　　当初的50人，到今年已增至800人，胡润预计明年有可能成为“千富榜”了。 富豪的数量在增加，他们的财富也在激增，第50名的财富已经从1999年的5000万元激增到今年的120亿元，首富的身价更是首次达到千亿级。今年上榜企业家的平均财富为42亿元，比去年增加了100%，其中前50位上榜企业家的平均财富则比去年增长200%。800位上榜富豪的总财富达到了34452亿元，相当于去年GDP的16%，而2006年上榜的500位企业家的总财富为1.1万亿元，相当于前年GDP的6%。

　　对于各类富豪榜的纷纷出台及其引起的一些相关现象和讨论，记者也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蒋选教授。

　　记者：今年26岁的杨惠妍成为胡润百富榜上的首富。杨惠妍人称“地主”，最大的优势就是地多。从总体上说，地产业富豪也占了百富榜的相当比例的位置。您是怎样看待这种现象的？

　　蒋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出现通过不同产业或不同途径起家的富豪，譬如李嘉诚一开始也是搞房地产起家的。只是现在飞涨的房价，让人们对靠房地产发财的富人都没了什么好感。当然这个问题从根源上来说还是出在我们国家住房制度的改革和住房政策上，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

　　记者：很多人把此类富豪榜又叫做“杀猪榜”，“偷税漏税榜”，您觉得为何会出现这种说法？

　　蒋选：这是目前收入分配格局不够合理、不够公正的背景下造成的。如果收入分配制度大家认为是比较合理公平的，那么谁上这个榜谁就光荣。为什么几乎没人嫉妒

比尔盖茨和李嘉诚发财？因为在那样一个制度下，财富是由他们自己奋斗创业而来的。但在我们收入分配制度不够合理的情况下，不断攀高房地产价格使得低收入群体，甚至一些中等收入群体已经不堪重负，所以大家对富豪，尤其是

房地产业的富豪，肯定是有看法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若我是富豪，我是绝不愿意上这个榜的。

　　记者：存在就有其合理性，那您觉得这样的富豪排行榜又有什么样的正面意义呢？

　　蒋选：中国出现这么多富豪，并且张榜公布，广而告之，在过去本来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一方面中国人历来爱“藏富”；另一方面，也担心这种财富占有的巨大差距造成的心理失衡。现在既然能做这个事情，而且一做就是好几年，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如果通过调整和改革，使收入分配逐步合理，特别是低收入者和无收入者的基本保障得到完善，那么社会对这种富豪榜的连续公布，负面作用会小一些。

　　记者：会有什么直接的促进作用吗？

　　蒋选：促进作用的话，短时间内我看不出来。出来这种富豪榜，人们一定要想：上榜的人是干什么的？譬如是搞高科技，像比尔盖茨那样的，就会鼓动人们去创新致富。随着社会进步，将来或许人们的想法会改变，不仅仅是通过财富的增值贬值来致富，而是通过自己积极地创造价值而致富。这样，“富豪”就可以起到鼓励创新、创业、创造财富的正面作用。

　　记者：从榜单上看，出现了很多非常年轻的新一代的富豪，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蒋选：这是很自然的。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多致富的机会包括近来股市持续走牛，还会产生一批新的富豪出来。我觉得进步在于，最初还是依靠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些机会，譬如开始允许搞私营企业的机会、对外开放允许向国外投资的机会、房地产开发的机会、资本市场开始发展的机会等等。而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靠投机致富的比重会越来越少，最终还是要靠科技、知识、人才和创造。致富的技术含量、知识含量所占比重会越来越多。这些新的富豪与上一代在知识结构上是不一样的。当然，也有部分年轻一代是通过继承父辈的财产成为富豪，但是继续成为创造者还是“守财奴”，也是不一样的。

　　记者：榜单上也有一些通过继承而获得财富的富豪，您对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发展和家族财富的传承是怎么看的？

　　蒋选：中国有句老话，说富不过三代，家族的财富无法持续地传承下去，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道理很简单，子女继承家族财产容易有依赖感，很难保持继承父辈创业奋斗的精神，更不一定具备创业和经营的才能。所以，有很多明智的富豪把家产的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捐献给社会，做了慈善事业。这里还涉及到

遗产税的问题，遗产税会影响家族财富的处理方式。我国目前还没有开征遗产税，世界各国对遗产税也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我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开征遗产税还是利大于弊的，应该适时推出，以影响家族财富的分配。